青年作家、河南同乡王庆民致作家刘震云先生的信（删减版）
“我认为，每一个家乡是河南和中原的人，尤其社会知名人士、有影响力的人，都有为家乡发声、替父老乡亲呐喊的责任。我希望您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作为河南人和中国人、一位知名作家的责任。”
尊敬的刘震云先生（并致郭建梅女士）：
我是家乡在河南省、现居住在德国的青年作家王庆民。
在谈文学和其他事宜之前，我先要跟您讲一件事。我和您不仅是河南老乡，出生地还和您家乡延津县相距极近，和您爱人郭女士是同一个县，也就是延津县紧邻的滑县。我家人有不少亲戚在毗邻的延津县王楼乡及其他乡镇。可以说，我们算是同乡中的同乡了。
我从幼时就喜欢阅读，例如看老一代人的教科书、小人书、旧的报刊杂志，逐渐形成了对于文学、时政、历史、军事等方面的兴趣，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和报刊杂志。
中学时候，我喜欢在新华书店读书，开始阅读到您的作品，也知道了您是延津人。因为是同乡，所以我读起您的作品感到颇为亲切。您讲的很多故事，都有一定的河南特色，塑造的人物也有河南人的一些典型特征。而小说讲的历史背景和事件，也是在河南发生的，很多正是在延津、滑县、濮阳、新乡、安阳等豫北地区发生的。例如《故乡天下黄花》提到的“牛市屯”，我猜测应该就是以牛屯镇为原型命名的吧。还有《一句顶一万句》里也多次提到滑县等地。我人生前20多年都在这些地方生活，当然非常亲切。
当然，我喜欢您的作品，并不只是因为我和您是同乡、作品有河南和豫北特色，更重要的是您的作品风格、深度、价值，都让我喜爱和佩服。
例如您大多数作品都是采用白描手法，或者说不加以太多文辞和技巧修饰，平铺直叙又不乏趣味。这正是我特别喜欢的现实主义风格。我认为这能够最大程度呈现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不是像“魔幻现实主义”那样矫揉造作、以艺术加工夺舍了事实本体。当然我也尊重其他艺术与文体风格创作者，但我个人是喜欢白描的。
您的《新兵连》、《塔铺》讲述河南农村出身的孩子当兵、考学的事，来源于您的经历和耳闻目睹。而这些故事和人物，也是1970-1980年代（当然也可以前后拓展更长时间）河南千万青年共同的经历。在人口密集、千篇一律的河南，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亿万人的人生。无论是军营里的纯洁与龌龊，“老肥”、“元首”、“李上进”、“王滴”、“我”的军营众生相，还是恢复高考后的希望与混乱、有的同学考上名校、有的同学为救父亲嫁人而弃考、有的还写大字报试图效仿张铁生……这些不仅是故事，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她们真实的人生。
上学苦，当兵苦，可都不比种田苦。河南人大多数祖祖辈辈都是在土里刨食，即便现代化了，农民还是常年在地里劳作。当兵和上学，是农家子弟为数不多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和干部的机会。哪怕其中当兵和上学的绝大多数，在学校和部队也是陪衬角色、需要继续为生存、为了立身成家拼命的干活、不得不钻营。农村女性比男性更惨，不能考学，那往往只能嫁给不喜欢的人、生多个孩子、时常被家暴、每天辛苦直到死亡。甚至考上一些一般的学校，也还是要回到家庭主妇和苦劳致死的命运。像您和您爱人这样能够考到北大、彻底改变人生的，寥若晨星。
您的《一地鸡毛》和《温故一九四二》是相对最为知名的，被许多人推荐、也改编为影视剧。这两部作品我当然都拜读了，对您从细微处讲国人生活、回顾家乡历史悲剧，是颇为佩服的。
“一地鸡毛”正是国人在89“风波”之后走入精致利己时代下生活的写照。人们不再热切的关心国家大事，生活的琐碎、生存压力、在家里家外的私人纠葛，成了国人生命的主旋律。当然，即便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年代，在89之前，人们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只是还有一些理想和激情。如今物质丰富多了，还是“一地鸡毛”。
而1942年大饥荒，这和1960年前后的饥荒一样，都给20世纪的河南留下深深的创伤，老几代河南人内心都有深刻记忆。这些记忆是不应忘记的，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普遍遗忘、压制。您能够写出来、引起关注和拍成影片，让更多国人世人了解，让河南家乡人不再沉默，本身就功莫大焉。
不过，我最喜欢、最赞佩的您的作品，是相对不被公众关注的《故乡天下黄花》。
毫不夸张的说， 《故乡天下黄花》可以说是河南人的历史史诗。虽然讲的故事并非宏大的叙事（但背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制造的宏大的苦难），人物都是豫北小老百姓，事情很琐碎、人物多卑微，可这正是河南人在20世纪共同经历的苦难、枯燥、跌宕、真实。两大地主村绅家族斗法、民国动荡、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中共得势、饥荒、政治运动、改革开放……这些是河南人的共同记忆、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是亿万中州儿女命运的素描。
我想，如果有一天《故乡天下黄花》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从头到尾演绎书中的人和事，那将是比《静静的顿河》、《乱世佳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都更加丰富和动人的东方影视史诗和群像。《故乡天下黄花》里那些卑琐的人，与《哈姆雷特》《荷马史诗》中那些豪杰，本质是有着同等的尊严、同样无限的人生可能、同样参与了无数动人故事的人。现在《故乡天下黄花》和其他关于河南的作品，之所以没有那些名著知名和广为讨论，根底也是河南、中原的话语权不足、独立性与独特性被埋没。这是不对的、需要改变的。
我比较喜欢的您的另一部作品，是《我叫刘跃进》。您描绘的刘跃进的既平凡又传奇的人生，以及北京从上层到底层诸多社会人物的描摹，小人物们在“天子脚下”的求生，读起来很是引人入胜。您的白描不止是白描，也有巧妙的加工，让文字风趣、更为可读。
另外，您的《官人》、《官场》讲官场故事，也是我感兴趣和多次阅读的。我对于许多涉及社会和人性黑暗的，有着某种格外的探究和思考欲。您笔下的县委书记金全礼，既有官味又有人味，比其他许多官场小说都更多生活味。
总体上，我最喜欢您以白描的、平铺直叙的（但又不失幽默，引人入胜）讲述历史与现实人物和故事的小说。而您以超现实手法写的《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以及较为戏谑化的《我不是潘金莲》也颇有趣，但我个人就没有像对《故乡天下黄花》、《塔铺》、《新兵连》那样程度的喜爱了。（我对另一位河南作家、出身豫西的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也比较熟悉，同样是更喜欢他写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太喜欢他的“神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关于您的作品、文学方面的讨论，我以后还会给您写信，以及写书评、文章、短评等探讨，在此就暂时不讲太多了。
我虽然读了您许多作品，又与您是同乡，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您、与您直接对话、向您请教。乃至我现在还不知道，您老家具体在延津县县城还是哪个乡镇。在2015年，我去北京时，曾经去过您挂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找您和阎连科先生，但大楼门卫告诉我你们常年都不在，可能一年就有几天会去一次。我那时也没其他联络渠道，2018年之后又出国。所以，迄今我都没有机会见到您或与您联络。
有幸的是，去年10月份……
我之所以很希望与您联络，既是希望能够探讨文学、家乡、人生，也更是想与您商讨我们家乡、河南中州、整个中国的命运与出路，并做些实际的事。
或许我这样的话说的有些大，但我确实是在想和在做这方面的事。
您出身在豫北的乡村，当过兵，又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些年著作甚丰，也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旅行，数十年来阅历丰富。所以，您当然是非常了解家乡河南和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历史与现状，也完全明白家乡父老和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还有中国与外国的差异和差距。您的爱人郭女士，作为人权律师和女权活动家，也必然深知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不公不义，妇女等弱势群体受害多深。另外一位河南的伟大女性，去世不久的高耀洁医生，也揭露了河南“血祸”中种种黑幕，如许多染上艾滋病的人绝望的死去、遗留孤儿的艰难生存。
而各种人权侵害和悲剧显然不是个案，也不是只靠个人维权可以解决的，而是制度问题、大环境、多种原因综合导致的问题。不从根底上和整体上解决，那就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各种苦难还会继续，我们的同乡还要在被压迫和愚昧中浑浑噩噩的生活与死去。
而2020-2022年三年封城隔离，“清零政策”，又导致了多少人权侵犯、自由丧失、失业破产。其中种种恶行，与清末义和团、文革时红卫兵，又多么类似。历史又在循环。国人的处境也继续恶化，中下层苦不堪言。
我在致德国各界及其他人士的信里，就简单列举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自毛泽东时起，就有数千万人被杀死和饿死。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但人民缺乏权利与尊严，且大多数民众仍处于贫困状态。
自2013年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禁止言论和媒体，迫害政治抗争者，使用酷刑、监禁、骚扰等方式对待反抗的人民和各种弱势群体。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郝劲松，就是最典型的四位良心犯。而实行的对抗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更是导致中国人权侵害广度扩大、深度加深，经济衰退、大量民众失业破产、恶性暴力事件频繁……
中国蓝领工人工作在缺乏劳动保障、需要长年加班工作的“血汗工厂”，而白领阶层也需要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即“996”；
中国的农民，不仅要做繁重的劳动，大多数人还非常贫困，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约合130欧元），超过60岁每月仅100多元（约15欧元）的退休金；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学生（尤其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四川省、湖南省等地的中学生），需要从早上5:30学习到晚上10：30，期间吃饭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每两个星期才能放一天假期；
中国的许多服务业者，尤其个体经营者和家政人员，没有尊严，如同仆人一样为既得利益者服务，许多还被城市管理人员驱逐、被雇主欺凌甚至性侵害；
中国的妇女，大多数都遭遇侵害和不公不义，还有些遭遇长期的家庭暴力，但却求助无门，处在绝望中。她们上学和工作（包括家庭工作）中也遭到各种歧视和压榨，不能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地位、尊严、报酬，乃至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中国的残疾人，大多数都不能正常上街，因为环境太不友好，只能在家中苟且偷生，且往往受到家人的暴力和虐待；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自由和快乐，为生存而生存，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都是缺乏或者低质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半生都在挣钱偿还房贷，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往往全家倾家荡产，许多老人因为无钱养老和看病而自杀；
……
这一切应该改变。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汉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中国、亚洲、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后来因为内部的压迫和外部的入侵，它遭受巨大的伤害，走向歧途。”
（信里还有很多内容，很长，就不摘录了）
而我们家乡河南省以及周边几个省份的平民百姓，在中国百多年的动荡中，是受害最深、最被忽视、最无话语权的地区群体之一。这块中华文明发祥地、诞生过无数文人武士、古都古迹密布的文化中心，黄河母亲抚育的中原大地，因为种种原因，却成了倍受损害、践踏、忽视之地，人民或水深火热、或唾面自干、或行尸走肉、或得过且过，总之充满不幸的活着与死亡。他们也没有独立性和话语权。即便像您的《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山西李堡村的奎生那样有才气的人，也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没有了外国人那种放松和活力，鼓点再响，心还是麻木的心。
相对于香港、新疆、西藏、北京、东北、四川……都有一定文化独立性与族群意识，河南人及周边华北华中各省，如“山河四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及安徽、湖北等省，都在毫无族群凝聚力、没有话语权、愚昧无知、没有抗争能力的一盘散沙中。所以这些地方和这里的人，被轻易的任意揉捏、践踏、剥夺。这里的几亿人民，都成了权贵集团巧取豪夺、予取予求的廉价劳动力、人肉电池、工具。
1960年代的大饥荒，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吃不上粮食、大批饿死，是比“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更不公更残酷的写照；今日河南及周边省份作为“世界工厂”，为北上广和欧美日韩提供廉价产品，自己却只有微薄的工资，富士康工人制造无数苹果手机，但大多数人自己却买不起苹果手机。虽然如今物质上比1960年强多了，但本质仍然是非常不公的。
我觉得这样的现实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我们一样应该有尊严、有获得知识和自由生活的能力、有抗争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应该像欧美日韩的人们那样幸福生活，而不应该被剥夺、被愚弄、被压榨。而我们这些有一定发声能力的人，更应该为这些乡里乡亲、弱势群体，发声和呼喊。我们也应该建立像港人、台湾人、维族、藏人那样的共同体，让河南这一亿人、“山河四省”三亿人、汉地汉族十多亿人，团结共进，争取权利、捍卫利益与尊严。这样规模的人们团结和动员起来，那将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而且，影响全球的气候危机，也正在并将继续深深影响河南和中国的自然环境，让家乡的气候迅速恶化。在全球变暖、气候危机的作用下，无论是洪灾、干旱、超高温，都将更加频繁的在中国中原出现、在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发生。2021年河南郑州等地洪灾就是例子。最近河南又面临高温和干旱，许多农作物被毁。这些都在显示气候异常越来越频繁、越发直接危害人类。这就更需要早日让家乡人民觉醒、获得民权，否则在更多灾难面前、在不负责任乃至故意隐瞒和淡化气候危机问题的政权下，家乡父老将承受更多祸难。
您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更可以利用您的影响力，来更多的为河南、为中国书写、做活动、救国救民。当然我知道您已经写了许多反映家乡、讲述中国的作品。但或许还需要更多，以及如何让这些写作更加具体、更加真实的促成大众的觉醒和现实的改变。河南人民也需要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这既需要思想的启蒙、情感的聚集，也要现实的组织、精英的引领。
如果能够让一亿河南人觉醒和抗争，乃至让周边河北、安徽、山东、山西、湖北，“山河四省”等中原及周边省份几亿人民不再沉沦，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历史、权利，了解自己与世界，那么将是多么巨大的改变现实、促进自由人权的力量。
我也知道，您和您爱人郭建梅女士，已经为言论自由、捍卫人权，做了许多许多事。只是我觉得，面对同胞历史上巨大的苦难、当今国家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做的更多更有力。
在万马齐喑、人们普遍精致利己、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如今，太需要有人站出来呐喊、做事了。即便并不公开呐喊，默默做些能够促进根本改革的事情，那也是伟大的。我并不认为激进革命是唯一出路，只要体制内或者中国现有空间下，能够给予改良的余地，那么就要改革、支持和参与改革。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和现实、历史、政治，是不能也不应分割的，而是紧密相关的、要“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也不应只在象牙塔和书斋里，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几千年有志为国为民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共同秉持的座右铭。在古代文学家里，我更喜欢杜甫这样忧国忧民者、辛弃疾这种愿做实事者，而非李白那种只顾自己潇洒者、陶渊明那种隐居避世者（虽然我也了解陶渊明从出仕到隐居的经历和转变的苦衷）。
只是这样为民请命、为国干城的人，越来越少了。疫情三年，文学界知识界，只有方方、江雪等寥寥几人发声、记录，且其文字仍有局限和不足。而另有的激进派或另类自由派，言辞激烈却言之无物、走上歧途。这同样不会利于中国变革和民主人权。
所以，我颇为希望您能够通过……来促进现实的改良、拯救家乡的大众。当然我完全明白中国现实环境的压抑、抗争的艰难。做什么当然还是要考虑自身生存为前提。但我总是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即便无力改变现实，起码无愧于心。我在海外做了很多，虽几乎没什么用，但起码是一种声音、存在、宣示。这本身就是价值。
总之，我觉得国人不能再麻木和沉默下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精英尤其要做先锋。就像1989年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对外国记者说的“It's my duty”。
尤其我看到香港人、台湾人、新疆维族、西藏藏人，在海外都有团体、民族/族群意识、归属感，他们肯为无亲无故的同族陌生人抗争（甚至牺牲自由和生命），大家互帮互助、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人能够连结和团结。“身份政治”也是如今全世界各族群都在利用的、很能动员人们团结抗争的利器。
而华人、国人、汉人一盘散沙，或者只有亲政权的侨团（这些侨团也并不在乎同胞权利和生活）。在国内，汉人、河南人、江南人，往往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中的中下层更是像孤魂野鬼一样的活着和死亡。香港只有600万人、维族一千万人、藏人200万人，都能形成影响世界的巨大声势。中国大陆汉族有十几亿人，其中河南就有一亿人，是香港人的40倍、维族的十倍、藏人的80倍，却没有独立的声音，影响力不及港台疆藏的万分之一。还有像许多国家的族群，如伊朗人、巴勒斯坦人、亚美尼亚人、提格雷人……其族群人口远少于中国人、汉人，但却颇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归根结底在于他们有族群意识和团结。
河南和周边各省，是人口最庞大、话语权却最小（几乎为零）的失声者。苦难不为人知、诉求不被倾听，人们从生到死，都没有作为有尊严人类的灵魂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浑浑噩噩、内卷内耗、随波逐流。这是不应该的。反过来，如果河南和周边中原各省民众，乃至全国十多个汉族省份的人民，都觉醒和凝聚，其影响力将是港台疆藏等地区的十倍不止，全世界都没有匹敌的力量和影响。
我经历过绝望和悲剧，深知孤立无援、一盘散沙的恶果。所以我更希望由您及其他知名人士，做连结家乡人、国人的纽带，有共同体的情感、力量、声音、所属。
现在的海外也有一些自由派、反对派、反体制人士，但他们很多价值观是极端的、扭曲的，他们反对体制，却又信奉另外的邪教、崇拜别的偶像、走入另一种歧途。很多人还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把执政党和人民混为一谈、仇恨自己国家民族，虽也有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他们显然不能担负拯救国家民族的重任，不能救民于水火。很多人还心术不正甚至心地险恶，擅长内斗、排挤、陷害，并不是促进中国进步的可靠力量。所以，中国更为需要温和、理性、博学、正直的人士和组织。河南有一位人权律师、民权组织“公盟”领袖许志永先生，就配的上中国民权领袖之位。想必您也听说过他。可是他两次被判刑，已蹲了七年牢狱，还将在监狱再度过起码十一年。
我觉得应该有人继承许志永先生的精神、勇气、志向，前仆后继，改变现实。当然在方式上，未必要以许先生那样遭遇牢狱之灾的巨大代价的方式去做，而是可以更加委婉曲折、“曲线救国”。这样，既避免自己和家人被利维坦制裁，又能为民权民生做事。
我个人……
我之所以付出很大时间、精力、金钱，舍弃部分写作时间，去做线下的事，是因为我觉得，相对于文字写作，线下活动更加真实、有冲击力、感染力，能够感召更多人以实际行动改变中国。
不过……
但也正是这些苦难，让我比其他许多人更加体会了民生疾苦，尤其中国大陆汉族人的苦难，也更加感到改变现实的必要和迫切。上流社会的人或许能看到现实，但难以感知苦难的细节和程度，不能明白改变现实的急迫性。我则是深刻体会到了。但我经历了苦难、体会到绝望，也意味着处在社会中下层，缺乏足够的身份地位和条件，缺乏了改变现实的能力。
……
我也知道您的爱人郭建梅女士，不仅在国内律师界和女权界享誉盛名，也长期参加国际人权活动，包括得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女士的接见和提及。郭女士也为中国女性做了非常多的实事，品格高洁，让我敬佩。我在一系列人权海报中，有关于中国女性的苦难与抗争的内容，列举的中国女性，就包括郭建梅女士。
（此处有大量省略）
我认为，每一个家乡是河南和中原的人，尤其社会知名人士、有影响力的人，都有为家乡发声、替父老乡亲呐喊的责任。我希望您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作为河南人和中国人、一位知名作家的责任。
还有好多话，但这封信已经很长了，所以就暂时不说了。总之无论作为您的粉丝、同乡，还是志同道合者，我都希望与您更多沟通交流，对文学和社会现实做些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以希对家乡和中国的改变起到一些有益作用。
我也再次就您与您的爱人郭建梅女士这些年的成就、尤其对于中国人文发展和人权事业的巨大贡献，而向你们致敬。
祝您与您的家人平安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王庆民
2024.6.13
（因涉及一些隐私及其他不便公开的内容，本文有大幅删减。完整版已通过其他人转发给了刘震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