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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哉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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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哉邓公



今年是邓小平120年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以高度的热忱来纪念这一世纪伟人。

仅从三方面来探讨邓公的历史贡献。

第一,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温饱难题。

历史上看,由于地少人多,加上天灾人祸,传统的种植业一直未能满足人们果腹的需求,即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有饿殍遍野。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决策失误,和平时期竟发生了三千万人死于饥饿的人间惨剧。连当时的国家主席都发出悲鸣:人相食,是要上书的!饥饿是上世纪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邓公的伟大,在于他审时度势,即时解散了束缚人性的人民公社制度,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后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把农村的部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参加来料加工等国际分工,赚取外汇,从粮食出口国购买粮食,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解决了老百姓吃饭问题。现如今,国人不仅可以吃到美国的玉米,加拿大的小麦,连澳洲的牛排,龙虾都被端上餐桌。比较6,70年代城镇居民每个月20斤粮食,半斤肉,二两油的短缺时代,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简直难以想象!

民以食为天。仓稟足而知荣辱,让老百姓吃饱饭才是一切政治正确,文明进步的根本。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实践来检验任何理论的价值。邓公的这一理性主义的哲学光芒,打破了强加在国人脑袋上的思想轾栲,让国人恢复本真,重新思考个体在历史中的存在意义,而不是盲目追随和崇拜。为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癫狂。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以仁爱,广济天下为号召,内里则实行贫民,愚民,弱民,扰民,辱民的政策,以维持统治。到了邓公这里,以人为本,让每个人追求自我价值才开始得以实现。当然,这也只是个开始。

第三,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一个庞大的,年收入从5万到30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国际视野的中产阶级。他们深知,只有法治社会,才是他们未来及子孙后代福祉的根本保障。所以,中产阶级是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主要力量。试想,当一个有产者书柜里藏放着价值百万的房产证时,他们想的是如何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并把社会资本这块蛋糕做大,使自己也多分一杯羹。如果再来一场劫富济贫的革命,重新洗牌,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他们将重新陷入共同贫困,重新变得一贫如洗。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想再发起一场运动,把他们拥有的财产收没,他们群体必将殊死抵抗,因为历史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也不应倒流。这是共识。

我们颂扬邓公的丰功伟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其实也是个凡人,有自己的局限。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在正确的时间作了正确的事情。他把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扳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如此而已。

往后的路要怎么走,这是后来人要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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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6)
  • 当前共有6条评论
  • fangbin

    不过是老毛那套搞不下去了,向中国人民让了一点步,在经济领域给了人民一些自由,没有什么可以吹捧的。凡是对六四持不同见解的在党内实行逆向淘汰,造就了习的上台。所以楼下说的好:邓有那么好,不会产生习这样的货色,正是妙语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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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ngbin 回复 gskhgd

    邓有那么好,不会产生习这样的货色。

    说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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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蔚河

    习贬邓好多年,特别是有意放纵民间毛左肆意攻击丑化老邓,抵毁改革。现在高层高调纪念邓公,说明他复辟老毛那一套做法已经快混不下去了,赶回来报佛脚求变。但是只要习抱终身制不放,中国改革开放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前景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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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skhgd

    邓有那么好,不会产生习这样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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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黎老高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瞭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档。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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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黎老高
    邓小平出身于巴蜀士绅家庭,家里拥有四十多亩良田,收取佃农的租金。当时,佃农租种的份地多在两到五亩之间。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是广安当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爷)。文明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显他的新党色彩。保路军兴,他在本县积极回应。蜀军政府宣布独立后,他为本县编练民兵。他在袍哥和党人的派系斗争当中失败后,又办起了丝厂,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属于共产党定义的阶级敌人。

    邓文明好赌好色,以此败家。他因为输钱,不得不出卖产业,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新派士绅一样,让邓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为好色,娶了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内部的不伦之恋,弄得邓小平不得不背井离乡。(《戚本禹回忆录》13.3《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第158页)邓小平在法国仍然并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上。勤工俭学的主办单位说他不肯干活,不宜雇佣。他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支部,也不把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放在眼里。他们一度相信法国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会爆发,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颠覆活动,结果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

    共产国际赞赏邓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进莫斯科孙文大学进修,跟蒋经国同一个班。北伐期间,他为冯玉祥培养军官。清党以后,他奉命发动广西的兵变。兵变一败涂地,邓小平仓皇逃回上海。前委书记陈豪人指责他临阵脱逃,他不得不写检讨。(《七军前委报告》)随后,他在瑞金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随波逐流)。国民党收编红军以后,他做了刘伯承的政委。1939年,组织为他安排了主妇。

    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大小姐,在红军过境时跟父亲的火腿一起被缴获。红军把多余的火腿分给沿途的穷人,把多余的女人带到了瓦窑堡,经过适当的改造,在延安分给了长期饥渴老干部,开始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卓琳的父亲及时逃走,结果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继续在白区剥削劳动人民,最后在土改当中,死于革命群众的专政。卓琳已经脱胎换骨,自然不会理睬没落阶级的残余,此后一直陪伴邓小平及其初恋,发挥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尔什维克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式,确实是资产阶级无法理解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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