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她选择了叛逃

说到古典音乐中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相较于激昂阳刚的勃拉姆斯和贝多芬来说，门德尔松与柴可夫斯基好像更具优美婉约的阴柔气质，也更适合由女性演奏家来演奏。

最初聆听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从苏联小提琴家穆洛娃（Viktoria Yurievna Mullova）开始的。她演绎的门德尔松堪称与作品绝配，旋律异常优美，千肠百转，如泣如诉，让人难以忘怀。

想当年，穆洛娃青春靓丽，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有着精致的面庞。2001年英国《卫报》记者蒂姆登门采访她时，她已年届41岁。蒂姆这样形容采访穆洛娃时的情景：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她的门铃。音乐评论家们时常会对某位艺术家感到敬畏，而这位俄罗斯出生的小提琴家总是让我着迷，她的表演如此激烈，技术如此大胆，难以用语言描述。她很漂亮，很有魅力，散发着一种宁静，与她演奏时情感的浓烈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穿着十分休闲的黑色羊毛上衣，搭配宽松的棕色裙子，看起来惊艳极了。我问她是否喜欢时尚？‘当然！’她笑着说。我坐在沙发上，她给我泡了杯咖啡。房间很大，宽敞，通风。桌子上放着一件中国古董花瓶和一尊佛像。我问她：‘你是佛教徒吗？’她优雅地摇了摇头：‘不是，但你看那佛像的侧面，很美，你不觉得吗？’”

这就是西方记者眼中的穆洛娃。当时，距离她1983年从苏联叛逃到西方，已经过去整整18年了。

说到那次叛逃，真可算作是一件令全球新闻界震惊与瞩目的大事。那时的穆洛娃只有23岁，而且一年前她刚刚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的金奖。

叛逃那年（1983）的穆洛娃

穆洛娃1959年出生在莫斯科附近，她的父亲是一位从事航空流体力学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她从4岁就开始学琴，或许是因为年龄太小，老师要求必须有父母陪伴才同意教她。结果父亲不仅成了她的学琴帮手，而且自己也学会了小提琴。

之后，她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校和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大师科冈（Leonid Kogan）。不过穆洛娃后来坦诚地回忆说：“尽管科冈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似乎对音乐会比在大学里教书更热衷。也因此，我实际上是在他的助手手下学习了八年。”

1980年，穆洛娃在芬兰赫尔辛基国际西贝柳斯小提琴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接着就是1982年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的金奖。

她在回忆起当年苏联这个准宗教国家的音乐教育时，用了噩梦般的经历来形容，她说：那段经历充满着虚伪，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然，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共产主义，那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场戏。我知道我要离开，我把自己假装成是个天真的女孩……”

穆洛娃天性独立，不循常规。她几乎不看别人对她演奏的评论。在她看来，所有评论者对同一首曲子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所以看他们的评论是件痛苦的事。穆洛娃还提到了广受乐迷爱戴的已故天才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他因为在伦敦指挥的一场音乐会所受到的评论大感伤害，以至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举办过音乐会。”

也许正是这样的个性，才会成就她毅然决然叛逃西方的传奇故事。

穆洛娃说：“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当然，这取决于你的力量、意志以及天赋和能力。”

这应该是她选择这条极不寻常的成长道路的最好说明。

尽管柴可夫斯基比赛为穆洛娃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却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公开演出机会。说到叛逃的原因，穆洛娃向媒体表示：“我离开是为了追求事业，因为在这个国度里，我的艺术自由受到了许多限制，我没有机会展示自己。尽管赢得比赛后我得到了很多承诺，但却什么也没实现。国内的官员希望我只演奏几场音乐会，然后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继续学习。我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他们却替我做主，拒绝了许多出国演出的邀请。”

的确，由于她没有积极参与苏联好公民所必须从事的政治活动，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在各大城市或与最负盛名的管弦乐队合作演奏的特权，更不允许她经常出国旅行。

每当提到当年她的那次特殊行动，西方记者总是将其形容为是一次戏剧性的叛逃，有着如同冷战时期间谍惊悚片中的情节。

为了那次出国旅行，穆洛娃花了几乎整整一年时间进行策划，也就是计划着如何逃跑。要知道，当时的苏联，出国十分困难，而且当局总会在你出国期间，确保你的家中必须有一名成员留在国内，比如父母、孩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像是被扣留的人质。

1983年，穆洛娃申请去芬兰的巡演终于获得批准，她随后聪明地请求当局，让乔丹尼亚（Vakhtang Jordania）担任她的钢琴伴奏。

可事实上， 40岁的乔丹尼亚是她的男友，并且曾是一位在国际上获奖的指挥，他还担任过列宁格勒广播电视管弦乐团的指挥。只不过，自从他1971年在西柏林赢得了卡拉扬指挥比赛之后，他始终不被允许出国演出。

既然乔丹尼亚的身份并非钢琴家，那么为了演好这个预先策划好的故事，已经20年没有练过琴的他，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开始苦练钢琴。穆洛娃说：“两个月后，他练习得足以让他可以成为专业钢琴家了。”

不知是因为克格勃的疏忽，还是这位23岁的“天真”姑娘装得太像，反正这对情侣出国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拦阻，他们如愿开始了在芬兰的巡演。穆洛娃回忆：直到开往芬兰的火车真正驶出站台，她才确定此次的出国已经成为现实。而按照常规，当局是绝不允许情侣一道出国的。

在苏联文化专员的陪同下，两位音乐家于 6 月 26 日抵达芬兰。

乔丹尼亚毕竟不是职业钢琴家，这让巡演始终存在“露馅”的可能。穆洛娃事后说：“他假装是我的伴奏者，可终究演奏经验不足，你能想象吗？与一个随时可能穿帮并停止演奏的伴奏者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要知道，离开苏联既困难又危险。你必须 100% 地投入。如果计划失败被他们抓住，那将是西伯利亚......”

7月2号，行动开始了。

先是乔丹尼亚对监视他们的克格勃官员说，穆洛娃因为酒喝高了，无法参加庆功宴。接着，她们化了妆，戴着金色的假发设法避开了苏联导游，带着最近两场音乐会的全部收入和几件小行李离开了库萨莫的酒店，同时，他们将那把价值连城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留在了酒店的床上。

接应他们的是芬兰广播公司（YLE）的记者库鲁米斯（Jyrki Koulumies），他在摄影师的陪同下，开着一辆租来的车，拉上穆洛娃两人一路狂奔，穿过边境抵达了瑞典。当时，芬兰和瑞典两国的边境是开放的。

他们原打算直接进入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可没承想正好赶上是周末，大使馆关闭。当时的瑞典警方对待这两位年轻的叛逃音乐家，就像对待其他来自东欧集团的政治叛逃者一样。他们建议这对夫妇周末待在安全屋里，直到美国大使馆开放。由于他们的照片此刻已经上了当地及国际报纸的头条，他们只能用化名在安全屋里待了两天。

后来穆洛娃提到这段经历时说：“我们躲了两天。而且那个周末我们连续三天没吃东西，就连这，也成了头条新闻。”

在美国从事经纪人工作的哈罗德·肖（Harold Shaw），曾在柴可夫斯基大赛录像带中见过穆洛娃，在得知她叛逃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并向美国官员保证，穆洛娃在这个国家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几天后，哈罗德·肖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见到了穆洛娃，两人一拍即合。哈罗德·肖后来成了穆洛娃在纽约的经纪人。

9 月，穆洛娃获得了政治庇护。

获得自由的穆洛娃最初仍然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据她周围的人说，经过最初的几天之后，围绕着穆洛娃的那些紧张和不信任情绪才开始缓解。哈罗德·肖回忆说：“每天都能看到她的变化，忧虑少了，又重新回到了音乐，她之后的演奏，显得更加自由和温暖。”

穆洛娃在移居欧洲之前，与乔丹尼亚一起生活了两年，只是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叛逃后的穆洛娃远离政治，她唯一一次与国际政治的接触是在多伦多。一场音乐会后，两名男子认错了人，邀请她上车，似乎是想劝说她返回苏联，但被她拒绝了。

数年后，穆洛娃对于这次逃亡说了一句充满反思的话：“其实离开并不需要多大勇气，而留在那里却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才行。”

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人们，都知道她在说什么。

叛逃后的穆洛娃在西方声名鹊起，从1983年逃离苏联至1990年，她平均每年举办 80 场音乐会。与她合作过的全球顶级乐团包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以及旧金山交响乐团等。

1990年她搬到了维也纳。众所周知的是，穆洛娃与已故的指挥大师、柏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阿巴多在维也纳共同生活了四年。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开。穆洛娃回忆起那段岁月时平静地说：“那是一段重要的关系。我们有一个儿子。”特别是当回忆到与阿巴多和柏林爱乐乐团在日本巡演期间所录制的勃拉姆斯协奏曲现场时，她异常兴奋：“这是克劳迪奥（阿巴多）的主意，当时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录下来呢’，他甚至将所有的独家条款都准备好了……当时是电视上的现场表演，我吓坏了。但当我开始演奏时，我表现得很好。”

说到叛逃，上世纪那些年代从共产国家逃离出来的艺术家不少，包括中国的马思聪。

而在前苏联，真正在冷战时期开创叛逃西方的第一位艺术家是努里耶夫。他是当时苏联乃至全世界最璀璨的芭蕾舞明星舞蹈家，1961年6月，23岁的努里耶夫在随队前往法国巡演期间，以极端的方式选择了叛逃，最终抵达英国。又是23岁，冥冥中似是巧合。

接着，是基洛夫剧团的芭蕾舞传奇舞蹈家娜塔莉娅·玛卡洛娃，她于1970年叛逃英国。还有，同是基洛夫剧团的苏联最年轻的芭蕾舞冠军、台柱子米哈伊·巴瑞辛尼科夫，他于1974年叛逃加拿大。

选择叛逃的当然不止艺术家，就连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也于1967年叛逃美国。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记录前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生传奇的《见证》一书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如果不是因为严密的监控和限制，他也会成为逃离苏联、奔向西方世界的艺术家之一！

《见证》一书，具有冷战年代西方阵营对付苏联的文化武器之功效，它不仅成为从苏联逃往西方的那些艺术家群体的某种注脚，也一直被作为“自由世界”证明其自身优越性的有力佐证。

2019年9月10 日的《新西兰先驱报》，在介绍当年度访问新西兰的最大牌古典音乐明星时，用了“共鸣”这样的字眼。那是因为作为大牌明星的小提琴家穆洛娃和钢琴家阿什肯纳齐。他们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俄罗斯人。阿什肯纳齐多年前与一位芬兰人结婚后定居芬兰；而穆洛娃则赢得过西贝柳斯小提琴比赛第一名。他们的音乐会特色，是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更重要的是：阿什肯纳齐于 1963 年逃离了苏联；而20 年后的1983年，穆洛娃本人也选择了逃离。

如果感兴趣，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观看穆洛娃演奏的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十分精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QdRGc0nhY

对于穆洛娃如今的祖国——俄罗斯，尽管已经逃离了 40 年之久，但只要一提起这个国家，她仍然怒不可遏。2023 年 2 月，回到芬兰的穆洛娃对芬兰广播公司的记者说：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回到俄罗斯。我讨厌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所作所为。不知为什么，普京成功地做到了斯大林所做的一切。人们认为他是拯救俄罗斯的神。难以置信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在穆洛娃的四个祖父母中，有三个是乌克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

俄乌战争期间，她没有与俄罗斯的亲戚联系，也不想与他们联系。因为穆洛娃一提到这件事就非常气愤。

当然，她也很少回到俄罗斯演出。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