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杨荫榆、郁达夫、卢冬生和张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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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郁达夫、卢冬生和张泽石
马悲鸣
一、杨荫榆
《维基百科》称：“杨荫榆（1884年—1938年1月1日），在无锡出生，中国教育学研究者、教师。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在御茶水女子大学）得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系学士、硕士。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因强硬处理学运而遭受非议。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因杨荫榆公开抗议其暴行而将她杀害。”
杨荫榆因不满包办婚姻而逃回娘家。婆婆非常厉害，先是派轿子来接，不成，更是亲自上门来。杨荫榆躲在母亲的床后面不愿见人，被婆婆揪出来，要强行带走。
杨荫榆不再示弱，撕破了脸表示再也不会去婆家，从此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件事，父母对杨荫榆也很厌恶。幸好在哥哥的帮助下，她又一次回到了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并从此终生未嫁。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说了一句至理名言：“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
因为没有钱，娜拉可能又回来了；要是真想一走了之，一定要有经济基础的保障才行。1925年鲁迅发表小说《伤逝——涓生的手记》，算是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注脚。五四青年涓生和子君虽然自由恋爱结婚，没有包办问题，但终因“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而劳燕分飞。
就在1923年的《娜拉走后怎样》和1925年的《伤逝》之间的1924年，学成归国的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当了鲁迅的顶头上司。
杨荫榆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她不同于文艺创作出来娜拉和子君两个虚构人物，而是在现实中真的出走。
《娜拉走后怎样》？看看杨荫榆：走回校门，学一门专业，自谋生路！杨荫榆1918年考上教育部官费留美，学成归国教书并当了校长。
杨荫榆在担任校长期间要求学生专注学业，不要过问校外政治；视旷课参加社会活动为不正之风，严加阻拦；引起学生和老师们的反感。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旷课参与校外活动的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
杨荫榆只干了一年半，就被迫于1925年8月辞职。
1926年，获得苏联大批军援的冯玉祥在和奉系军阀打内战时，为防获得日方舰船支援的奉军经海路在天津登陆，而在大沽口外大量布置俄式水雷，严重影响海运贸易航道的安全，因此受到当年八国联军诸国的通牒抗议，因为根据《辛丑条约》规定，该段地区不得设防。
当时尚未联兵北伐[1]的国共两党就以此为名，携带用棍棒等凶器做旗杆的小旗去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抗议，伺机施暴。八国抗议冯玉祥布雷，去段祺瑞执政府抗议底事？！
“骂不还口”没问题，但如果“打不还手”的话，暴徒真把卫兵打死怎么办？
“骂不还口，打必还手”美国就是这样。警察执法时如果遇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有权开枪自卫。
执政府门前私藏凶器的抗议最终酿成“三一八惨案”，卫兵被迫开枪，射杀了47名学生，其中包括女师大的刘和珍君。此时距离杨荫榆去职只有八个月。设若杨校长仍在，焉知不能控制住学生不被国共两党煽动而去执政府门前闹事？而89年私占公共场地的学生要是能起杨校长于地下，阻止他们的非法割据，又安知不能防止六四的武装驱逐？
去职后的杨荫榆辗转到长三角地区教书。
1937年8月9日国民政府设伏在虹口机场狙杀了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司机斋藤要藏，引发了淞沪会战。
调查虹桥机场事件的日军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登陆，国军败退。日军紧追不舍，直下首都南京。
南京城破后于1937年12月13日－1938年2月间发生了著名的“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严重的屠杀持续了7周，其中前3周特别严重。
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后的三周，就到了1938年1月3日了；而杨荫榆就死在1938年1月1日，南京大屠杀特别严重的前三周之内；但地点不在南京，而在苏州。
苏州并没有发生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开始时，攻克南京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正在苏州养病，闻讯派了17名宪兵去南京维持秩序。12月17日，松井石根率华中方面军到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式”。此时南京大屠杀刚进行到第四天。
12月22日，松井石根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此时南京大屠杀进行到第二周（12月21-27日）。1938年2月7日，松井返回南京，进行为期两天的视察工作。他召集了包括朝香宫和柳川在内的下级指挥官，对未能防止“过去50天内发生的一系列恶性事件”表示不满。估计南京大屠杀亦到此时结束。而杨荫榆已经死去28天，还没“断七”（49天）。
因鲁迅的《寡妇主义》等文章支持女师大风潮，而使杨荫榆校长名誉扫地。她的侄女杨绛临终前写下了三姑母最后的死讯；而时代又正好进行到“那个叫鲁迅的终于从教科书里滚蛋了！”杨荫榆一变成为骂敌而死的民族英雄。
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在1938年的元旦，两名日军将杨荫榆骗出家门，等杨荫榆走到桥上的时候，从背后开枪射杀了杨荫榆；在杨荫榆中弹摔进河中后，还又补了几枪才扬长而去。”（见《杨荫榆：被夫家唾弃，被鲁迅批判，被日军射杀，一生别扭又笨拙》）
既然杨荫榆是被两个日本兵骗出去杀害的，又何来“骂敌而死”？
实际情况是，由于战事紧急，日军在进攻南京的路上加强沿途兵力和指挥后勤单位的部署。由于一时补给不足，便从中国老百姓家里“搬”了不少家具。姑苏古城，尽有古式家具藏于民间。正如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因商贸船只到达港口的就地销售；历代下来，通州民间藏了不少好家具。
杨荫榆的家具也被“搬”走。老百姓的家具被“搬”，敢怒而不敢言；当然，主要还是语言不通。但杨荫榆不一样，她是大学教授，还留过日，自己去日军司令部要求归还家具；一张嘴，竟是地道的东京腔。就如讲英语的伦敦音似的；一下就把日本军官惊呆了；当即归还了她的家具。
杨荫榆成功要回自己的家具后，邻居一看，也要求代为说项。杨先生也愿意帮忙，说了一回，便也归还了“搬”走的邻居家具。
须知，这征集家具是军官下令，士兵干的。一旦军官答应了杨先生索还的要求，岂不证明了士兵的错误，违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于是发生了两名日军士兵把杨荫榆骗出家中，走到桥头射杀的事件。
说到底，是杨荫榆的日语太好了。日本军纪又严；士兵怕杨先生在军官面前用东京腔告自己的状。这是日本常见的“下克上”。九一八就是下级参谋石原莞尔不报东京批准的自行其是。日本派遣军直下南京也没事先获得东京批准。更何况当时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时，苏州多杀了一名中国女的，不会引起太大风波。杨荫榆是被骗出来杀的，现场没有“抗议”和“骂敌”。
日本军官能够听从杨先生说项，归还“搬”走的家具，说明日军还能遵守“八项注意”[2]里的第三条：“借东西要还”。
二、郁达夫
还是《维基百科》：「郁达夫，本名郁文，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满州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岁丧父，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曾先后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之江大学预科（因为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杭府中学（与徐志摩、厉麟似是同班挚友）。1913年随兄长郁华赴日本留学，初入旧制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前身之一），1919年11月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至1922年毕业回国。
他虽然修读的是经济，但文学活动不绝，在留学期间阅读了不少外国小说，以俄国、德国小说居多。1921年，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写作小说。该年10月15日，首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内容畅述留学日本时迷恋日本女人的故事，故事也刻画了主角因孤独、性压抑及对中国的矛盾情结所产生的复杂心理结构，轰动中国文坛。」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6月初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居于当地华侨蔡承达的房屋，并在当地人协助之下开设酒厂维生。
附近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得悉赵廉是当地唯一懂日语的华侨，希望他当翻译。郁达夫不收日军薪金而自愿充当日军翻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印度尼西亚人和华侨，但却引起当地人的许多误解和不满。
1945年，日军已发现他的真正身分。日本投降后不久的某个晚上，郁达夫突然神秘失踪，其失踪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怀疑他被日本宪兵杀人灭口（享年五十岁）或被当地抗日民众作为汉奸秘密惩办的说法都有。虽然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研究得出了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下令杀害的结论（写成专书《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但由于铃木拒绝公布据说私下承认参与此事之日本宪兵的具体个人资料，所以学术界还并不能把这种说法当成定论。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郁达夫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一。」
说到底，郁达夫遇害和杨荫榆一样，就是因为日语太好了；让和他交涉的日本占领当局听之惊讶；若非东京腔，恐不至于非要杀掉他不可。
日本“终战”于1945年8月15日。两周后的8月29日晚，郁达夫被骗出门，就此失踪；和两名日本兵骗杨荫榆出门一样。9月17日，郁达夫被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估计连尸骨也未能找到。
三、卢冬生
还是先查《维基百科》：「卢冬生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佃农家庭。少年时，曾在陈赓家当放牛娃。1925年，他加入湘军第41师，1926年参加北伐，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来到武汉。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后，卢冬生在陈赓的影响下，于7月下旬离开武汉到南昌，投奔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1927年8月，他参加南昌暴动，随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后来，他在起义部队第二十军3师6团1营任陈赓的副官。会昌战斗中，陈赓左脚受重伤，他冒着弹雨救护。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随陈赓经香港到上海，联系上了中共中央机关。1927年12月，经陈赓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冬生后来成为红二方面军贺龙的爱将，率部长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合影，前排右起贺龙、朱瑞、李井泉、王震、关向应、贺炳炎、甘泗淇。后排左起张子意、刘亚球、廖汉生、朱明、陈伯钧、卢冬生
「赴苏学习
抗日战争初期，他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未到任），不久便调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冬因健康状况，经中共中央安排赴苏联疗养。1939年3月，他被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1941年9月，纳粹德国向莫斯科进军，林彪率卢冬生等在苏学习人员坐火车经外蒙古回国，10月到达外蒙古库伦，由于中蒙边界道路受到破坏，受阻于库伦（乌兰巴托旧称）一个月。由于林彪是以一一五师师长赴苏联治病的身份公开出境的，可以坐飞机通过公开渠道回国，其余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则属于非法入境，无法乘飞机回国，只好滞留外蒙古。卢冬生和刘亚楼因俄语较好，进入驻蒙苏军担任参谋。1943年，卢冬生、刘亚楼和杨至成至苏联远东军区伯力，至（到）步兵88旅工作。
回国及遇难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他随苏联红军回到中国。11月16日，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到达哈尔滨，当晚在大直街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卢冬生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半夜11时左右会议结束，卢冬生带着陈云的一名警卫员为陈云拿行李。返回途中，遇两名违纪苏军士兵拦路抢劫，卢冬生被枪杀。」
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军纪不好；强奸、抢劫不断。苏军在西线反攻德国时强奸沿途各国妇女。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向苏联抗议，遭到斯大林斥责。在中国东北，他们也强奸妇女，主要目标是战败国的日本女人。日女怕遭强奸，就化妆成男的，乘火车撤回日本。半路上来苏军，见不到女的，就摸弱小乘客的胸脯；一旦摸到乳房便行强奸。
战败一方的百姓遭受战胜国士兵的强奸抢劫，在所难免。想想南京百姓遭受的强奸抢劫，还有屠杀。
其实在白人眼里，分不太清日本人、朝鲜人还是中国人；也听不懂语言。那些没化妆成男性的中国妇女便成为更容易识别的强奸对象。
情况反映到苏军占领当局。高层军纪严厉，便下令，一旦发现强奸，立刻枪毙。而证明强奸的证据就是拿来强奸者的军帽。军帽上印着该士兵的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等重要个人信息，以备受伤抢救输血和阵亡辨认尸体之用。从此，一旦中国妇女遭遇强奸就抢军帽。而苏军士兵一旦军帽被抢，立刻下跪求饶，中止强奸。
卢冬生路遇苏军士兵犯纪律时，当即用俄语制止。他和刘亚楼一样，当时都是苏军少校；虽然俄语流利，但长相却是中国人。两名苏军便骗卢冬生跟他们去司令部走一趟，半路将其杀害。因为如果见到上级军官，卢冬生用俄语讲出他们的劣迹，以苏联军法之严厉，免不了枪毙。
说到底，卢冬生的遇害和杨荫榆、郁达夫一样，因为俄语太好了，才被骗走杀掉。
卢冬生不死，上将保底。
四、张泽石
张泽石（1929年7月—2021年3月18日）四川广安人，生于上海。1946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最初的志愿是为中国造出原子弹，但眼见国民政府当局过于腐败，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第二次国共内战。
《维基百科》：「1951年，张泽石于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538团担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写《战斗快报》，3月21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5月21日，第一八〇师遭美军击败，张泽石被俘，转送第86战俘营。张泽石在战俘营中担任战俘总代表与翻译，协助战友与美军沟通。（中略）
1954年，张泽石与其他俘虏被遣送回中国大陆，之后被撤消党籍与军籍。经历反右斗争与文革的迫害，1981年平反，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于2021年3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下面的文字也是从网上抄的：「走在战俘队列中那天，从小就感情充沛容易流泪的张泽石一开始哭得很厉害。“我们是正义之师，怎么会被打败？我怎么成了俘虏？为什么不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怎么向组织上交待？”自小只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部队里又以“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为纪律榜样，耻感和无望压得他别无选择，只想夺枪拼命。
正当这时，突然前面有美国兵叫嚷起来，紧接着听到枪声。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忽然往山脚跑去，美国兵喝令站住的话他根本听不懂。美国兵见朝天鸣枪示警无效，眼看就要压平枪口。张泽石急得出列大喊：“不要开枪，他那是得了痢疾要去大便。”
押队的美军少尉惊讶于他的英语：“哦，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张，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停战谈判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回家的希望，是暗夜的微光。自己的语言能力，让他意识到保护同袍难友是他的责任。从对一己前途关注的混沌中略微清醒过来，张泽石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来：“当初在清华参加革命，不就是从‘反美抗暴’开始的吗？那就接着‘反美抗暴’吧。无非是从正面战场又转到敌后战场，我干过敌后斗争，我应当不要害怕。”
“在我采访过的400多志愿军战俘中，张泽石是第一个，在被俘当天就能从想自杀、逃跑、不知前途何在这些状态中摆脱出来，明确要在战俘营里跟敌人斗到底这么一个人生方向的人。很难想象他还不到22岁，在那么大的灾难面前能那么清醒。”说这话的是部队作家吴金锋，他采访志愿军战俘的30多本采访笔录，现存于中央军委档案馆。
被俘次日，在被押往水原的夜行卡车上，张泽石抱住了想要跳车自杀的538团作战股长韩洛夫：“你看前边后面那么多车灯，我们有多少难友现在陷入这种灾难里面，我们死很容易，但谁来照顾他们、领着他们去跟敌人斗呢？”
其实，在上这辆卡车之前，张泽石就已经有过一个可以独自脱身的机会。“前方临时战俘收容所”的布鲁克斯上尉欣赏张泽石的英语和为难友的服务精神，对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张泽石拒绝了。“我的人格、自尊心不允许我去当‘汉奸’，那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决定的。再一个是看到陷入巨大痛苦中的难友，我心中那种不忍和同情。我是可以自己离开，去享受比较自由安逸的生活，在那样残酷的战火中间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护。但是我做不到，我想要跟我的难友在一起。”」
由于战俘营翻译工作的需要，1953年9月6日，最后一批一百多名被交换回板门店这边的战俘中，张泽石最后一个被扶下车。
几天后，在开城志愿军医院，他流着泪代表六千名回国战俘向贺龙元帅带领的入朝慰问团致辞：“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珍视‘祖国’这两个字，为了重新获得这一切，我们愿意忍受苦难，拼死斗争。”9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张泽石的名字。
结果呢？
美国兵没有因张泽石英语好而把他骗出去杀了，而是成全了他的爱国之心。反倒是他拼命热爱的祖国把他当成“让祖国蒙羞”的“叛徒”劳改歧视了大半辈子。
什么也别说了！
英语学得多好都没事。日语、俄语要是学得太好了，没准会有日本人、苏俄人怕你泄密而把你杀了。
[1]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
[2]《八项注意》：1、说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人骂人；6、不损坏庄稼；7、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