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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往事:中南海诊所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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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往事:中南海诊所女医生


2018年6月回国期间母亲过世后,有一天在家里整理父母留下的旧照片,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一页一页都是父亲自己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很明显这是父亲晚年时期专门为自己整理的个人照片专集。


在其中一页发现这张单独粘贴的照片:



从小开始懂事时就见过我家有一本红色封面的影集,里面有家里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其中就有这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那时喜欢指着影集里一个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照片问父母:这是谁啊?那是谁啊?问到这张照片时,我们得知:她叫刘健,北京中南海诊所的医生,1951年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时,得了重病,她曾经给父亲看过病。


我小时候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把她的照片放在家庭相册里?既然是北京中南海诊所的医生,为什么父母亲以后去过北京多次,再也没有听说与她联系过?


以后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有一段父亲的“艳遇”故事。


网络资料关于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介绍: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490人。这是建国后我党首次举行的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刘少奇所作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及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业务和机构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为全国地委组织部长以上干部。30岁的父亲当时为昭通地委组织部长,由此成为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郑敦带队下,参加此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一员。


下面照片为会议期间,父亲与云南代表团另外两个地委组织部长的合影,父亲位于中间。我曾经询问过他们是谁,父亲告诉过他们的名字,但我没有记住。父亲说他们也是云南地下党出身,但以后都在党内斗争被打掉了。


照片边上为父亲手写文字:”一九五一参加全国第一次组共会议时,摄于北京。”




1970年夏天父亲刚刚被解放出来后,让16岁的我陪着他从成都到眉山县去看望在农村当知青的姐姐。从眉山县城去姐姐当知青的秦家公社白云大队,没有公共汽车,只能走路去。我和父亲那天步行30多里路,聊天中父亲与我谈到了他1951年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与刘健大夫发生的故事。


父亲先是问我你会不会觉得你姐姐的女同学中哪个长得更好看些?你接触过的女同学中有没有心中喜欢的?我一下无语,不知如何回答,我完全没有想到父亲会问我这样的问题。父亲看我沉默,笑了笑马上说:“哎,你就是有喜欢的人也不会对我说。”


接下来,他对我讲述了他与刘健的故事。


父亲说,在他参加1951年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得了重病,发烧躺倒,病得不轻。


中南海门诊部派出医生来给父亲看病,这个医生就是刘健。刘健大夫精心给父亲看病,对父亲照顾有加。她是烈士后代,她的父亲曾经当过地下党郑州市委书记,以后被国民党杀害。她对父亲说,因为她父亲是地下党,而父亲也是地下党,所以她对地下党出身的父亲有亲切感。父亲病好后,她多次邀请父亲一起外出餐馆吃饭看电影。父亲第一次到北京,有她带路北京到处逛逛当然非常方便。以后她向父亲表明了爱慕之意。父亲说:”她就直接对我说,她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父亲马上告诉她自己已婚,彼此只能当同志不能当爱人。父亲对我说:你妈妈在我很穷社会地位很低的的时候看得起我,我不能对不起你妈妈。


父亲讲完故事后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男女之间交往情感,有些时候会非常强烈不容易控制,你要知道喔。我那时才16岁,会被女生吸引,但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的男女情感之事,有点不太明白父亲话的意思,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


父亲开完会议回到昭通后,向母亲坦诚交代过此事。此事在母亲心中留下一定阴影,参看母亲回忆之二十:整党前后。但总的说母亲相信父亲为人,他们此后50年的婚姻没有为此受到影响就是证明。我家相册里一直保留有刘健送给父亲的照片,母亲也一定见过父亲晚年专门为自己整理相册里的刘健照片,但她从来没有因此表示过任何不快,她理解并尊重父亲的情感。除了我家相册里保存那张照片,父亲再也没有与刘医生有任何往来,我们也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


我一直对父亲说中南海门诊部医生给他看病的事有所怀疑。父亲这个层级的干部到北京开会,生病可以享受中南海门诊部医生看病的待遇?不过想想这就是一个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400多人参加的会议,生病的人也不会很多,那时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可能干部不随便到地方医院看病,中南海门诊部不只给中央领导看病,也给中南海职工看病,从中南海门诊部派个医生来给会议代表看病也是可能的。


1951年中南海门诊部里是不是有一个刘健大夫?她以后情况如何?带着好奇心,我在网络里做了搜索,果然发现建国初期的中南海门诊部里,确实有一个名叫刘健的女医生。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任保健医生,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王鹤滨回忆: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中南海后,发生传染性大脑炎,患者不幸病故。王鹤滨被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调去当毛泽东保健医生和中南海门诊部主任。


王鹤滨对伍云甫说:


“ ‘伍处长,调些人来吧。’ 我建议说。伍云甫见我承担起了任务,会意地点了点头。很快调来了数名护士,女护士李义、孔荣、许金鸾,男护士有杨全成、朱宝贵、李惠民、刘永明、王永智、王顺英、曾宪文等,主要搞防疫工作;以及医生刘健(女),共同负担着职工的医疗保健任务。”


胡兆雄口述中南海医疗保健机构历史回顾中提到:


“1955年7月, 为了医护人员和医疗经费的统一管理与使用, 同时也为了中南海各单位干部职工看病的便利,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中央保健局等有关领导决定将当时中办警卫局管辖的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 成立新的中南海门诊部。不久, 由中办警卫局门诊部调来10名医护人员, 其中有大夫刘健、何志泉等, 护士刘永明、张丽华、阎玉霞、孔荣、许金鸾, 司药焦纪壬等。新成立的中南海门诊部医护人员已增至45人 (主任是金学敏, 副主任为钱纳仁) 。”


王鹤滨当中南海门诊部主任时,调进了刘健女医生还有男女护士一帮人。那是1949年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后的事。1955年中办警卫局管辖的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南海门诊部,从中办警卫局管辖的中南海门诊部并入新的中南海门诊部的人员中有大夫刘健。而父亲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因看病与刘健大夫相识的时间为1951年4月,时间完全吻合。王鹤滨和胡兆雄回忆中提到的刘健应该就是父亲保留有照片的同一个刘健。


关于刘健大夫以后的去向,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中有如下记载:


”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原来是几年来这些保健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警卫局便藉此机会整整医生们。 这种“批判斗争会”几乎每天下午、晚上开,每次要开四或五个小时,弄得人疲劳不堪,而同时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 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他也曾短期任过毛的专职医生)在批斗会中是众矢之的。” “最后,徐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团”内的保健医生,都被调离中南海,可是这位“反党分子”的徐医生,并没有被调出中南海,反而继续给江青做保健医生。”


根据李志绥的这些记述,可以知道中南海的医生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除了一个姓徐的,全部受到批判被调出了中南海,刘健大夫大概也在其中了。从父亲与刘健的短暂交往看,刘健大夫个性直率开朗,又是烈士后代,有不满发发牢骚非常可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如果她也是受到批判被调出中南海的医生之一,以后的境遇可能不会太好。


这个刘健大夫在老爸心中有何位置?从她的相片一直保留在我家的红色相册中,从父亲晚年为自己整理的相册中仍然专门有一页贴上她的相片可知。虽然父亲以后就与她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她一直留在父亲记忆中。父亲一生中,曾经被两个女性主动表示爱慕,第一个是母亲,父亲给我们讲过母亲如何在他们关系中主动迈出第一步的发展过程,而母亲则一直不承认此事。我在博文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里谈过这个故事。而第二个女性应该就是刘健大夫了,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交往,但可以肯定她给父亲留下的印象深刻难忘。


父亲节之际,想起了父亲这段陈年往事,将它写成文字记录于博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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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共有32条评论
  • 马黑 回复 老莘

    谢谢留言!非常理解!

    我家我父母虽然共产党干部,但我外婆地主土改被残酷批斗,大跃进中劳动改造累死,我外公国军起义旧军人,台儿庄上过战场打过日本。你说的我非常理解也有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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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莘

    我看到共产党的老干部没有一个不恨的,没有他们我们一家不会那么悲惨,但是我又能理解并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被蒙蔽和受害者。

    我父亲1932年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日本侵略中国,我父亲离开上海回到家乡,日本人又占领了我的家乡,要父亲当教育局长,被我父亲坚决回绝,被 日本人关进监牢,一年后放了出来,父亲带着母亲乘着黑夜跑到湖南,投奔国民党,当了一个兵工厂厂长,胜利后父亲到上海电力公司做工程师,过着小康生活。共产党节节胜利,许多朋友劝父亲去香港或台湾,父亲说,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他相信共产党。五十年代还有朋友 写信给父亲,劝他去香港台湾,父亲把信并给了电力局领导,以表心志。你们猜猜共产党会信任他吗?后来被评定为大地主,历史反革命。我们一家也跟着吃苦。

    所以说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帮着共产党做坏事是可恨,但是想想,连我父亲都看不透共产党,天下上共产党的当多得去了,放弃仇恨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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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黑 回复 席琳

    谢谢席琳!

    我老爸讲过的故事中人物,最后真的从网络里有关人的回忆中找到名字,又从李志绥的回忆录里知道了大概的去向,这觉得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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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好文!正想说看看李志绥的回忆录里面有没有提及,果然您就引用了。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党那一代的干部中,还是有像令尊一样令人尊敬的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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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黑 回复 巴黎老高

    郑敦的妻子叫杨秉芳,著名电影演员杨丽坤的二姐。所以郑敦又是杨丽坤二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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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黑 回复 幸福剧团

    谢谢剧团!

    从这事我也有同感,老妈真好!夫妻之间有些事坦诚布公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我想起来,我跟随老爸去三线工厂时,在当地县中学读高中,有个同班女生把我单独约到一个地方,突然放声大哭,说有人说我们耍朋友等等的。我吓一跳,劝说她别哭别哭,我们没有耍朋友啊,不用理会这些谣言。事后有人对我说,她那是对你示爱,我可没有感觉出来。虽然如此,这事确实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类事,世界上的男女女女一生都会遇见过,都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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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黑 回复 巴黎老高

    他是38年党员,广东人,广东地下党派到云南参加云南地下党工作的。以后谢富治时代作为郑王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被打倒,还被开除了党籍。文革后被平反,不久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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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黑 回复 安博

    谢谢安博!

    当时不觉得怎样。我自己也老了后回忆起来,确实自己也有一种特殊的温馨感觉。老爸已经过世23年,我也7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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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剧团

    你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后代,都是积极,开朗,和民主滴。

    说实话,你妈还是很心胸开阔的人,我觉得我们父母辈的人都很通情达理,反倒后来的人,越来越经典自私,没有同理心,没有换位思考了,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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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黎老高

    这个郑敦一生够倒霉,连后来稍稍反思一下人生下机会都没就死了。

    “1958年,郑敦41岁年富力强,可为党做更努力工作时,却一下子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脑、“地方主义头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下放到东川因民(铜)矿。带着心灵的创伤,背着精神的重荷,携妻带儿到了海拔2500米的高山上,生活工作了整整21个年头。

    逆境中郑终坚信党,并刻苦地学习。看不到党的文件了却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马列原著和毛著作,节衣缩食,订了许多报刊。“十年内乱”时被不断地挂牌游街,被无休止地批斗、挨打和关押,始终铁骨铮铮,丹心如故。他对娃娃们说:“那些人如此摧残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他们代表不了共产党,他们的日子长不了!”

    他已岌岌可危但竟给党中央和周总理写书面汇报,报告东川和因民地区的情况。后果可想而知,等待他的毒打批斗、罚入井下从事体力劳动。1978年5月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郑敦更坚定了对党的信心,1979年中央批复:“中共云南省委:同意你们关于改正《郑、王反党集团》冤案的意见,恢复郑敦、王镜如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

      

    呜呼!第二年,郑敦告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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