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学生生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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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1，毛泽东的报告

2，张灵甫，胡琏，陈炯明

3，青年军人会 vs 孙文学会：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4，“不要称周夫人，请叫我的名字，邓颖超”

5，廖仲恺遇刺

6，廖仲恺追悼会，蒋校长痛哭失声

7，黄埔精神：使同胞享幸福，为祖国而死，亦大乐也

毛泽东的报告

“老周！周主任叫我们去领提纲！” 周维荩正在学生阅览室读蒋校长开书单推荐的《曾国藩家书》时，文强闯了进来。

也在静读的林彪，微微地皱了皱眉。自从上次打架，他就不和文强说话了。阅览室不大，只有十二张拼到一起的木课桌，配以十二张可坐双人的长板凳。桌上以简陋的阅读板隔开。靠墙的书架上，陈设着各种书刊，有《三民主义》、《曾国藩家书》、《俾斯麦传》，也有《向导》、《觉悟》、《中国青年》。 周维荩站起身，随文强一起去政治部办公室。 

同学之中，除了几个广西同乡，他和文强比较接近。文强的父亲文振之，和他的三哥周崖洲一样，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与黄兴有旧。 

文强常邀周维荩周末一起去广州市内做宣传。每次去之前，他们都要去政治部周任那里领取所需的宣传提纲和画刊。

政治部办公室很简朴。入门一张木质长椅，八张漆成棕红色和棕黄色的木质办公桌，分成两行排开。

周主任正伏案写着什么，抬头时看到他们进来，便高兴地说，“你们来了？”

文强和周维荩举手敬礼，然后接过周主任递过来的提纲和画刊。细心的周主任，还特意给了八角毫洋，说是他们的茶饭费。

和很多同学一样，周维荩对剑眉朗目、英气逼人的周主任有种发自内心的好感。他觉得，周主任待人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周到细致，就像春风一样的温暖人心，与蒋校长的令人敬畏相比，更容易亲近。 

“老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表，毛泽覃，刚来政治部工作。”

正在另一张办公桌上刻钢板的毛泽覃，起身和周维荩握手。

“啊，久仰！常听老文说起你。”

周维荩听文强说过，毛泽覃是和他一起从长沙来广州的。他的母亲，是文强的远房姑母。毛泽覃的大哥毛泽东也在广州，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不久以前，毛泽东也应蒋校长之邀来过黄埔军校给师生们做报告。

周维荩记得，那天一早，蒋校长便来学生宿舍和教室检查，戴着一双白手套，四处抹拭，发现不合意之处即命令“立即改正”。后来听说，这是蒋校长当年在日本军队实习时养成的习惯，非常严格，力求一尘不染。

上午九点，全校师生在大花厅集合。毛泽东乘坐汽艇从广州渡江而来，蒋校长亲自到大门外的码头迎接。把杯稍酌，休息片刻后，蒋校长陪同毛泽东进入大花厅，以东道主身份登台介绍这位贵宾，然后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聆听。

毛泽东穿一件深灰布长衫、青布剪口鞋，面容清瘦，声音洪亮。他说话斩钉截铁，有条不紊，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国共合作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中国人受洋人欺负的局面。目前，国内外革命形势于我有利，各省工农及学生热烈拥护我们革命政府，正是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良好实际，只要团结奋斗，必能获得胜利，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给周维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湖南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从陈天华到宋教仁到毛泽东，都是天然的革命宣传家。包括文强，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周日上午，文强、周维荩和其他进城的军校同学一起，乘坐校方事先安排好的花艇，由带队的值星官率领，动身上广州。 

大的花艇可乘坐两百多人，小的花艇也可容纳百余人。到达天字码头时，值星官宣布，“午后四时前归队原艇，集合返校，不得有误”。

上岸后，同学们即各自分头活动。通常是两三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活动。刘志丹，张钟麟，胡琏，这三位当年一起来广州报考黄埔的陕西同乡，便自然而然地结伴而行。

刘志丹拍着文强的肩膀说，“老文！回头革命俱乐部见！A！” 

文强一笑。 

这是同学间流行的暗语。“革命俱乐部”，是指集合地。A、B、C，则是指三处集合点。A是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国光书店。

同学中，刘志丹、李鸣珂、伍中豪、王世英、陈毅安、林彪、文强、霍步青、陆更夫、袁国平、李运昌等共产党员，每周都会去位于东皋大道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开会，有时还是晚上，从黄埔乘坐安排好的电船前往，当夜再坐电船回来。 

农讲所也有不少讲演会和报告会，很多黄埔学生也去听。由于农讲所学生和来此的黄埔学生都是湖南籍最多，许多人又称农讲所为“湖南同乡会”。

位于东堤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是省港罢工工人的领导机关，设立在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东园”内。一些同学在等待报考期间，曾在此做过一些临时工作。文强初到广州时，就曾在文书部做过收发摘由、缮写、刻钢版、油印等工作。据他说，每干一天，发给毫洋六角，足够食宿。 

位于财政厅前的国光书店，也是文强介绍给周维荩的，总是人山人海，书刊供不应求。 

和常在这三地出没、熟门熟路的文强相比，周维荩觉得，自己比较孤陋寡闻，没有文强身上那种敢想敢干的气质。因此，他对文强是很服气的，进城宣传也都听文强的安排。

一般都是去茶楼宣传。 

广州有四百多家茶楼，是市民日常消遣的首选场所。广州人喝茶成瘾，很多人两三天不到茶楼，便心痒痒，有些人甚至整天都泡在茶楼。 

茶楼大都有固定的茶客群。比如乐善戏院的又来茶楼，茶客多为长衫马褂之人，商团事件付之一炬后重建，附近肆伙及肩挑小贩也开始来了；一德路茶楼多为庄口商人和海味行伙伴；长寿新街的朱冠兰，品茗者一边与茶堂倌谈笑，一边打听商业行情，互通消息，高谈阔论；大北门附近的义全茶居，光顾者多为附近的种植农夫和磐石工人；惠如茶楼则多学界中人，常常自居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坐不去，以为休息之所。 

这天，文强决定去永汉路的涎香楼。 

进去之后，他们先入座饮茶，将“黄埔军校宣传队”的旗帜放在桌旁，等待茶客到来。邻座的两名客人，一位穿黑胶绸襟衫，一位穿白斜民装衫裤，襟际都挂白布章，上书“打倒帝国主义罢工工友”，一看就是省港大罢工回来的香港工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周维荩听到其中一人说，“我打算再过两三日，就回香港。”另一人说，“对。我们爱国，回广州是爱国，回香港也是爱国。”

他悄声告诉了也在竖着耳朵听、却听不大懂的文强。文强立即拉着他一起走到邻台，和这两位爱国工人热烈握手，表示敬意。 

此时，茶客已经颇多。文强和周维荩便分发宣传画刊，然后站在凳上高声演讲。文强用湖南口音的官话说一句，周维荩用粤语翻译一句。 

文强演讲的时候，不同于平时的喜笑颜开，而是慷慨激昂，“国民革命”，“统一中国”，说得口沫横飞。听众越来越多，不肯离去，效果颇佳。 

宣传完毕，便分头行事。共产党员的文强，去农讲所和一些党内同志开会。逍遥派的周维荩，则自己自由活动，约定三点半在天字码头会合，一起搭船返校。

张灵甫，胡琏，陈炯明

文强在农讲所开会的时候，周维荩一般会去永汉北路和文德路的书店看看。他象他崇拜的三哥周崖洲一样，也喜欢看书。 

永汉北路从清末开始就是书店云集，有三四十家书店，包括文强推荐的国光书店。 

国光书店门面不大，两侧是木框玻璃书柜，依照房间的高度打制而成。靠墙的角落摆着《向导》、《前锋》、《新青年》、《中国青年》、《政治周报》、《广东农民》、《犁头》、《工人之路》等刊物，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书籍。铺面的玻璃下陈设着新文化书社、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同时兼售一些文具。

从永汉北路行半里路，就是文德路。

早在唐宋时期，文德路就已是广州的文人雅集之地，明清时期正式形成书市—东为贡院，西为学政衙门，来省城应考的读书人一般都在周围的书院落脚，都会来此买书。

近代史上有名的万木草堂便在这一带。万木草堂原为邱氏书室，是邱姓族人来省城应考的寄宿地。后来，康有为租邱氏书室以办学，历时七年，培养出很多弟子，其中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人都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戊戌变法失败后，万木草堂被取缔，归还邱家为书室。甲午保台后从台湾归来的邱氏族人邱逢甲，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广州府中学堂监督期间，曾长时间在此居住。 

文德路在清末达到鼎盛，除了几十家书院，还有几十家裱字画、卖古董、书籍和文房四宝的商铺，鳞次栉比，成行成市。这里的书店以卖旧书为主。芸香阁、翰香楼、研经阁、萃经堂，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专卖经史子集的萃经堂门口，周维荩碰到了张钟麟（灵甫）和胡琏。这两位同学平时课余就喜爱读史。听说，张钟麟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老张，老胡！咦，你们这陕西三剑客，老刘已经单刀赴会了？”周维荩开着玩笑。 

“是的！喝完午茶就各奔东西了。老刘去农讲所开会，我们就奔这儿来了。”

这一说，周维荩才想起，逛书店逛了半天，再不吃午饭，就没时间了。于是，他和张胡二位匆匆作别。 

“食在广州”，绝对是名不虚传。遍布街头的小食店，哪一间都是物美价廉。周维荩喜欢去的“同记”小食店就位于文德路一条巷子的中部。厚重的旧木门，方格的地砖，矮矮的木桌凳，角落里一尊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老爷”神像，透出浓浓的广州气息。 

“同记”由一对中年的广州夫妻经营。

讲粤语的人，因为“同声同气”，天生就容易亲近。来过几次后，周维荩和老板同叔夫妇都比较熟了。

一坐下来，同婶就给他端来一碗老火靓汤，牛骨加川芎、白芷、当归、红枣等多味药材熬成，最是滋补。然后是一碗濑粉，有浓浓的米香味，芡糊不稀也不稠，混着虾米、油渣碎一起吃，香气逼人，伴以一碗萝卜牛杂，萝卜甜美多汁，水水嫩嫩的。最后是一小碗双皮奶和一小碗冰糖炖梨子，奶皮厚厚的一层，绵密醇厚，表面的红豆也煮得粉糯，梨子则炖得绵绵软软的，滋润且降燥。 

周维荩一边吃，一边和老板夫妻闲聊。 

同婶是个典型的广东女人，勤劳、肯干。早上五点起身，七点开铺，一直做到深夜十一点，跑前跑后，招呼客人，端碗收碟，洗碗，收钱，忙个不停。同叔则负责厨房，煲粥，撸粉，下面，煮食。小小的“同记”能在这租金不菲的市中心立足，全靠他这一手好厨艺。 

而今日，同叔同婶却有些特别，有些面带愁容。 

周维荩忍不住问了一句，“同叔，同婶，系麦有咩事？（粤语：是否有什么事？）” 

同婶立刻愤愤地说了起来。 

“阿荩，你们后生仔不知世道艰难哪。又要加税了。我们两公婆开这间铺头，好辛苦的，起早贪黑。本来辛苦点也不要紧，只要每年能存一点钱，供几个仔女读书，便知足了。谁知，自从换了宋子文做财政厅长，这样税，那样税，我们真系揾不到食。比起来，还是陈炯明的时候比较好过。” 

平时话不如同婶多的同叔，也忍不住发牢骚。

“财政厅隔壁的市政厅，就是陈炯明建的，几靓啊。他还修马路，马路上都装了电灯，还建了公园，图书馆，儿童游戏场，体育场，广州人谁不说他好啊。” 

周维荩沉默了。 

在军校里，陈炯明的名字，是被人鄙视的，一提便是“野心家”，“中山先生的叛徒”。想不到，在民间，观感却是如此不同。 

对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冲突，一般都以“叛变”责之，但大学者胡适也在报上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或许，陈炯明和中山先生，只是政见不同，意气之下，才反目成敌？或许，如果双方能好好坐下来谈，可能是另一番局面？

青年军人会 vs 孙文学会：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回到军校，已差不多是晚饭时间。周维荩又被林彪拉去吃黄埔蛋。

林彪虽然不爱讲话，和同桌的周维荩还是有私下的交往，周末有时一起去吃小食摊。

小食摊位于校外那株参天的古榕树下。两张矮矮的木方桌，各配四张木凳子。人称“严大妈”的摊主，身穿一套蓝色粗布衫裤，用蓝花布方巾扎起头发，在一旁支起的灶台上，麻利地翻弄着柴锅。据说，她原是珠江游艇的船娘，煮得一手好菜。

多少年后还令黄埔学生们念念不忘的黄埔蛋，是黄埔船家的一道特色菜，将家养的笼中鸡所生的鸡蛋加入盐、糖、胡椒粉、葱花、料酒，用力打匀，烧红柴锅，浇上花生油，油滚时浇上一匙鸡浆，猛火快炒，再浇上花生油和蛋浆，炒出来的鸡蛋如千层糕一般，金黄油润，嫩滑甘香。

广州传统小吃沙河粉也是严大妈拿手的。将米浆放在锅里，用猛火蒸，待米浆熟了，成为薄薄一片粉皮，再快刀切成条，加上油盐香葱等佐料，就是一碗美味的沙河粉了。

一碗沙河粉，再加一碟香喷喷的黄埔蛋，不过两毫而已。黄埔军校除了食宿全包，每月还发给每个学生十个毫子零用，可以来此吃好几次了。

“老周，我想介绍你参加青年军人会。”

吃沙河粉和黄埔蛋的时候，林彪如是说。

军校里有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是孙文主义学会，都在同学中积极发展新成员。陈赓，林彪，还有全校知名的一期老大哥蒋先云，李之龙，都是青年军人会的。他们主张，中国革命要为广大的工人农民谋福利，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胡琏，还有一期同学中和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的贺衷寒，与贺衷寒并称“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胡宗南，则是孙文学会的。他们受军校原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的思想影响，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行不通，只有三民主义最好。

双方经常公开争辩，常常在同学中也争得脸红脖子粗，逐渐发展为两派打擂台。

青年军人会办《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孙文学会就办《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军人会又办《兵友必读》和《三月刊》，孙文学会就又办《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孙文学会根据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宣扬三民主义是孔孟之道的正统，把孙中山的牌位背到孔庙去。青年军人会由李之龙出手，画了一幅漫画，上有一人，貌似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吃力地背着孙中山的塑像奔孔庙而去，讽刺戴季陶曲解孙中山的思想。此画贴遍全校，来往师生无不绝倒。

在集会上，青年军人会和孙文学会也经常争斗。前不久，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双方辩着辩着，就开始上演“全武行”。校园里的树枝，会场的凳子，都成为双方的武器。陈赓操起凳子追赶胡宗南，胡宗南四处逃跑，路上还丢了帽子。

最好玩的是，青军军人会组织了“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组织“白花剧社”，各自在大花厅或操场演话剧、京剧、杂耍，各唱各的戏。

学生的才华，精力，血性，以这样多元化的方式各自展现，也是黄埔的一大特色。 

周维荩在黄埔同学中，属于比较温和的类型。他觉得，无论是青年军人会还是孙文学会，都是同学，何必壁垒分明。他来黄埔就是想从军，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他没想到，林彪会来发展他，可能觉得他还仗义，没有对人提及自己见蒋校长后的私骂，但也只能婉言谢绝了。

“老林，谢谢你的好意。大家都是同学，其实不用分这个会那个会的。我还是都不参加吧。” 

林彪那浓黑的眉毛抖动了一下。这个看去随和的周维荩，居然拒绝参加。他有些不高兴了。 

“你想做中立派？中立派是要打倒的。” 

这以后，林彪就和周维荩有些疏远了。 

周维荩也有些不高兴。他知道林彪是好意，但不能强加于人，不参加就疏远，也未免有些小气。在重视“和气生财“的粤文化中长大，他习惯于你好我好大家好，觉得争斗归争斗，同学归同学。包括师长们，虽也各自有派，还不是一团和睦，也都受学生爱戴。 

在黄埔的师长中，除了蒋校长，廖党代表，周主任，周维荩对几位分属国共两党的老师也是印象深刻。 

教育长邓演达，平日不苟言笑，态度严肃。他对学生的学科、术科、生活都很关心，每天起床号一响就进寝室查看，看见谁动作慢，就厉声催促。也常到寝室检查内务清洁。学生对他又敬又怕。他常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马靴，靴底着地的声音加上马刺的金音雄健而铿锵，隔得老远，同学们便知是邓教育长来了，哪怕闹得正欢，也立刻鸦雀无声。

学生总队长严重，是邓教育长在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也和邓教育长一样令同学们敬佩。他对步兵操典了如指掌，不用翻书就能讲出某页某行，人人佩服。对同学的管教，如严父，又似慈母。有同学说，“被总队长骂一顿，心里也感到舒服。”

总教官何应钦，待人谦和，工作勤勉，比一般师生早起晚睡，与学生吃一样的伙食，有时指挥训练也穿草鞋。他经常到课堂、操场视察，有时还亲自给学生做示范动作，射击技术准确娴熟，对各项军事训练要领运用自如，也是同学们普遍敬重的老师。

总教官钱大钧，能文能武，善写铁线文碑帖，也长于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

四期入伍生团长张治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政治大队副队长熊雄，刻苦耐劳，与学生打成一片。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同学们来到操场，总可看到穿戴齐整的熊教官在此等候，马靴马裤，皮带绑腿，干净利索。

政治教官恽代英，总是穿一件旧竹布长衫，戴一副眼镜，象个教书先生。他教《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讲反帝斗争和他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生动活泼，讲革命形势，引人入胜，所举事例，往往含有很深的哲理，耐人寻味。还推荐同学们读刊物《向导》。

政治教官高语罕，讲授《政治学概论》，也很受同学们欢迎。

对于周维荩来说，黄埔就象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晚饭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在黄埔岛上散步，经过政治教官们所住的“海关洋房子”时，常会进去坐坐。这所黄埔人称“海关洋房子”的小洋房，本是粤海关的产业，建于南国热带植物的万绿丛中，红楼一角，面临珠江，背枕丛山，环境优美。

教官们会在“海关洋房子”的客厅里请同学们吃香蕉、洋桃、花生、牛奶糖，有时还邀他们一起去几步路外的平岗镇上的小酒店小酌。在他们的谆谆教诲下，周维荩逐渐明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是导致国家衰弱、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必须北伐统一全国，实行反帝反侵略的新三民主义，使中国真正地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

除了距离“海关洋房子“咫尺之遥的黄埔公园，黄埔岛上还有不少地方可游。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为军校在山上开了许多马路，行路方便。几个古墓前有翁仲、石凳、石桌，教官们有时也带学生们来这里坐。“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将来谁会埋葬在黄埔？”闲谈中，常有人这样说。对黄埔的感情，溢于言表。

亲如一家，如兄如弟，是周维荩记忆中的黄埔。他记得，周主任结婚，从教官到学生，从国到共，大家都欢天喜地，视为共同的喜事。

 “不要称周夫人，请叫我的名字，邓颖超”

周主任是1925年8月8日结的婚。 

       之前，文强、周维荩等人就已得到了消息。

       据同为四期同学的周主任胞弟周恩寿说，他的嫂子十五岁就参加了天津觉悟社，和他哥哥志同道合，自他哥哥去法国留学，已经四年不见，这次从天津来广州结婚。

       作为周主任的学生，自然要去拜见“师母”。于是，他们跟着周恩寿，兴冲冲地从黄埔搭船去广州祝贺。

       走进周主任所住的文德东路文德里，就看到两扇铁闸，上有“文德楼”横匾。里面是一个十余米长的小院子，五间同一风格的三层楼房连成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黄色外墙，二楼三楼都有法国式的阳台。

       周恩寿熟门熟路地带他们进到3号2楼。

       满面笑容的周主任，亲自来给他们开门。平时一身戎装的周主任，今天换了一件黑色长衫，看去颇有些教书先生的气质。来自天津的新娘，也象一位女教师，白衫，黑裙。

      这是一间东西向的房子，花阶砖地面，用木板间隔成小小的两房一厅。客厅的陈设很简单，两张普通沙发，一张茶几和茶台，一张方形饭桌。新房，除了床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外，就是两箱衣服，两箱书籍。

新房都如此简朴，正是周主任的风格。他在军校政治部的办公室，除了一张办公桌，就只有工作簿、文件筐、水杯等物。 

周恩寿、文强、周维荩等一起送上贺礼，是他们合资买的一幅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 

       客厅里大都是黄埔的师友。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赓、蒋先云等都在座，还有几位和周主任一起留学法国的老朋友，一片欢声笑语。

       “诸位诸位！听说，我们周主任和新娘子相识于五四运动中，新娘子当年还是演讲队长。大家说，请新娘子报告一下他们的恋爱经过好不好？”

       素来老成练达的张治中，今天表现得特别兴奋。

       客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调皮的陈赓，还马上搬过一只矮凳，请“师母”上台演讲。

       只见那新娘，脸色虽有些绯红，却全无忸怩之态，而是落落大方地踏上凳子，从容不迫地述说起来。

       她口齿清楚，声音宏亮，将他们从相识到恋爱的过程讲得绘声绘色，不时引起客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她以深情的语调朗声背诵周主任留法时用明信片写给她的那首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更赢得了大家的热烈喝彩。

       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

      “不要称周夫人，请叫我的名字，邓颖超。”

       在场的人都一愣。这位看去不过二十一岁的邓女士，原来如此不让须眉。

       在这之前，他们多少觉得，她从相貌来说，配不上英姿勃发的周主任。而今始知，才堪匹配，周主任确具慧眼。      

       随后，由张治中提议，大家前往附近永汉北路的太平馆，席开两桌，为一对新人祝福。

       太平馆是广州第一间西餐厅。创始人徐老高，原在沙面旗昌洋行做厨，煮得一手好西餐。离开洋行后，于光绪十一年开设了太平馆，吸引了大批食客。

      走进太平馆，举目所见，是或金色花鸟或枣红碎花的墙纸，五彩玻璃装饰的窗棂和天花，别致的拼花地板，颇具欧陆风情。

      大家在排列成马蹄形的座位各自就座。张治中特别点了太平馆的招牌菜，红烧乳鸽，还点了牛尾汤，猪扒，蛋挞。

      平日持重的张治中，平日爱闹的陈赓，轮番劝酒、敬酒。其他人当然跟着一拥而上。

      周恩来心情极好，来者不拒，一口一杯。最后一数，他竟然喝了整整三瓶白兰地。

      这一晚，他不得不由张治中令两位卫兵送回家，直到第二天才醒。

       作为当时座上的小人物，周维荩很多年后回想起这一幕，不胜感慨。谁能想到，仅仅两年以后，这座上的不少人，就从举杯祝贺变成刀枪相见？

他们，都想要救中国。但是，因为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主义，两种信仰，终于从精诚合作走向矛盾冲突，乃至反目成仇。 

对于一个本来崇尚“中庸之道”、“和为贵”的民族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谁之过？谁之错？

廖仲恺遇刺

读者诸君如果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难免会一声叹息。 

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了民国初年的和平气象和抗日战争时的共御外侮，中华大地几乎一直处于连绵不断的内战中，你争我夺，城头变幻大王旗，导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外敌乘虚而入。而国共两度携手时期，则是国族最生气勃勃的时候，尤其是精诚合作的黄埔时期，两党人才荟萃，共同为打倒帝国主义、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奋斗，令人感动，也令人神往。 

稽之往史，不胜唏嘘。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无须讳言，一统天下、成王败寇的理念，深埋在中国人的血脉深处。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从来没有妥协二字。从春秋战国，到三国，到民国，兄弟如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郎舅如刘备和孙权，叔侄如刘湘和刘文辉，都无法共存。现代中国革命的两兄弟，国共两党，也走不出这个怪圈，在戮力同心地北伐和抗战之后，演变为兵戎相见、兄弟阋墙。 

1925年8月20日发生的廖仲恺被刺事件，则是周维荩黄埔生涯中的最大震撼。 

“同学们！我们敬爱的廖党代表，今天早上被反革命分子刺杀了！大家立即到操场集合！” 

正在课堂听讲之际，校园里的大喇叭突然传来新任学生总队长张治中的声音。平日老练沉着的张治中，此刻声音都带着颤抖。 

周维荩一把抓起放在课桌左上方的军帽，急急地往外冲。 

平时井然有序的校园，此刻一片骚动。主席台上的蒋校长，失去了平时的镇定自若，眼睛红肿，声音嘶哑地宣布，在长洲岛实行戒严，由三期学生担任沿海岸警戒，二期学生为全岛总预备队。他将立即赶赴广州，出席关于廖案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接下来的一周，黄埔人人臂缠黑纱。“为廖党代表报仇”的呼声，响彻校园。黄埔学生，莫不感觉骤失至亲，如丧考妣。 

对于周维荩来说，廖党代表是令他由衷尊敬的慈祥长者。 

初入黄埔，廖党代表就来学生队看望，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之后，每到周六，都能看到家住东山百子路的廖党代表，冒着烈日坐船送钱来黄埔。钱，都装在一堆小小的布袋里，一袋只有一百元，可见筹集之艰辛。 

据说，军校之初，条件非常艰苦。一期生训练用的枪都是木头的，伙食也只有米饭白菜。有一次，实在揭不开锅了，廖党代表只好去找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杨希闵正在抽大烟，立马猜到了来意，却不接茬，反而调侃他，要他说洋笑话。廖党代表在美国出生，又在日本留学，能讲很多海外的奇闻轶事，无奈之下，只好应付，直到把杨希闵逗笑，才借了三千大洋，缓解了军校的燃眉之急。又有一次，廖党代表借了五六处地方，直到凌晨三点，都无一文，不得不让出自香港富豪之家的夫人何香凝拿出陪嫁首饰去典当。首饰不够，还得加上字画，军校才不至于断炊，得以惨淡维持。 

据说，遇刺的前一天晚上，廖党代表还在为军校筹款而奔忙，很晚才回家。次日一大早，即赶赴设在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不料，才到门口，就被躲在门前骑楼石柱后面的几个凶手疯狂扫射，中了四枪。因伤势严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便与世长辞。 

让周维荩震惊的是，经常从三哥和刘崛大哥口里听到的胡汉民，竟然被指为幕后主谋。他的堂弟胡毅生，被锁定为廖案的重要追查目标。 

五天后，五十多名黄埔学生军奉命搜查胡汉民住宅。是夜，胡汉民刚刚就寝，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匆忙从后门逃出，直奔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家中，向汪妻陈璧君诉说原委。当年曾经和他一起设法营救汪兆铭的陈璧君，听后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质问丈夫为何要缉捕胡汉民。事后，胡汉民被移居于黄埔军校，形同软禁。对于自己所蒙受的怀疑，他断然否认，说“这是“以‘莫须有’三个字，置我于死地”。 

消息传到黄埔，不免议论纷纷。 

“老周，你觉得会不会是胡先生？” 

文强悄悄地问周维荩。 

“这个……我很难相信。我听我三哥说过，胡先生当年是黄花岗起义的统筹部秘书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和夫人曾将独生女托付给一位老人照料，在一块布上写下夫妻两人的名字和籍贯，缝在女儿衣服上，以准备随时牺牲。这样的人，怎么会谋杀同生死共患难二十多年的战友廖先生？” 

周维荩本能地为胡汉民辩解。 

随后，胡汉民被要求出洋。逃走的胡毅生，则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坚决否认杀廖，“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并斥责汪兆铭“据耳食之谈，以为信谳，枉法弄权”。 

汪兆铭在廖案后继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十六年后，已成为汉奸的汪兆铭，还在南京建立了一所伪中央军校，自任校长，与已迁到成都的中央军校争夺正统权，还将校训改为“智深勇沉”，落人耻笑，此处不赘。

廖仲恺追悼会，蒋校长痛哭失声

黄埔军校为廖党代表举行了追悼大会。 

平时不苟言笑的蒋校长，在台上痛哭失声。 

“呜呼！总理逝世未半载，而先生突死于凶徒之狙击，是犹慈父见背，而盗又杀其长兄，国民革命之大打击，中华民族之损失，岂只三千学子，全军将士痛失师承。 

呜呼！先生追随总理革命二十余年，临大节而不夺，屹然为吾党之长城……一年以来，学子成业，党军成师，皆赖先生之殷勤训诲，辛苦经营……国民政府成立，先生为其中坚，禁烟绝赌，统一军政、财政，援助罢工工人，皆以促国民革命之进行。庸讵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为群小所侧目，竟作主义之牺牲。 

呜呼！我本党同志，何以慰先生在天之灵，亦唯奉行遗训，彻底革命。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主义而死，为拥护人民、党国利益而死，则其死何如泰山之重轻。呜呼！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正曩以昭告于总理者，今有敢以昭告于先生，九原有知，来格来歆。呜呼，尚飨。” 

主席台一带，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里。白幡低垂，花圈似海，挽联如云。其中，有几副特别引人注目。

为打倒帝国主义而牺牲，精神不死；是实行全民政治之柱石，功业长存。”（国民政府委员会） 

毕生事革命，推翻帝国，扶植工农，万姓讴歌思众母；群小逞阴谋，起害萧墙，歼摧梁栋，六军悲愤失元勋。（党军第一师） 

哭总理未半载，又哭吾兄，念革命前途，欲制伤心唯努力；值外患正纷乘，更值内变，愿同志奋起，要从彻底致澄清。（汪兆铭） 

其好学深思可及，其献身奋斗难能，革命尚未成，盗憎主人公竟死；是帝国主义之仇，是无产阶级之友，民众方唤起，世无贤者我安归？（胡汉民） 

革命奋精神，血染珠江，薄海同悲惟我最；牺牲为党国，魂招黄埔，大仇未报负公多。（蒋中正）

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和党代表周恩来率全体官兵致祭词。念到一半，已泣不成声。 

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作了题为《廖先生精神不死》的演讲。

廖夫人何香凝和一子一女也在台上。母子三人，都是一身素白麻衣，神情悲怆。 

廖党代表生前，常偕夫人来军校看望学生。当日伉俪双双，而今孤儿寡母，望之凄凉。 

廖夫人以未亡人的身份致答谢词，提到廖先生遇刺前一天，已经有人警告过他，一些人正在计划谋杀他，他慨然答曰，“际兹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终日所不能忘怀者，唯罢工运动（省港大罢工）和统一广东运动而已“，然后念出她在丈夫被刺后写的两句诗，“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并引用廖先生生前的诗句，“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勉励黄埔学生继承他的遗志。 

周维荩不禁肃然起敬。 

廖党代表有这样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为他传承精神，虽死犹生。 

第二天，在黄埔师生泪目护送下，廖党代表的灵柩由身穿一式镶白边背心的仪仗人员抬上一辆围以素色帷幔的大汽车，前往广州驷马岗，安葬在他的亲密战友朱执信墓旁。 

礼炮齐鸣，哀乐阵阵。广州城万人空巷，沿途人山人海。二十万广州市民，还有一些来自中山、番禺、三水的，自发地前来送仲恺先生最后一程，很多人泪流满面。 

身穿深青色西服、左臂戴黑纱的廖承志，捧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镜框里的仲恺先生，双目炯炯，直视着前方。 

此时的周维荩，只是送葬人群中的一个迷茫少年。他还不知道，黄埔人人敬爱的仲恺先生被刺身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来由黄埔人主导的中国的命运。 

身为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廖仲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集爱国情怀、治理才干与刚毅意志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廖仲恺和蒋中正一起筹建黄埔军校，筚路蓝缕，共同奋斗，彼此关系很好。六十年后，蒋中正夫人宋美龄还回忆说，蒋中正“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 

廖仲恺个性沉厚，对各方面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如果他还活着，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以他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国共两党未必会从“亲密无间”走到“反目成仇”，最后两岸分治，骨肉天各一方，对国家、民族都是莫大的悲剧。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而近代中国之命运，却总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意想不到中，偏离了从黄花岗到黄埔的热血青年们孜孜以求的轨道。

黄埔精神：使同胞享幸福，为祖国而死，亦大乐也

从廖党代表的墓地出来，步行一公里，就是廖党代表生前以广东省长的名义公告划定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的范围。 

踽踽独行中，远远望见墓园大门上中山先生亲题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周维荩就有些震撼。 

正是薄暮时分，墓园空无一人。落日秋风中，静寂无声，唯有那种英灵环绕的庄严气氛，扑面而来。 

入门，是一条约两百米长的主墓道，两旁皆是苍松翠柏。 

沿着主墓道前行，是拜祭先烈所必经的拱桥和默池。因着斜坡的作用，行于桥上，会不由自主地低头默念，肃然致敬。 

烈士墓构筑在岗陵之上。墓后是纪功坊，由前后各七十二块青石叠成崇山形，象征七十二烈士。坊顶是一尊美洲华侨捐献的仿美国自由女神像，约有两米高，头戴七束光芒冠冕，左手挟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右手举槌，正对着前方墓塘碑亭顶部的自由钟，身边各有一只自由鸟。 

国家民族的自由，正是黄花岗先烈们为之付出了生命的崇高理想。 

十四年前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长眠于此的这些英烈，和包括三哥在内的幸存者一起，在黄兴的率领下，攻入两广总督署，准备活捉总督张鸣岐。 

这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消息事先走漏、注定会失败的战斗。 

然而，一百二十多人中，没有一个退却。 

他们大多出自富家，留学日本，本来可以有大好的前程，却在坚定的共和信念和理想光芒的照耀下，如飞蛾扑火，义无反顾。 

这些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富强，决志捐躯于沙场，不惜碧血染黄花。就如方声洞烈士的绝笔书所言，“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 

让周维荩自豪的是，他的三哥，也是其中之一。 

他从小就想成为这样的人。正因如此，他才不惜瞒着父母，前来投考黄埔军校。

在黄埔，他的确感受到和黄花岗一脉相承的精神。 

校园里到处张贴着“碧血千秋”、“奋斗牺牲”的标语，校区内专门建有在东征中牺牲的烈士墓园。 

为革命而不惜牺牲生命，为国家而奉献牺牲，成为黄埔人所推崇的价值观，视为军人生命的最高归宿。 

在课堂上，师长们推崇的军人精神，是视战死为归途、慷慨赴死、虽死犹生。 

比如蒋校长训话，必讲三民主义，且声声言死，要求军人为三民主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可背义而生。他说，“一个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义，对于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彻底了解，那不管是在枪林弹雨、人山血海之中，决无畏懦恐怖的心思。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反面说，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单是不能做军人，而且就不能算是人……如果我们的死，有价值，死得其所，如为主义，为救国，救党而死，那么死又何足惜呢？” 

这些，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黄埔学生。 

正因此，他们能够不畏牺牲，东征淡水，血战棉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横扫东江，平定杨刘，统一广东。

正因此，他们能够挥师北伐，数月之间，席卷东南，克醴陵、湘潭，占长沙、岳阳，克汀泗桥、贺胜桥，取武汉、九江，收复福建、浙江、沪宁、京津，势如破竹，统一中国。 

正因此，他们能够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对日抗战中，在上海闸北，在古北口，在察哈尔，在卢沟桥，在淞沪，在台儿庄，在平型关，在昆仑关，在万家岭，在长沙，在常德，在衡阳，在龙陵，在腾冲，在仁安羌，在密支那，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功在华夏，彪炳千秋。 

也因此，在国共内战中，有杜聿明、郑洞国的企图自杀，张钟麟（张灵甫）、戴之奇、邱清泉的“杀身成仁”，胡宗南在台抱憾终天的“海峡偷生”。 

这一切，周维荩此时不会知道，也根本想不到，在日后这些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风云激荡中，他完全没机会参与，而是在天南一隅，守着田产、老亲、妻儿，读着报上那些当年同窗们的英雄故事，在无尽的向往和遗憾中，平凡一生。 

对于周维荩来说，黄埔让他一生难忘的，是那份“亲爱精诚”。 

在他的黄埔记忆中，有两个很温馨的画面。

某夜，他睡得半熟，忽然惊醒。原来，是蒋校长正手持手电筒巡视寝室，见他没盖好被子，就过来亲自盖上。出门时，还细心地把门关紧。 

某日，他们这些学生沿着黄埔岛晨跑，回到集合地的时候，天仍然没亮。朦胧中，隐约可见一大一小两个人等在那里。近前一看，原来是蒋校长牵着他九岁的儿子，活泼可爱的蒋纬国，在晨雾中迎接弟子们归来。 

外表严肃、不苟言笑的蒋校长，于无声中，以行动表达出对这些他寄予厚望的弟子们的爱。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训话中，他曾说，“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和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一日为师，终身是父”。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中长大的蒋校长和弟子们之间，的确有些父子般的感情。很多年后，已成为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黄埔学生们，仍如当年一样，对这位敬如严父一般的“校长”，无条件的服从。虽然，他们也知道，“校长” 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位居中枢，却不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经常干预作战，有时甚至打电话到前线连一级指挥官，直接越俎代庖，贻误军机。

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曾率国军最精锐的第五军远征缅甸，在英军远走印度，日军集中攻击第五军时，他不顾新38师师长孙立人主张去印度的正确意见，坚持遵从“校长”的命令回国，在有“魔鬼河谷”之称的野人山葬送了四万精兵，遗恨终身。淮海战役中，时任第二兵团司令的杜聿明，本已率部向西突围，接到“校长”回援黄维兵团的命令后，明知是死路，仍然含泪服从，结果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俘。 

实际上，杜聿明是个以头脑精明、行事果断著称的优秀将领，曾经取得击败日军王牌第五师团的昆仑关大捷。这两次“走麦城”，都与“蒋校长”有关。 

类似的例子还有，曾被周恩来评价为“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的胡宗南，1949年在明知入川是死局的情况下，流着眼泪遵从了“校长”之命，将第一军调到重庆，而不是他认为更合适的新津，经力争无效后，他忍无可忍地指出，“钧座既固执己见”，“若以此等精锐有用部队，毫无计划，分散割裂，投置于无用毁灭之途，如此用兵实为战略上之大忌”，果然全军被歼，在台湾郁郁终老。 

黄埔四期毕业、曾被“蒋校长”誉为“当代韩信”的林彪，后来则成为对“校长”打击最大的一位共方战将。 

因故没能完成黄埔学业的周维荩，保留的，其实是最美好的记忆。他记得的，是全盛时期的黄埔，也就是他在黄埔的那段时间。

就在他离开黄埔的前夕，原属大元帅府统辖的各军正式改称为“国民革命军”。蒋校长兼任第一军军长。 

包括周维荩在内的四期入伍生，将作为黄埔学生军，参加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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