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参加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中国，再次走向封闭的趋势
6月15日，讨论乌克兰问题和俄乌战争的瑞士国际和平峰会开幕，超过90个国家与会。除了与俄乌问题无关、无心无力参与的一些域外小国未参与会议，世界各大国及与俄乌有较多关联的国家几乎悉数与会。虽然本次会议是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主导，但相对中立甚至亲俄的巴西、印度、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也参与了本次峰会。
而本次峰会缺席的唯二大国、俄乌问题相关国，是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一方，且没有撤军停战的诚意，不被邀请自不必说。但中国作为第三方，主动拒绝出席瑞士峰会（哪怕泽连斯基和西方很希望中国参会），就颇为令笔者和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安和忧虑了。
笔者之所以不安和忧虑，既是因中国缺席峰会将不利于俄乌和平，更是从本次事件及许多迹象判断，近年来中国已日益放弃1980年代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和文明秩序的尝试，重新走向封闭及与西方强烈对立。这已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大的恶劣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内政外交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在1950-1970年代，曾长期呈相对闭锁状态，并与西方高度对立。1970年代初虽与美欧日等国改善了关系，但中国社会整体仍是封闭的。
直到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才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再次与世界积极的交流。中国专门设置若干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对外国人才求贤若渴。虽然后来发生了政治变动，但在经济、科技、学术等领域，中国仍然积极与世界接触。江泽民时期，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举办“中非/中欧/中国-东盟合作论坛”等，也都是积极融入世界、与国际社会深入交流的典型成果。
数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的进步、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大大加深。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同时，也在海外有了更大影响和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拓展了国家利益，推动了世界繁荣和一体化。
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身底子比发达国家差等原因，中国在国际经贸分工合作中，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以出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赚取收入，多数利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得。中国本土工农业也遭受了国际企业的冲击。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不公正，也让中国也长期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处于较边缘地带，与国家体量不完全相称。总之，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确有吃亏的一面。
但即便如此，中国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所得仍远大于损害、受益远多于吃亏。而且中国之所以处于产业链下游和国际秩序的边缘，正是在于中国没有及早的加入国际大家庭（或者说1949年之前本已加入，却因故退出）、长期主动的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也没有跟上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化的大流，不能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同步，才让中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中国之所以能从1970年代后期的“一穷二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全世界倒数到超过世界平均，一半应归功于对内改革，另一半在于对外开放，且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而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相关规则秩序，虽然并不完全公平，也有诸多严重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也确有吃亏情况，但它仍是人类有史以来相对最为人道、和平、繁荣的国际体系，最大限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权民生改善。相较于古代乃至近现代帝国血腥征服、殖民压迫、君主专制、种族屠杀等世间常态，近几十年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虽也不平静和谐，但杀戮与破坏少了95%都不夸张。
而且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正是在于当年中国积极呼吁国际调停、得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的同情与支持。有这样的经历，中国人民应该更为支持国际社会介入俄乌战争、支援乌克兰反侵略、捍卫主权、追求和平的抗争；也更应该支持和加入基于人道和平、普世价值的国际多边合作体系。
而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观，也确是人类应前进的方向。即便中俄等国也不否认这些概念，只是认为内涵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同。而就实践情况看，欧美对普世人权的践行显然比中俄更优。如果是中俄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世界人权状况恐怕远比现在更为不容乐观。另外，欧美在科技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环境保护、多元和包容性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
所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遵从相关的规则与秩序，是利大于弊的事。而且，如果中国真正融入普世价值体系，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战以来为世界做出的各种贡献，完全可以与西方一道，成为制定规则、主导秩序的一员甚至首席。
日本和韩国近几十年亲近西方、成功融入、还成为影响力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塑造者，就是值得中国效仿的前例。日本还成为世界最主要发达经济体组成的G7的成员国。韩国在1990年代之后则迅速成为活跃在世界各地各领域的新兴发达国家。而最近十几年的印度，也在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度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就成功平衡了印度与西方、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同样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中国更加高明，更利于本国经济和对外关系。
最近几年的中国，却走向另一条与其他国家及中国自身之前路径几乎完全相反的、颇为令人担忧的道路。不同于1980-2000年代坚定的改革开放、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近年的中国日益强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安全”问题，把维护制度稳定放在首位，尽力与西方“脱钩”、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而由于中国体制和政策问题，西方也不信任中国。于是许多经贸合作（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如“孔子学院”）纷纷由热变淡，甚至项目关停。
中国不仅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体系和组织，还“另起炉灶”，和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柬埔寨等国加紧关系，并明确批评西方国家的立场和政策、反对西方的作为、对抗西方乃至更广泛的自由民主阵营。且无论争议的具体是非如何，中国都倾向于和西方“对着干”。中国在台湾问题、中菲南海冲突、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表现，充分反映了这样的趋向。
虽然中国也多次表态不赞同中美/中欧“脱钩”、领导人时常前往欧美加澳等国访问、施行单方面免签和其他便利措施吸引各国人士赴华旅行，但这些有限的开明言行，并不能掩盖整体上重新闭锁国家的趋向。就像1970年代初中国曾开放各国友好人士来华访问、组织翻译外文书籍、减少批斗“帝国主义”的宣传一样，并没有改变闭关锁国的整体状况。
相对于技术性的开明措施，中国拒绝出席瑞士和平峰会、在中菲冲突上采取强硬态度、激烈批评欧美涉华政策等，更能反映中国在对外领域的本质立场。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更让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不相容，中国日益闭锁的趋向越发明显。而这几年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萎缩、新冠“清零”期间的入境管控，也是中国日益减少对外往来的例证。
本次瑞士和平峰会，本是中国展现大国影响力、促进国际和平、为中国拉取更多好感和争取利益的机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前多次向中国示好，希望中国参与峰会、促成俄罗斯撤军。西方各国也都希望中国参会。但中国却拒绝参加，还时明时暗的站在俄罗斯一边。中国虽提出了一个实现俄乌和平的“替代方案”，但那个方案显然是利于俄罗斯的，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归还侵占的乌克兰领土，还反对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接受。
中国拒绝参与瑞士峰会，也拒绝与泽连斯基直接对话，意味着中国扔掉了泽连斯基和西方递来的橄榄枝，宁愿搞坏中乌、中欧、中美关系，也要站在俄罗斯一边。
这无益于（乃至有害于）中国国家利益，但中国官方却仍坚执如此。这也正反映了中国这些年来秉持的反西方、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排斥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原则和底色。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与人道和平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相悖，也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意愿。
但中国这样的外交立场与政策，恐怕将长期继续下去。笔者对此无能为力。但作为一个中国国民，我也希望借此文表达个人的态度，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忧虑。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正途。若干年前人们曾为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加入世贸等问题激烈争议，很多国人恐惧开放，后来的繁荣证明了引入外资和入世的正确。而1950-1970年代的封闭、2020-2022年的“清零”，都带来了经济的停滞、人民的贫困。这样的经验教训还不能说明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对外交流的重要吗？
而在对待国际议题上，不应以“西方支持的都反对，西方反对的都支持”这样的教条和赌气方式决定政策，而应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来做出判断和决策。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可以批评西方对以色列的偏袒；但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应反对俄罗斯的入侵。这样中国可以赢得各国更多尊敬，而非只与俄朝伊叙柬等国组成小圈子“自娱自乐”。
笔者希望，中国各界人士尤其外交事务的决策者，应明白对外开放的可贵、全球化的益处、遵循现代国际秩序的必要，放下狭隘与教条，对外关系要讲道理、有理性、一切决策应基于国益和民生。当中国官方无法履行这样责任时，中国民间社会在内各领域人士，都应积极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促进中国对外依理的、有道的、有益的交往。这样的中国也能得到更多国家的尊重，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既有巨大影响力、又益于和平与人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