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文明的空前浩劫——现代百姓生活（16）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党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这一场严重灾难，不仅在物质上造成巨大损失，对中华民族之精神和文明的毁灭更是史无前例。

1. 前期阶段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浩劫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铺垫和准备的。

早在1847年，出现了所谓剩余价值说：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只一小部分用于自己温饱，绝大部分被剥削者占有了。 因此，人类全部历史是一部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斗争史。知识分子属于统治阶级的附庸，是帮凶。消灭剥削阶级，帮凶也必须踩到脚底下。他们鼓吹的文化内容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然也必须清除。

这套”理论“蒙上近一百年的灰尘后，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横空出世，抹掉百年尘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土地上大力推行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文化艺术是斗争工具，必须加以绝对垄断和控制，凡是不合要求的必须毫不容情连根铲除。1949年7月，延安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完全确立了他的文艺思想绝对权威：党领导全国人民，党员必须对党无限忠诚，最后，都绝对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威。

舆论打造完毕，开始四处出猎了。　　

1951年，首先对电影《武训传》进行围剿，沾上边的人无不大倒其霉。

1954年，又开展对俞平伯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给俞平伯戴上，“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的帽子。

1955年，针对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遭到审判，斗争扩大到整个文艺界。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许多人被捕。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遭受打击的远不止是胡风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在这场“战斗”中人人过关，甚至普通的中小学教师在暑假里也要集中学习批判。

这期间，范围相对较小的是对梁漱溟和马寅初的批判。

此时，农村土改和城市的对资改造都早已胜利完成，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中国数千年的专政统治中，尚允许有私有财产。和皇帝意见不合，可以告老回乡，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继续著书立作发牢骚，或者开馆授徒讲学。而现在，稍有不满，一旦被开除出国营单位，就再也没有谋生之道，全家上下饿肚子，还要发配到大西北垦荒。于是，一个个噤若寒蝉。

1956年，号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许多人傻头傻脑真的鸣放起来，不料，突然翻脸说是“引蛇出洞”， 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到195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共揪出右派分子三百多万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得意洋洋称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接着哈哈大笑。

是的，还远远没满足胃口，还得穷追猛打。

 1962年9月钦定小说《刘志丹》为 “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刘志丹》小说案又升格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上万人被打成黑爪牙，连普通群众也被打死好几个。

1964年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被批为大毒草。《舞台姐妹》里的一句最普通的台词“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似乎怎么也和政治不沾边，也要大批特批。

1964年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一张照，注明李进同志所拍，另附诗句，“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多数人不知李进为何许人，李进者江青也。这张照片暗示，自从1937年来到延安，被迫潜居多年的江青，即将走到前台。夫唱妇随，要把整个中国推上“险峰”了。

2.全国文化大革命登场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布，断言三十年来文艺界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

有林彪捧场，江青作为“旗手”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正式登台亮相了。

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下发《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天安门城楼上俨然如街头夫妻双簧戏。红卫兵仰天朝拜，山呼万岁，万寿无疆。

虽然反右斗争的规模已经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上百倍，与这场运动相比，果然只不过是小试牛刀。

立刻是遍及全国的抄四旧“焚书”：

红卫兵敲锣打鼓一家家翻箱倒柜，把古今书籍抄出来，付之一炬。也何止于焚书，绝大多数古迹也遭到毁灭性的摧毁。而已经到了运动后期了，甚至杭州西湖边的石屋洞还是没躲过一劫，雇了石匠从顶到底，将一尊尊佛像都凿得一干二净。

在坑儒方面：

全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铮铮铁骨，还是乖巧讨好，是早已揪出的“死老虎”，还是冲锋陷阵的整人急先锋，都一网打尽。统统关进牛棚或者干脆下地狱。

文艺界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人士就有老舍、傅雷等175人。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南京一大学的教授楼是一座三层楼房，楼上楼下六户人家公用一个门道，每个门道里都至少有一人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3.苏南C市的文化毁灭

苏南C市是一个中等城市，虽然文化传统悠久，晚清时还产生过著名的“阳湖学派”，但是，进入现代后却因近在咫尺的上海和南京的崛起，渐渐落后。市里面没有一所高校，也没有像样的科研机构。但同样躲不过这场浩劫。

 南门的清凉寺早已被部队作为军营。城东的天宁禅寺始建于唐代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198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寺院。清乾隆下江南，曾三次至寺拈香顶礼，并题写了匾额和楹联。被誉为"东南第一丛林"。当时，市内的僧侣都已经还俗，大门关闭。红卫兵冲进寺庙。把佛像砸光。木雕四大金刚高近屋顶，全身上下古朴的单棕色闪闪发亮，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绳索套住脖子，一二十人齐声“一、二、三”合伙使劲拉，轰然倒下。

一位姓董的老先生珍藏了很多线状书籍，堆在院子里焚烧，纸灰升腾整条街上空。一所中学里，堆放了没收到的大批图书等等，其中有一批贝多芬音乐唱片，一位学生放了一会儿说，“嗨，还挺好听的！”说罢，放膝盖上一折两半。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创办于1907年11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十）。从这个学校走出来有：刘半农、刘天华、钱穆、吕叔湘、周有光等著名文人。时任校长的史绍熙被学生皮带抽打，逼迫四肢着地在地上爬。

一对中学教师的夫妇，妻子被迫害致死，丈夫每次用餐必定在餐桌上放两套餐具，自己一边吃，一边喊妻子的名字，”吃，你吃......”被认为是想反攻倒算，揪出来批斗。

C市没有大学，也没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单位，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几所医院了。

医生和护士救死扶伤，古今中外各种职业中，是最为人道和最受人尊敬的。在中国有扁鹊、华佗被千古传颂。在欧洲，南丁.格尔护士冒着战火拯救伤员的生命，至今都是各国医护人员的光辉榜样。医学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医学院毕业生必须按照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这一誓言为绝大多数医德高尚的医生和护士恪守。因此，他们也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

但是，天使遇到恶鬼也难逃魔爪。文革前曾放映过一部名为《马门教授》的电影，描述马门医生一家惨遭纳粹迫害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

毛却强调“没有超阶级的爱”，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医生们的苦难日子也跟着来了。

在C市医务界，建国后第一个遭罪的是当地著名的中医屠郎中。屠医生是中医世家，当地颇有名望。不料年近中年，妻子丁兰花却红杏出墙，据说相好是一黄包车夫。堂堂医生书香门第，太太居然和黄包车夫勾搭成奸，让屠郎中脸面丢尽，少不了要呵责教训。

此时，正值大力宣传《婚姻法》，太太跑到人民政府告状，控诉屠郎中殴打虐待她。当时，正要抓虐待妇女的典型，屠郎中是名医，把他揪出来足以教育一大片，于是，丁兰花在一场又一场的群众大会上，血泪控诉自己被丈夫虐待的痛苦经过。文化界也配合宣传，地方剧团将他俩故事编成戏剧演出，演员们充分发挥模仿天才，看过戏的人无不说，无论是屠郎中还是丁兰花，都演得惟妙惟肖。

以后，法院判决丁兰花和屠郎中离婚。屠郎中陪了夫人又折兵，不仅丢了夫人，赔了钱，还因虐待妇女罪，入狱一年。

屠郎中出狱后，形势逐渐转变。以后，屠郎中因医术高明，升任当地中医医院的业务副院长，还荣任人民代表。第二任妻子贤淑知理，子女大多行医，沿袭重医德之家风，颇有贤声。

屠郎中为人谦和低调，文革期间总算没受到太大冲击，文革后期，被下放到一个县里。小县城本没什么好医生，听到有大城市的名医来，顿时轰动起来，称为“半仙”，每天半夜就有人到他家门口排队求医。文革结束，屠郎中回到城里。

关于丁兰花和黄包车夫后来之事，则不得而知。

解放初期，C市的医疗队伍薄弱，全市只有一所医院，绝大多数中、西医都是个人开业，不在单位里工作，没机会参加大鸣大放，所以，几乎没听说有哪位医生被戴上右派帽子。

可是，文革开始，医生们就难逃一劫了。首当其冲的却是一位谁也没想到的人物。

市第一医院有一位高大夫，泌尿科专家，知识分子党员，兼任业务副院长。高副院长是党和政府大力扶持的又红又专典型，报纸、电台、大会小会经常介绍他的光荣事迹。

文革开始后，抄四旧轰轰烈烈。一天深夜，城郊的一条小路上出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黑影。只见那黑影“鬼鬼祟祟”来到一个池塘边，“扑通”一声将一个包裹扔进池塘。顿时引起附近贫下中农高度的阶级警惕性，立刻上前将他逮住。经过审问，好家伙，原来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高副院长。高副院长老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家里一直藏着旧社会时进口的一套美国手术器械，现在深怕被红卫兵抄家抄到，所以，趁着黑夜把这套手术器械扔进河里。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有几个真心向党的？这高副院长，原来一贯欺骗党，欺骗领导，是个地地道道的披着羊皮的狼。

于是，高副院长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洋奴才高**”的牌子，脖子下套着一圈“叮铃当啷”的美国进口手术器械，走在卫生系统牛鬼蛇神的前列，领头游街了。

共产党员医生如此遭遇，国民党医生自然更不在话下。第二医院的陈副院长，曾是国民党野战医院院长。抗战时期，蒋介石来巡视医院，发现德国进口的一辆救护车没放在车库里，而是停放在露天，顿时大发雷霆：“你这院长混帐透顶，枪毙你！”

那时候经费如此紧张，医院里哪有钱盖车库？但是，哪容你来分辨。陈院长吓得魂不附体，浑身瑟瑟发抖。蒋介石发过一通脾气也就算了。不过，陈院长从此与国民党结下了心结，以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陈院长死活也不肯跟随到台湾去了。解放后，陈院长被任命为当地第二医院的业务副院长，当然也是有职无权。文革开始，陈副院长免不了也要站台挨斗，老先生虽然年过六旬，站在台上几个小时依然能纹丝不动。台下群众无不称赞说，“到底是外科医生，腿功挺扎实的。”

不仅活人不放过，死人也同样不放过的。第一医院的段副院长曾经响应号召带领医疗队下农村。不料，一次渡河时遇到了大风，船被吹翻，船上的人都掉进了水里。段副院长水性很好，本可以自己游上岸。但是，那船除了载人，还装了好多袋水泥，水泥袋正好压在段副院长背上，再也无法浮出水面。段副院长因公殉职后，被追认为烈士，很多荣誉。然而，没过两年，文革开始，段副院长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样要挨斗。可是，人早死了，如何再揪他来挨斗？无产阶级的工宣队有的是革命手段，他们到段副院长的墓地把墓碑搬来，然后，在医院里开了一场批斗大会，发言的人一个个手捧红彤彤的语录指着墓碑大骂一通，最后在一阵义愤填膺的口号声中，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抡起铁锤将墓碑砸成两段，批斗会胜利结束。

如果说，大医院的大批判触及灵魂的多，触及皮肉的少，小医院则触及皮肉的就相对多了。一个区级医院里的业务副院长，中医周医生也被作为资产阶级学阀权威被揪了出来。单位里的红卫兵当然不肯到此为止，还硬逼他在巡回医疗时，与一位女护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周副院长不肯承认，就遭到拳打脚踢，还罚跪在碎玻璃渣上。他带的一名徒弟，原本是体校毕业的，与他来了个“亲密”接触：将乃师扛到背上，一个大背包摔到地上。周副院长吃打不过，只得认账，承认自己与女护士有过暧昧。于是，那位女护士立刻被挂上“腐化分子***”的牌子，被拉到台上陪斗。接着，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冲到周副院长的夫人跟前，猛扇了她两个耳光：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乌龟！”

周夫人也被揪到台上陪斗。周夫人日夜陪斗，丈夫更是苦不堪言。一天，本院一位姜老医生肚子不太舒服，要求灌肠。周夫人本不是在这个部门，被罚到此业务不熟悉，也日夜批斗精神恍惚，错拿一瓶无水酒精替他灌肠。老医生躺在那里安慰她，却慢慢感觉模糊起来。这时，走进来一名中年护士，她一看到姜老医生就惊诧地问：

“姜医生，您喝酒的吗？”

姜医生嘟囔着说：

“我从来不喝酒…，”

“可是，您怎么满脸通红，还一股子酒气？”中年护士更感蹊跷。

可是，姜医生已经昏睡过去，再也不回答她了。中年护士满腹狐疑，上前细看，当看到灌肠的瓶子的时候，惊了一跳：

“你怎么用无水酒精替他灌肠？”

周夫人慌忙过来检查，发现果然自己用错了瓶子，顿时乱了手脚。幸运的是发现得早，老医生身体没受多大伤害。老医生一滴酒未喝，却被灌得酩酊大醉，这种事恐怕也够奇葩的了。幸好，老医生是熟人，关系良好，事情就遮瞒了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名名医生挂着牌子站在医院门口罚站。一次，一位农妇看到救过她命的医生挂着牌子在医院门口罚站，顿时失声痛哭起来，“他是救我命的恩人啊！”

还有是挂牌排队游街。一医院的著名妇产科女医生开始游街时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天天游街也不当回事了，挂着牌子在马路上东张西望起来。

上海一家医院把专家医生集中站一排，每人发给他们一根测量儿童体温得肛表，要他们量自己体温。医院里测体温都是护士的事，那些医生不可能接触到，于是，他们就把肛表往嘴里送。羞辱他们的人哈哈大笑，还登载上报纸。证明专家是废物。

报纸上天天宣称知识无用论。一张报纸登载一条报道，工人们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不需要设计和图纸，把工程搞成了。

所谓人命关天，许多国家对从医资格是非常严格的。以美国为例，必须普通大学本科毕业后才能考医学院。医学院毕业后，必须再当实习医生。家庭医生实习时间为3年，手术医生5年，专科医生还要再加专科实习，长达8年之久。最后，还必须通过全美医学执照第三阶段考试，才可以成为正式医生。所以，即使是当普通家庭医生也要熬近十年，年近三十。

1968年，毛泽东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于是，大批初高中文化甚至小学程度的人经过两三个月的培训就在农村和城市当上了医生，其实，那些所初高中文化的人，由于早就停课，真正文化程度也只相当于小学。到1975年底，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50多万。

于是，草芥人命医疗事故不断。

C市的一位赤脚医生要给一名病人针灸。病人告诉他自己会晕针。赤脚医生不当一回事，两针扎下去，病人晕倒，也不会急救，眼睁睁去世。

即使一些城市医院由某些医生充当，但绝大多数并不钻研业务。一位机械工厂的职工儿子生病多日，一天他就诊回来抱着儿子心急如焚的在街上走，正巧遇到一名认识的老医生正在街上拉板车，就上前向老医生诉说。那位老医生说，你儿子不是现在诊断的病。推荐他赶快去找一位也在劳动的儿科医生。后来这个孩子经过治疗痊愈了。他对那位街头遇到的老医生非常感觉。

某个工业局局长肝部疼痛。请一位当时被封为又红又专典型的华医生治疗，可是疼痛越来越剧烈。只得转院到上海华山医院。华山医院的医生们看了华医生写的病历，诊断后只是冷笑摇头。局长问他们怎么回事。回答是，“你这是肝癌，如果早两三个月发现，可以动手术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尽力了......”局长长叹”华医生害了我啊......”

没有最荒唐的，只有更荒唐的。

4.荒唐的疗法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不知道哪个促狭鬼编造一则谎言，说白马尿能治疗癌症。这种鬼话居然拥有大批信徒。上海、江浙一带驻军的白马顿时成了抢手货。许多人提着瓶子、水壶等器具，在白马屁股边排成长龙，好不容易等到白马撒尿，顾不得骚臭，立刻凑上前去小心翼翼的接到器具里，奉为至宝带回家去，给癌症病人服用。

文革期间各种报纸大张旗鼓宣传说，盐卤可以包治百病，美其名曰革命的无产阶级 “盐卤疗法”。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家用搪瓷脸盆等熬煮盐卤。当初杨白劳就是服盐卤自尽的，这时候多少人当了新社会的杨白劳，就不得而知了。

以后，又宣传起“大蒜疗法”来，说得了阑尾炎，不用开刀，只要用大蒜敷在肚子上，就可以蒜到病除。结果，所有敷大蒜的阑尾炎患者都阑尾穿孔，变成腹膜炎。

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广的当属所谓的“针灸麻醉”，据说，用针灸可以麻醉止痛，是继承了祖国医药的优秀传统。于是，做外科手术不再用麻醉剂，而用针刺。病人痛得死去活来，手术完毕，还得感激万分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为了展示针灸麻醉的伟大成果，还邀请国际友人现场观摩，把国际友人一个个吓得心惊胆颤，面无人色。

官方有官方的宣传，民间也不甘落后，忽然冒出一种所谓的“鸡血疗法”。有一本油印的册子介绍说，鸡血有了不得的奇效，不过，同时也承认副作用还是有一些的，例如，有时性情会如公鸡那样的亢奋，拂晓前还有一种啼叫的冲动。可是，这些副作用比起疗效来，当然算不得什么，于是，有些人就省下口粮喂大公鸡，每天用针筒将公鸡的血抽出，把公鸡血和血里夹带的细菌病毒一股脑儿注射进自己皮下。公鸡萎靡不振，人也面黄肌瘦。有没有人因此患上了禽流感，就不得而知了。

往下红茶菌又时兴起来，许多人家在玻璃罐里养起红茶菌，繁殖到一定浓度后，就把红乎乎的菌汤，连带大肠杆菌、肝炎病毒灌进肚子里去。

种种荒唐不一而足。

5.文化全面清剿

整完了高级知识分子，中初级知识者也不放过。1966年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大中小学一律停课。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开始复课。但绝大数学校因搞运动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当时的 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统统赶到农村，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机会，几乎极少幸免。尤其是1966年才上初中的学生，基本上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有报道，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很显然，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中所写的编者按：“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虽说是理工科大学可以复课，文科还是没门。而能进大学的都是中高级干部或军人子弟，还必须给公社层层领导送好处。

1973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张铁生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居然被当时报纸封为“白卷英雄”。

而中学教育，不是好好教数理化知识，说那些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垃圾，而是教所谓的”三机一泵“(指柴油机、拖拉机、电动机及水泵)。

不教文科，不教科学原理，让每个人都成为不知逻辑思维的工匠。

时不我待，江青又大破大立，推出八部样板戏，供大家接受阶级教育。可是，就这八部样板戏轮流转，再也解不了渴，老百姓无聊到极点。

翻译片《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芭蕾舞天鹅湖场景，让中国人看得如痴如醉。有人看了十几遍，每次到天鹅湖结束，就站起来走人。有人问当时的年青人懂不懂，魔鬼和白天鹅的双人舞是什么？回答是，当然懂啦，不就是老鹰抓小鸡吗！

艺术家被不是死就是关进牛棚，于是，群众自发创造起来。一位南京知青当上了作曲家，他创作的《知青之歌》唱遍大江南北，于是，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

无聊至极，于是响应那句民谣“索拉索拉，多拉多，吃过晚饭没事做，睡到床上扭秧歌，肚子扭得蛮蛮大（苏南音duo。)”于是，中国迎来了又一次生育高潮。

C市民众好不容易听说，近郊一大型机械厂民兵将在京杭大运河上搞一次水上排雷演习。于是上万人骑自行车去看热闹，先到的挤到横跨运河的一座铁桥上，居高临下观看。后到的不肯罢休，继续往桥上拥。民兵们在桥下泅行，桥上的人一会儿拥到东，一会儿拥到西，抢着观看。那座桥本是供职工上下班的临时性建筑，平时挑担子在上面走都要摇晃。经过几番摇晃，桥从中间折断，上千人被倾泻进大运河中。河里满是浮动的脑袋，河边大哭小叫。一百多人为了看热闹送了性命。

事后，把那桥梁设计师抓了起来。可是当初的设计是仅仅为了厂里职工过河上下班方便的，不是用来作群众观礼台的。

手抄本流行起来，《第二次握手》与《中国梅花党》，后来还被搬上银幕。匿名小说家的色情小说《少女的心》也同时泛滥。群众性的创作热情远不止这些，几乎所有男厕所内的坑位的门板上，都画满了业余画家的淫画，有的还注明男的是刘少奇，女的是王光美，居然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从镇江通往去扬州摆渡码头的公共汽车上，居然每个座位靠背的背面都用黑墨水画满了不堪入目的淫秽图画，就冲在每个乘客面前，真让人十分尴尬，这时候，如还有女同事或女伴坐在旁边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实在无聊也有用谣言来解闷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就有些外国人来访中国了。忽然C市谣言说，该市中心的百货公司一名漂亮女营业员让外国人拍裸照。于是，大批民众便拥去想一睹芳容。百货公司大门都要被挤破。公司领导只好安排她到地下室仓库里干活。大批民众从一楼赶到三楼、又从三楼回到一楼，指指点点想从女职员中辨认她出来，害苦了其他女员工，如果被人盯着看就心惊肉跳，生怕自己被当作裸照主角。

一天，C市一人家的姐姐骂责骂偷吃东西的弟弟，”这么馋嘴，你是狗熊吗！“

隔壁人家听到后，就说这个男孩变成狗熊了，很快就传遍了整个C市，接着就是整个沪宁线。甚至C市去上海医院治病的人，都被上海医生问到，那个狗熊男孩现在怎么样了？

这种荒唐的谣言居然会有人信，而且传得那么快、那么广，老百姓的智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能达到如此高度。真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啊！

正当广大革命群众无聊透的时候，伟大旗手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毕竟是演员出身，亲自登台给大家解闷了。1974年，与”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背道而驰，居然不爱武装爱起红妆来了，红妆还不满足胃口，更还要花妆。年近六旬老妪带头穿上自己新发明的“连衣裙”，梅花百褶拖地下摆一寸一褶，褶褶绣有梅花。犹如孔雀开屏，在国际友人面前展开。果然，外宾个个啧啧称奇。于是，作为“国服”向全国妇女中推广，大商场出售。有些单位以穿不穿作为评定政治态度标准。市直属机关女干部和市妇联头头要带头穿。可是，即使这些人也不愿穿。事实上，那时候每人一年的布票仅几尺，最少的时候即使江南也只有一尺六寸，全家布票加起来还不够做一件这样的连衣裙，难道全家让一人穿了，别人都衣衫褴褛？何况这样精绣工，一般人家负担得了吗？更由于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打扮简直像花痴，年龄大的更成了老作怪。街头没看到一个女人穿这样的”国服””,仅天津等地就压库1.4万多件，损失达22万元。

早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商鞅向秦孝公建议统治百姓的的一套良策，详尽记录在《商君书》里，说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那场文化革命倒确确实实一一招办执行：

壹民——控制思想，全民思想统一，不容异见；

贫民——剥夺民财，财产归公，民惧饿死，不敢反抗；

疲民——大批判、大武斗，民疲奔命；

辱民：羞辱知识分子，丧失自尊，匍匐到地。

弱民：剥夺受教育机会，陷于弱智。

《商君书》还有一句：五者皆不灵，则杀之——大开杀戒，以反革命罪送上刑场。

《商君书》还说：”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于是，林彪、四人帮大批奸人当道。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因此，这场“文化革命”的后果必然是文明大毁灭。不仅是毁灭了知识，更是毁灭了人类基本道德，祸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