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30多年的上海文艺——近代百姓生活（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逃到了台湾。上海解放政府一成立，就教上海人用上海话唱“欢迎、欢迎，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

近代中国改朝换代的次数也实在多，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日子还是照样过，而且，上海人是最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家里，男人们依然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女人最爱聊的是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百货商场和《信大祥》、《协大祥》绸缎店。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普通老百姓对政治没多大兴趣，然而，你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过问你了。

很快，一夜之间，舞厅全部关闭，舞女都被抓去劳改农场。西装和旗袍没人敢穿了。男人一律穿蓝布中山装，有点儿文化的人，胸前口袋插支钢笔。女人们一律白衬衫和蓝布工装裤，梳两条粗大的辫子。后来，又时兴一阵子西装领的蓝布袄，美其名曰《列宁装》。中国成了蓝海洋，蓝海洋里唯一点缀是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了。

街头天天游*行。游*行队伍红旗开道，“咚吧、咚吧、锵锵...”的锣鼓声震天动地。

上海人素来以自己是上海人为傲， “阿拉上海人（音ning）！”，要多自豪有多自豪。那时上海人的谈话中，上海之外的地方一律称为乡下。如果说某人明天去乡下，远不是意味他去某处农村，而很可能是去北平或南京之列的大城市。上海人最瞧不起的是苏北人——所谓的“江北人”。解放前淮河经常闹水灾，苏北人只好携家带口逃荒到上海，多数干厨师、裁缝、修脚匠或三轮车夫之类的活，集中住在闸北的棚户区里。在这座非常讲究现实和面子的城市里，所谓“身上穿着绸披披，家里没有夜饭米”，嫌贫爱富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你逛商场时讲话带有苏北口音，店员肯定会向你翻白眼。无论是苏北的扬州话、淮阴话，还是苏南的镇江话和南京话，乃至于辽远的平津、东北，在上海人的耳朵里，听起来都是苏北口音，因此都是“江北人”。长期以来，上海人以说上海话为荣，是最不爱说普通话的，在他们耳朵里普通话与江北话，没什么两样，因此，长期以来，普通话普及程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

上海港开埠早，很早就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的熏陶，结合本地上海的本身情况，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海派文化”。电影院里放的多数是美国西部牛仔的枪战片、哈代和劳莱两个一胖一瘦影星的滑稽片也颇受追捧。上海的制片商因此还拷贝了一对上海版的胖瘦搭档宝贝——殷秀芩和韩兰根。上海人感情细腻，电台里广播的都是软绵绵的江南评弹和“卿卿我我”的流行歌曲，少不还了有姚穆生和周伯椿搭档的上海话滑稽说唱。

原来，土里土气的土文化从来是进不了上海滩的，可是，却随着解放军的枪杆子一起光临上海来了，诸如：腰缠红红绿绿的绸带，男男女女东歪西扭的秧歌；挂在胯上腰间咚咚乱敲的打腰鼓；电台里天天放的《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啊～～～”等等。对于这些土得掉渣的玩意儿，上海人瞧不起也看不惯，认为都是江北叫花子们玩的穷把戏。

可是，新政府按照老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钦定的调子，文艺工作必须配合政治运动。把解放前的歌曲一律都定性为黄色歌曲，无论是李香兰唱的“何日君再来”还是冼星海作的“秋水伊人”都被定为靡靡之音。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怕上海人听不懂，电台里天天用上海方言唱土改歌曲：“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地主搭子偶伲到底啥恁养活之啥恁啊呀，没有偶伲来劳动，地主饿得勿能动，到底啥恁养活之啥恁啊呀～～～！”

当然，一面欢迎一面还要痛骂：“蒋匪帮呀，那个一团糟呀，那个一团糟呀，一团糟呀，一团糟呀！”

有趣的是，时过境迁，以后不再骂蒋匪帮了，而是“蒋军兄弟们！”居然，和匪帮称兄道弟了。

以后，国产的文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而是战争。歌颂建设的歌曲，有：《地质队员之歌》、王丹凤主演电影的插曲《小燕子》、歌颂劳动模范王崇伦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唱个没完没了。“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若得无数青少年梦想到矿野去住帐篷。

小说《保卫延安》和《铁道游击队》在学校里是最热门的书籍。可是，后来《保卫延安》据说是歌颂了彭老总，成了禁书。

刘胡兰也被广泛宣传，她死得也真蹊跷，据说是被蒋匪帮用铡刀铡死的，蒋匪帮有枪弹有刺刀，何苦用这种费力的工具来杀人？这也算是老百姓听到的唯一的一个案例了。老毛钦定刘胡兰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却让学生们有点儿犯糊涂。你说这两句话是赞扬刘胡兰本人的吧，那该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那“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什么意思，是指所有活着的人都伟大和死去的人都光荣？这不把蒋匪帮也算进去了？

歌颂战斗英雄的电影《董存瑞》、《赵一曼》、《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渡江侦察记》一个接一个。描写反特的电影《英雄虎胆》里面有一段长镜头：国民党女特务阿兰小姐和我打入匪穴的英雄共跳伦巴舞，真是绝妙的国共合作，可是，最让上海年轻人念念不忘的倒不是咱英雄之虎胆和风流倜傥，而是女特务阿兰小姐跳舞时扭动的身姿。

上海人感情细腻，对于那些硬邦邦的歌曲是不喜欢的，你要是嘴上老挂着“雄赳赳，气昂昂...”，上海人会以为你在发神经——打算跟人家去寻相骂还是拼命？电影《上甘岭》的插曲“谁不说我家乡好”曲调婉转动听，倒让上海人喜欢，也传遍了全国。可是仔细听听曲子里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和《秋水伊人》里的“几时回来呀，啊～～～～！”的调子又何其相似乃尔。

整个五十年代，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有一首歌唱道，“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马屁拍到这种程度，也够没出息的了，没一个人不在心里犯嘀咕。

《卓娅和苏拉》的故事在学校里一遍遍讲述。电台和广播里《红梅花儿开》、《喀秋莎》、《伏尔加纤夫》和《再见吧，妈妈！》等苏联歌曲翻来覆去的放。电影院里放《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等电影。在《攻克柏林》的影片里，一位女教师居然不爱小提琴家，爱上了炼钢工人——电影里一句了不起的台词是“放心吧，小提琴是战胜不了钢铁的！”最后，这位炼钢工人一直打到柏林，将红旗插到德国国会大厦顶上，回来后与恋人接吻拥抱，喜结连理。中、小学生也有精彩的《三头凶龙》和《萨达阔》的苏联神话电影。大学生则在学校礼堂里学习跳交谊舞。

忽然说，要大家穿苏联花布，不仅女孩子要穿花花绿绿的连衣裙——布拉吉，还不管男女老少都要穿花花绿绿的花衬衫，党团员尤其要带头。据说，苏联花布卖不出去了，只好摊派给我们中国老百姓——这当然是居心不良的造谣。但是，这事好像热闹了一阵就过去了，老百姓又回到了蓝布衫。

一九五六年左右，气氛宽松了许多。除了苏联电影外，也放映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匈牙利的喜剧片是许多人喜欢的。偶尔，也有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最红的当属印度的《流浪者》了。广播喇叭里成天播放《拉兹之歌》， “啊吧啦呜，啊吧啦呜，....”。有些孩子也起了不上学去“啊吧啦呜”的念头了。

一些解放前的电影，如恐怖电影《夜半歌声》和反映小市民生活由周璇和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也允许公开放映了。对政治题材厌烦透顶的老百姓自然十分欢迎，一度万人空巷。电影的主题曲成了最流行的歌曲。男孩子常挂在嘴边的是“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至于什么是“博爱、平等、自由”却完全茫然。女孩子爱浅吟低唱，“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男孩听了心猿意马，老师听得心惊肉跳。

反映社会问题的题材也出现了，如讽刺电影《新局长来到之前》等等。然而，不久反右斗争开始，该电影的导演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一切都消失了。广播喇叭里成天只放一支曲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若干年后右派平反了，原来，他们是不想反的，那么，就翻过来吧。尼克松来了，帝国主义资本家也来了，相必是翘着尾巴来的吧。

六十年代初期，虽然肚子还不太饱满，文化生活大大丰富起来了，外国电影一部接一部，人们伴着“嘭嚓嚓、嘭嚓嚓”的轻音乐跳起交谊舞。外国音乐不仅原来允许的古典交响乐，“蓬、蓬、蓬”的爵士乐似乎也开禁了，反正没人管。

说是要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第三世界的文艺当然是要鼓励的，可惜到后来都不怎么的了。

印度尼西亚的《划船歌》、《美丽的梭罗河》、《哎呀，妈妈！》着实红过一阵子。“哎呀，妈妈，年青人总是这样相爱...！”——人家印尼年轻人怎样相爱，是未婚同居，还是六只眼睛拜堂？咱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唱就是了，可是，印尼后来搞起了反华，这些歌就熄火了。

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也红过一阵，但是铁托搞修正主义，这歌也跟着长不了了。

古巴的卡斯特罗是反美英雄，古巴民歌《鸽子》，成了中国时髦青年传递柔情蜜意的鸿雁， 可是，以后，卡斯特罗觉得，他跟我们用蔗糖换大米的买卖吃了亏，开骂起来，翻脸了。

巴拿马也搞起了反美，于是游*行队伍又唱起“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巴拿马人大概不会唱歌，这曲子是中国作曲家的杰作，可是，今天没几个人记得住这个曲子了。

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一盏明灯。傍晚，小伙子们远远对着女孩一遍遍唱“来吧，快来吧，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呀！”可是，没几年，阿尔巴尼也跟咱翻脸了，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投降美帝，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投降了美帝——我们把尼克松请来了。于是，“玫瑰花”也不来了。

周总理去非洲访问，非洲人跳起了欢乐的伦巴舞，热烈欢迎。伦巴音乐之欢快热烈一点也不比今天巴西的桑巴舞逊色。年青人一听到这种音乐声，就难以遏制的扭头顿足起来。

一部部虽然讲的是革命，却明显有小资情调的电影，如《舞台姐妹》、《小城春秋》、《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出现在银幕上。描写孟良崮战役的电影《红日》里，著名影星舒适把国民党将军张灵甫演得威风八面，而解放军则一个个土巴拉叽的。电影《洪湖赤卫队》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调子缠绵曲折，更是几乎人人爱唱。

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喜剧片《大李、老李和小李》、《满意勿满意》，也颇得老百姓喜欢。

 可是，小资情调好景不长，反修防修开始了。老毛定下调子文化部和宣传部是“死人部”和“帝皇将相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猴一挥手，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

老百姓对过去的那些电影或音乐，只敢私底下说说。稍微讲究一些，就是“修”了。当时一部电影里，一位工人子弟娶了个小店主的女儿，这位妻子竟敢替丈夫买了件新衣，成了“修正主义苗头”的典型。

林彪高举着红色的《语录本》来了，“唱一支革命歌曲，好比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于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战士打靶归来”充斥耳边，接着，是一天到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后是八个样板戏连轴转。老百姓的生活枯燥极了，无聊到极点，有人在样板戏里加了些佐料，拿来讲故事，居然有趣多了，不料，却被打成歪曲样板戏的反革命。更有些人偷偷搞起了创作，胡编了些诸如《中国梅花党》之类的反特故事，老百姓听的津津有味。当然，难免要搞出岔子，《第二次握手》和《知青之歌》的作者都被打成反革命。

色情小说《少女的心》也来凑热闹了。虽然严厉追查，却至今也不知道谁是作者。不过是偷偷摸摸的意淫，哪敢公开自己的尊姓大名。

朝鲜是咱铁杆盟友，金日成当初的发展纲要说是，要盖多少住房，要让每个老百姓每年有多少布，让中国的年轻人看了好不羡慕，“金胖子有办法！”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红遍半边天。“卖花，卖花...！”虽然满街没有一朵花，卖花声却直上云霄。

另外被允许放映的外国电影是《列宁在1918》。“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两句台词让所有的人念念不忘，成了梦寐以求的向往。有人为了里面的芭蕾舞场面，先后去看了十几遍，每到芭蕾结束，就离场回家。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懂的。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看到里面魔鬼和天鹅的双人舞场景时说，“哦，老鹰抓小鸡了。”

后来，老毛要评《水浒》，又说《红楼梦》是反映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好书，不是讲男女吊膀子的。于是，《水浒》可以看了，当然是要用批判眼光看的。而《红楼梦》则是要大家认真学习的。可是，无论是贾宝玉，还是林黛玉，似乎都跟咱贫下中农大老粗凑不到一块去。

后来，美帝头子尼克松来访问了，一切又开始渐渐宽松起来。开始时电影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的间谍片，这下子可热闹了，观众多得要挤破头。

四人帮打倒后，伤痕文学哭哭啼啼述说文革灾难。老片子也可以放了。

越剧《红楼梦》放映后，有人一连去看了十几遍，一位公交车驾驶员，边开车边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忘乎所以了，忘记了手中的方向盘，几乎连车子带乘客冲上人行道。林妹妹没从天堂下来，一车乘客险些都上了天堂。

好莱坞电影也可以进来了，有的女孩把《罗马假日》看了一遍又一遍，绝大多数上海女孩对费雯丽、琼.芳登、英格丽.褒曼等女明星如数家珍。

以后，费翔跑来放起“一把火”....，俱往矣，一切似换人了人间，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