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天涯》主编王雁翎：编读夏榆十年记
一个作家与一个刊物是否投缘，也有一个互相寻找、互相选择的过程，同气相求的话，终会寻找到对方。《天涯》1996年改版，突出纯文学重围，把触角伸入到思想文化领域，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底层疾苦。在散文随笔的选稿标准上，则摒弃传统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抒情美文，强调现实感、疼痛感和思想性。夏榆的散文恰在此与《天涯》一拍即合……
原《天涯》主编王雁翎
其实我并非书写夏榆印象记的合适人选，他在北京，我在海口，我们的现实生活毫无交集，我自然无法写出感性的、鲜活的抑或轶事的夏榆其人。但夏榆说没关系，你就写我的文学印象记，你是最合适人选，我深感夏榆的诚意。我与夏榆编写往来十余年，已经建立起一种美好的编读相长的关系，关于他的散文写作，这些年我们也有过不少交流，我也想找个机会整理一下多年编读夏榆的感受。
夏榆在《天涯》发表散文，始于2001年第6期《黑暗的轮转》一文，到2010年第6期《无限延伸的钢轨》，夏榆在《天涯》共发表了11篇散文，每年一至两篇。夏榆的名字在《天涯》出现频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天涯》的作者中是很少见的。
现在回头去看，我发现，十年的时间，《天涯》显现出夏榆散文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肌理，呈现出一个散文的夏榆。自然还是有一个小说的夏榆的。夏榆至今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隐忍的心》、《黑暗纪》、《我的神明长眠不醒》，但在我看来，那毋宁说是自传体长篇散文，与美国黑人女小说家牙买加琴凯德《我母亲的自传》一样，都是以自我经历为雏形，从自我经验出发的写作，直抒胸臆，自由而热烈，诚挚而深切。夏榆独特的矿工经历、丰厚的写作资源，注定了他无法避开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而去进行虚无缥缈的想象、天马行空的虚构，他只需要从自我出发就够了，写透了自己的经验与境遇也就同时写出了世界和他人。夏榆曾在给我的信中说过：“我现在厌倦小说家对文本的虚构和编造。……我不愿意写作一种＂非我＂的文字，此类的写作在我看来意义有限。按照自己的理解写，我不研究小说叙事技艺。兴趣不在那里。我写，从来是因为有话要说，有感受要表达。我不往职业作家的道路上挤。”后来，夏榆将自己的生活与写作态度概括为一句话：非修辞地生活，非虚构地写作。很经典。
夏榆本质上是属于散文的。
一个作家与一个刊物是否投缘，也有一个互相寻找、互相选择的过程，同气相求的话，终会寻找到对方。《天涯》1996年改版，突出纯文学重围，把触角伸入到思想文化领域，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底层疾苦。在散文随笔的选稿标准上，则摒弃传统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抒情美文，强调现实感、疼痛感和思想性。夏榆的散文恰在此与《天涯》一拍即合。九十年代末的散文写作开始出现多元变革，新的散文观念风起云涌，但优美的文字、诗意的抒情仍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对散文的审美要求。相比之下，夏榆这种书写黑暗的散文令人感到沉重、压抑，不美甚至不适，但他的文字不能仅仅在文学范围内来评价，它沉重、敏锐、有力，充满了不屈、反抗、正义和良知的呐喊，正如张炜所说夏榆“对人道力量的坚持和信任，他的不能够松弛的反抗的心弦，一次又一次发出了尖利的鸣响”，这种思想性的力量正是夏榆散文的独特价值所在。而《天涯》改版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它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提倡一种深度与审美兼具的思想性散文随笔，这给夏榆这些书写黑暗与漂泊的疼痛文字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发表平台，所以，夏榆得以在《天涯》持续地、高频率地出现，不是偶然的。夏榆对我说过他是从《天涯》走出来的作家，我相信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作为编辑、刊物，我们当然也为能推出夏榆这样优秀的作家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夏榆最早发表在《天涯》上的两篇散文《黑暗的轮转》与《失踪的生活》，已大体奠定了夏榆散文写作的两个基本母题：黑暗与漂泊。有时它们单独呈现，更多的时候它们纠结在一起难舍难分。因为在夏榆身上，这二者就是不可分的，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经历。
《黑暗的轮转》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这篇高度概括、类似创作谈的短文更像是他以后一系列黑暗与漂泊叙事的总纲，他开宗明义：“我曾经长时间地处于黑暗之中，那时我19岁，终日穿着铠甲般的工装，和面孔如石头般坚硬的矿工穿行在一座烟尘弥漫的矿井下。”在蓄谋已久终于出走踏上北漂之路后，夏榆无比欣喜地沐浴在过于丰盛的阳光照耀之下，沉浸于不觉喧嚣的市声之中，体验着自由游走的快乐，感受着平凡的人间幸福。在这段自由而清贫的漂泊生涯中，他更加确认了写作之于自己的意义：写作是“我活命的方式。也是我的快乐和幸福方式。更重要的它还是我的获救方式。经由写作我离弃黑暗，也通过写作我得以真实、切近地触摸到我的灵魂的存在。”
2002年初，夏榆给我一篇新的散文《失去信址的生活》，讲述了自己北漂时期遇到的两张无人认领的明信片背后的故事，其中的呼求、渴盼与死亡有切肤之痛，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居无定所从而失去固定邮址的生活经验，夏榆将之命名为“失去信址的生活”。新旧世纪之交，现代化、城市化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南下北上，到都市中讨生活求发展，“失去信址的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生活状态。夏榆从书写自我出发，无意中触摸到彼时时代的脉动。我当时读完很兴奋，隐约感到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好文章。顺便说一句，在发稿时，我提出感觉原题目不够经典、概括、有力，大家同感，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确定改为《失踪的生活》。
果然，《失踪的生活》发表后，很快引起评论家的关注。李敬泽在当年6月发表于《南方周末》的评论《失踪的生活 可疑的景观》中开头即阐释了这篇散文的意义：“失踪，被遗忘，这在一个广大的人群中随时可能发生，而原因之一竟是邮址！作为一种现代文明设施，"通讯"进入了我们的基本经验，它已经是"透明"的，我们感觉不到它的深度，但在《失踪的生活》中，我们忽然发现，这种经验有幽暗的背面，原来还有人没有被确切地"编码"，你可能无法依据某个号码找到他。这个人或这些人的生活和心灵，他们对世界的感受、世界对他们的观察，都受制于这个微小的事实。《失踪的生活》发现了、写出了这个事实。对此夏榆有一种无力感，他知道在那动荡不宁的生活中间有血、泪、喘息和战栗，他听到了从那儿发出的呼求，但他无法接近他们，他是失败的信使，他无法传达从那种生活内部发出的消息，他是孤独的，因为他感受到了那个孩子和那位姐姐的"孤独"。”
随后，这篇散文也终于在某个时刻进入一个日后对夏榆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视野——岭南评论家林贤治后来在给夏榆的散文集《黑暗的声音》作序中如此形容初遇夏榆此文的感觉：“七八年前，因为要编一个年度文学选本，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学杂志。文字重重叠叠，气闷中，顿觉有一道霹雳，击破这一大片混沌的水雾。那是署名夏榆的一篇文章：《失踪的生活》。”林先生甚至责备自己的失察，没有在此文发表的当年（2002年）就注意到这篇文章。为了弥补，当然也是出于对夏榆散文的偏爱，他在主编《文学中国》（2004卷）时，一股脑将夏榆当时已在《天涯》发表的三篇散文《失踪的生活》、《黑暗之歌》、《白天遇见黑暗》悉数收入。林先生与夏榆因之成为忘年交，日后策划出版了夏榆第一部散文集《白天遇见黑暗》。
2003、2004两年，夏榆又在《天涯》发表了《黑暗之歌》、《悲伤的耳朵》、《白天遇见黑暗》三篇散文，此可谓夏榆的“黑暗三部曲”。在这三篇散文中，夏榆回望已渐行渐远的矿工生涯，描述出为我们大多数人所陌生的矿区景象：阴沉的天空中浓厚的云层，石头垒砌的低矮平房，空气中飘浮着呛人的烟尘，房屋、树木、河流，乃至人们的服装、面目、呼吸，都落满一层薄薄的黑色粉屑，黑——是这里统治一切的颜色。然而，黑在矿区反倒是一种吉祥的颜色，因为它意味着日常、平安，而白色的出现总是触目惊心，因为那是包裹伤残断肢的颜色。那些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男人是矿区街头巷尾的日常景观。岑寂的深夜，常常会平地而起女人尖利的哭嚎和救护车的鸣叫，那一定是矿难又发生了，伤残、死亡在所难免。夏榆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他只能每天穿上铠甲般的工装，戴上安全帽，跟着矿工兄弟们一起走向矿井。“我坐缆车到达坑底，再由坑底穿越幽深曲折的巷道，走向劳作的工场。矿井的巷道纵横交错，那些在地腹中的巷道出现在地形图上的样子如同人体纵横交错的血脉。我进入得越深，离人间的生活越远，离尘世的气息越远。”矿井幽深的黑暗无明寂静孤独、矿井下层出不穷的伤残与死亡使他那颗年轻敏感的心备感恐惧，所幸他找到了一条抵抗恐惧之路，那就是阅读和书写，借着头顶矿灯的微弱光线阅读《黑孩子》、海明威、杰克伦敦、梵高、尼采……掏出怀中的笔在纸本上记下脑海中灵光一闪的词语。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词语，在心中产生了对文学的隐秘的爱情。他梦想着当作家，梦想着过一种清洁文明优雅尊严自由的人的生活。阅读和书写就像沉沉暗夜尽头的曙光，使他看见了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们；照亮了他身边物质的黑暗，也照亮了世界和人心的黑暗。他越来越看清了这个世界黑暗的属性：暴力、强权、奴役、凌辱、控制、隔绝、屏蔽……阅读和写作持续地给他内心输送着反抗的勇气和力量，终于，在目睹了与自己怀有同样梦想的年轻同伴的死亡之后，夏榆在心里彻底宣判了那个“矿工夏榆”的死亡，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体制出走矿区，走上了漂流之路，成为一个“在路上”的漂流者。
夏榆新书《白天遇见黑暗》，收入了他主要的散文随笔作品。亚马逊、巴诺及各网络书店有售。点击购买
夏榆接二连三在《天涯》发表的散文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2005年初，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是一位大三女生，她说：“在作家立场这个巨大的栏目之下，他（夏榆）真切的文字在众多一本正经理论满篇的人当中突现出来，给我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而后是细细的思索。想要和他交流的念头油然而生。……我非常想跟他说话，想告诉他一个农村女孩与他十分相似的心路历程，一个追求文学之梦的同路人的彷徨、苦闷和快乐。”我把这封信转给夏榆，夏榆很感动：“被这样的读者阅读，有这样的读者呼应，会强化我写作的意志和表达的立场……我是为自己写作，但可能也是在为很多人写作……”
到2005年，夏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知名的作家，还是一个优秀的文化记者。文学与新闻，在他是互相滋养的关系。他曾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他的记者生涯：“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给我的好处是可以阅尽世间的生活，我经常是满天飞，有时候晚上还在珠光宝气奢华堂皇的地方，第二天就到了穷困荒芜不到达就永远看不到的地区。我见识各种各样的人，头脑杰出的智者，才华凌人的领袖，还有在苦难中求生的底层生命，越是看得多，越是对人、对世界体察深入，最后真是波澜不惊了。写作跟随着我的心，跟随着我的脚步，跟随着我看到的世间的生活，是我发现到的写作的快乐和幸福。”是的，行走、观察、聆听、体验，《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业经历无疑为他打开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拓宽了夏榆认识世界、人生、人心的宽度和深度，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夏榆亲临瑞典斯德哥尔摩从事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的报道，与这个世界上杰出的头脑、优秀的心灵面对面的交流，这一切都使他得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过去那段黑暗的生活，对之有了新的认识。夏榆在2006年之后所写的三篇散文《在霹雳中奔跑》、《在天之上，在地之下》、《我知道黑夜的悲伤》中，就反映出他更为开阔的思考和求索。
这三篇散文的时空感大大加强，夏榆把自己的童年、矿工生涯、北漂经历与德兰修女、昂山素季并置，与柏林墙、奥斯维辛、斯德哥尔摩拼接，上天入地，上下求索，甚至不惮散漫之嫌。在北京西郊张中堂公寓、在柏林墙、在奥斯维辛、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观看德兰修女、昂山素季的获奖录像，聆听她们的演讲，夏榆不禁遥望自己的故乡与童年，打量自己以往的矿工生涯，他越来越发现黑暗不仅仅存在于自己曾经处身的矿井，也存在于自己的童年；不仅仅存在于自己降生人世后无法遏制的恐惧的啼哭，也存在于“文革”中被批斗、关押的人员的哭号；不仅仅存在于晋北矿区，也存在于首都北京；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各地；不仅仅存在于外部世界，更存在于人心、人性；不仅仅存在于他人，更存在于自我。夏榆说“黑暗是无处不在的，它在地下，也在地上。在世界中，也在人心里”——黑暗，还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暴力、强权、奴役、隔绝等等充斥了这个星球，共同形成了人类黑暗的王国，他们不分种族，没有国界。
夏榆任职《南周》期间的文化访谈录结集：上卷《在时代的痛点，沉默》，下卷《在异乡的窗口，守望》，分别收入对国内和国际在人文艺术和思想学术领域顶级人物的访谈，对象包括余华，史铁生，莫言，黄永玉，和帕慕克，阿多尼斯，桑塔格，艾科等。壹嘉2017年版，亚马逊、巴诺和各网络书店有售。点击购买
“黑暗”在夏榆反复执着的书写中获得了一种超越具象的象征意义，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寓言，一种比喻，所以林贤治先生说“书写黑暗乃是最高意义上的写作”。夏榆也在一次答记者问时阐述“黑暗”一词的意义：“黑暗并不是在光线沉陷之后的颜色。黑暗是我们被蒙上双眼的时候所见的颜色。黑暗还是我们遭受苦痛和不幸时候的颜色。……黑暗使我看清楚自己，也看清楚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夏榆是幸运的，他无可选择地出生于一个黑暗的区域，一种黑暗的生活，但他却靠自己的笔在纸上的开掘，将之转化为一种寓言。他似乎是命中注定被选中为“黑暗”代言的那个人。
长歌当哭，必须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夏榆这些书写黑暗的文字，应该是在他远离了当年那段黑暗的矿工生涯，当上了《南方周末》大报的记者之后陆续写就的。这一方面给了他回望过去的必要距离和眼光眼界，使他得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看清世界，另一方面，也毋庸讳言，随着他个人生活困境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这种书写黑暗的写作能够持续多久？失去了当初那种困兽般强烈仇恨和反抗的对象，失去了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感，他的黑暗书写会不会陷入虚无？他靠什么继续支撑自己的文学表达，永保底层的立场对社会发言？简言之，我认为夏榆需要在新的个人境遇下重新思考“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夏榆有过开诚布公的交流，夏榆显然早已深思过这个问题，他说：
“对人而言，困境是永在的。人活一天，困境就不会消失，也许人在身后困境依然在。所以文学表达在我这里不会终结，因为困境不会终结。……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限定在底层，就像史铁生所说，我是把自己放在疑难上。生之疑难，世之疑难，这都是我写作的根由。……我写出来的文字有底层的相貌，那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底层。底层，就是人回到真实境遇时的状态。回到真实境遇，人类都在底层。因为头上只有无限的天空，那是上层。”
黑暗——困境——疑难——真实境遇，夏榆的写作越来越走向普遍、开阔、自由、深刻。他心仪那种强劲浩瀚独立自由的写作，从个人的源头出发，一路浩荡东进，每一朵浪花，每一次激流，每一处险滩，都闪映着时代的光影，都与广大而浩瀚的人类精神血脉息息相连。
祝福夏榆。我期待着继续编读他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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