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亡魂外一章（后附解密档案和历史图片）
塞外亡魂外一章（后附解密档案和历史图片）
我们的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学者共同记录，由每个人参与而不断地写就。真实的历史是一项集体的努力，是来自不同观点和背景的许多不同的人的贡献。也是一个持续的整理，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此文是我的好友，著名媒体人作家曾慧燕（后称燕姐）所发：
往事不如烟！令人担忧的是历史的旧事循环往复，当政者並没有吸取教训。一如与我在同一个小城长大的诗人野渡所言：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会教训....
转自野渡:
燕姐八十年代初在香港成名后，我就读的吴川二中把燕姐列为杰出校友让同学们学习。
回家后与父亲说起，他一声长叹，说起燕姐父亲的惨痛遭遇。我家距离燕姐家才二百米，而整条十字街可能都知道燕姐家的血泪史，但这是尘埃落定后的感慨，而在那疯狂的岁月，可能不少人都曾在其中落井下石，所谓“雪崩后，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而曾对香港满满羡慕的雪花，正迫不及待地把自由港覆满来自极权大陆的彻骨冰寒。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会教训.....
正文：
塞外亡魂外一章
1987年是中國大陸反右運動30周年，我写了記叙父親右派经历的巜悲歡離合30年》，同为右派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主筆陸鏗先生说写得好，在该刊发表不久，編輯部轉來一位李姓讀者的電話，說是我父親當年在青海勞教農場的難友，渴望与我一晤。
我撥通了這位李叔的電話，他很激動，迫不及待馬上坐的士從九龍過海來香港見我。本來當天我還有很多事情，他說只需十分鐘，誰知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如果不是我非走不可，他會一直談下去。
他說，反右運動前，他和我父在同一地區教書，兩人不幸都成了右派，並一起發放青海柴達木盆地「勞動教養」。他當時年僅二十多歲，比我父年輕，但已有一對牙牙學語的雙胞胎女兒，妻子並已懷孕三個多月，腹中胎兒是兒子，家中還有一位老母親。
1960年李叔从青海劳教获释回老家，始知家破人亡，母亲忆子成狂离世，妻子因他杳无音讯，带着三个小孩无法生活，改嫁他的旧上司。他绝望地在广州流浪，恨不得一死了之。恰好遇到大逃港，他孤注一擲「督卒過河」（泅水偷渡），成功上岸。
來港後他從衣廠打工開始，最後成為衣廠老闆，不但事业有成，还重新建立家庭。他对前妻当年迫不得已的“背叛”表示谅解，经常接济前妻和後夫的生活。他自言，希望“人性道义，两者无亏”。
李叔並强调，20多年來，他一直沒有忘記我的父親，他們一起同患難，但自從離開青海後，我父被原單位拒收踢回老家，就和李叔失去聯絡。生死兩茫茫。
由於李叔多方打聽我父消息不得要領，懷友之情與日俱增，1979年重阳前夕，他写下巜塞外亡魂》一文，缅怀20年前的歷史舊事和抒發對故人的思念，文中提到我父等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能與健在的難友聚首一堂敘舊。
1986年，李叔出版了一本文集，將巜塞外亡魂》一文收録书中，送了一本给他的女秘书。没想到她记忆力奇佳，居然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更巧的是，她订阅了巜百姓》杂志。1987年是反右運動30周年纪念，巜百姓》杂志主笔陆铿也是右派出身，他约我写了纪念文章《悲欢离合30年》，被李叔女秘書看到拙文，遂向老闆報信說：「看到您老友記的女兒在《百姓》寫的文章，應該是同一人。」
李叔初時半信半疑，心想世界上那有這麼巧的事。但當他看了拙文後，當即肯定我父的確是他找尋多年不得要領的昔日難友。
我在《悲歡離合30年》一文中，略为描述了父亲当年被流放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一些经历，不少人看了都表示很悲慘，但李叔说，我寫得還不夠，实际情况比我描述的慘得多。
我相信李叔说的是实话，因为我父挨批挨斗那么多年，被整怕了，心有余悸，说话难免有保留，免得动不动就被指为“恶毒攻击”社會主義制度。
李叔說了許多我聞所未聞、駭人聽聞的經歷。他並突然問我：「你父親的牙齒好嗎？」我說不好呀，滿口假牙。李叔激動地張大嘴巴，露出一口假牙：「你知道我們為什麼牙齒這麼壞嗎？硬是啃牛骨、馬骨甚至死人骨啃掉牙的！」
他說，在青海勞教期間，他們去過馬海、德令哈、小葛爾木、香日德等地勞動，也到過冷湖以及整天看不見太陽的冰山。除了精神上的屈辱和強勞動力及酷寒外，飢餓也令人難熬。據不完全統計，他們這批右派，至少死了三分之一，其中以凍斃及餓死這兩類最多。
在廣東發配去青海的右派中，李叔算是較年輕的一位。他說由於他出身農民家庭，少時曾作過農活，比起我父這些「正統」知識分子，力氣稍勝一籌。剛到勞改營時，他力氣大得可以扯住一只羊的後腿，一把把牠活活摔死。但過了不久，身體每況愈下，變得虛弱無力。不但再也提不起羊，反被羊拖著行。
我奇而問之，為何被羊拖行？原來，那時由於飢餓，時有難友活活餓死，李叔自恃年輕力壯，不忍同伴餓死，晚上偷偷溜出營地找尋食物。每當看到牧民趕著羊群經過時，他知道牧羊人必在方圓數十里內紥營過夜，半夜便跑去偷羊，摔死後背回來。但後來因身體垮了，背不動了，又不甘心空手而返看到難友们失望的眼神，寧願死抓著羊腿不放被拖行。
李叔那時成了最受难友歡迎的人物，每當他外出覓食時，大伙兒引頸期盼，希望他帶回食物填塞饥腸。但這樣卻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壓力，每當他徒劳無功空手而返時，看到難友們飢餓而失望的眼神，「真恨不得像神仙那樣變出食物。」他說。
一次，李叔到邊防軍營地偷牲口飼料，突然眼前一亮，瞥見伙房內有雪白的大饅頭，他已很久沒吃了，不顾一切冒險爬入去偷，被發現抓獲，把他交給一個軍官審訊。
軍官拍著桌子喝問他為何要做小偷？李叔卻充耳不聞，兩眼死盯著桌上的饅頭，他數了數，共有11个。他咽着口水，想起难友们正在翘首企盼他带回食物，竟然“贼胆包天”，就在军官大发脾气的时候，他从桌上拿起馒头就往棉衣口袋里塞，一个、二个…一會功夫已被他拿了五個。
這時軍官一轉身，看到剛才堆得小山高的饅頭矮了半截，馬上命令士兵搜他的身，當即暴跳如雷，大罵他居然膽敢在他鼻子底下施展空空妙手。李叔分辯說是為了救难友才出此下策，他也很久沒有吃過饅頭了。
军官动了恻隐之心，叫士兵拿了两个馒头给李叔吃。他狼吞虎咽吃了一个，咽了一口口水，把另一个塞到口袋中。军官问他为何不吃了？李叔说要把它拿回去给同伴吃，他们正在等他带食物回去救命。
军官闻言，低头想了一会，挥挥手，叫士兵到伙房装了一麻袋馒头让李叔带走。
李叔喜出望外，他说由此可见，任何时候人性尚未完全泯灭，没想到军官也被他打动大发慈悲。
李叔欢天喜地谢过军官便往营地赶，不幸被站岗哨兵发现逮个正着，一口咬定他偷了东西，把他五花大绑起来拷问，李叔不在乎吃苦头，但心疼千辛万苦讨回来的食物被没收，实在心有不甘，极力申辩这是边防军官送他拿回来救同伴的。
劳教场领导打电话核实后，仍恶狠狠训斥李叔：“你们这班人还想活着回家吗？迟早都要留在这裡做肥料的！”
李叔说，领导的话很刺耳，但也是大实话，的确很多人未能活着离开这个人间地狱，真的“做了肥料”。
事隔多年，他一直仍经常做恶梦，梦见身在柴达木盆地，当年死去的难友一个个活现眼前，伸着瘦骨嶙峋的手向他讨吃的…
前面说过李叔和我父等难友满口假牙，齿摇髪落。原来，在青海劳教期间，李叔他们除了偷吃给牲畜吃的饲料外，还要四出挖掘各种草根和牛骨、马骨充饥，都是牧民弃置不要的，在食不裹腹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饥不择食，拼命吸吮那些臭气熏天、坚硬如石头的牛马骨，最后所有人的牙齿也都摇动松脱了…
李叔说到这裡，悲愤万分，突然失声痛哭，吓得我不知所措，餐厅周围的食客也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李叔抽泣了好久，才逐渐平静。他说当年阴影永难消除，有时他会突然像发疯那样冲出家门，在街上乱走。如果是在香港台风季节，他会直奔超市，凡是吃的，见到就买，回家把整个冰箱塞得满满的才有安全感（我知道这叫饥饿後遗症，我家老爷也有这样的毛病）。
李叔说，每当有好吃的，他经常举不动筷子，满脑子浮现当年那些饿得半死的同伴们的身影，耳边彷佛听到他们的呻吟声和叹息声。
他说，年轻时喜欢文学，目标是將来成为一个“大作家”，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每次领到稿费，都呼朋喝友上酒楼大吃大喝一顿。反右时他以言获罪，成为文字狱裡的囚徒，吓破了胆。他认定文化知识是他和我父亲这些人的致命伤，“知识越多越反动”(我父亲何尝不是如此认为），也是历尽磨难的根源。
李叔抵港后立志“重新做人”，弃文从工，由衣廠学徒做起，出师後从工人到工务长，再由工务长做到廠长，历时18年，成為製衣廠執行董事和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顧問。
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李叔的公司在大陆开设第一家由外资集团投资的衣厂，他奉派回内地视察业务。
重新踏足故土，李叔第一件事便是去信知会尚在乡间的子女到广州见面。当年他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时，儿子尚在娘肚子中，後来随母改嫁，長到20岁时父子俩才第一次见面，本来有说不完的亲情，但在广州宾馆，李叔被服务员充满敌意和阶级斗争的眼光，以及不厌其烦的盘问吓得魂飞魄散，翌日一早就匆匆回港。一路上频呼：魂兮歸來，何险哉！
他给我看了当时记下的感受：
20多年流离 况味是苦是甘？
猛想起妻离子散故居安置无人，
麻绳反绑喝声惊破乡園好梦，
醒来餘悸未了方知圆月已西沉……
附记：感謝李叔的血涙回憶,彌補了我對父親在流放青海柴達木盆地那段非人生活的空白。因為包括父親在內的一些倖存者，大多不愿意回忆那段悲慘生活，因为太恐怖、太不人道，回忆起来等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另一原因就是他們仍心有餘悸，心頭有惡魔作祟，生怕被指為「念念不忘，意圖有朝一日階级报復」。
朋友看到我在寫關於先父右派經歷的巜塞外亡魂》，給我發了這篇文章，
想知道当年流放青海的右派状况，《夹边沟》里边有详尽描写。當年右派的經歷與夾邊溝大同小異。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右派分子们在这人间炼狱之中，受尽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后三千人只活下来了三百人。在当代中国，夹边沟可以 说是大跃进和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右派们凄惨岁月的极端写照。
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截至1959年11月，夹边沟约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劳动任务没有完成 除了要挨饿外，还会遭到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的煎熬。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每天仅有半斤 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1960年冬，中央开始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 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时，夹边沟里还活着的“右派分子”也仅有三百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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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多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此外，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一九五七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多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最新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如下：
罗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
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
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