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澄清几个有关国共两党的历史事实
万维（Creaders.net）网友刘放来稿
最近看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对历史上国共两党评价出现谬误，是非黑白混淆不清。他们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党绑在一起来批。例如，有些文章分不清国共内战的本质，各打五十大板，说“毛蒋都是历史罪人”。也有些人认为国共两党都拿苏俄的钱，是苏俄培养的两个毒瘤。还有个知名自由派学者认为“毛领导的共产革命让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位，获得了民族解放。”
如此等等。
其实有关这些历史真相的信息，在网上都能查到。
一
首先谈谈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北方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北方战乱频仍，接连爆发了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洋时代并非如有些后人想象的那么美好。虽然当时的经济有所发展，北洋政府也偶有善举，但总体来说，这种局面就像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一样，并非民族国家之福。这与“联邦制”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种分裂割据不可能让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
革命党人也曾努力与北洋政府沟通、谈判，试图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各据一方的土皇帝们根本没有诚意接受。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选择。革命党人达成共识，决心北伐。有些现代自由主义者对孙中山北伐大加指斥，甚至谩骂污蔑，将孙说成破坏民主共和的历史罪人。
当时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财政拮据，一贫如洗。为了筹措北伐军费，孙中山四处求人，向西方列强求助。但无人愿意帮忙。就在此时，苏联苏维埃政府伸出援手，答应全力支持革命军北伐。他们派出专家顾问，出钱出力，出谋划策。国民军队中设置党代表制，就源于苏俄。
苏联人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盘算。这不是免费晚餐。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其实早有清醒认识。在他的《三民主义》一书中，对共产主义作出了深刻批判。并指出共产主义必为人类祸害。
孙中山这是病急乱投医，是饮鸩止渴。他接受了苏联的要求，提出“联俄联共”，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共同北伐，共建民主共和。
孙中山天真地以为，共产党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和掌控之中，可以借共产党之力共襄民主共和大业。这是他的失误。孙中山是个坚定的民主革命家，但不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错在过于自信。完全低估了共产党。这一步之错，终酿成大祸。
后来北伐胜利，蒋介石的革命军最终统一了中国。蒋介石通过访苏考察，看到的事实让他彻底省悟（同时他也截获了中共谋反的一些绝密文件），认识到共产党乃是中华民族之最大祸害。因此决定消灭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共产党称为四二二大屠杀）。
但显然为时已晚。共产党已深深渗透到国民党中，有些共产党人以秘密身份进入国民党党政军高层，甚至就潜伏在蒋介石身边。这也是国民党后来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必须澄清的是，国民党于1919年由孙中山创立，信奉三民主义，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属世界自由民主体系。国民党的建立与苏俄没有任何关系。
中共成立于1921年，隶属共产国际。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民主，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以阶级斗争手段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
共产党的建立与孙中山也没有任何关系。
国共两党源头不同 ，价值观截然相反，形同水火。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国共这段合作（联俄联共）始于1924年终于1926年。只有两年时间。说两党都是苏俄培植的一对蚂蚱，绝对是一种谬误。
二
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本可以按三民主义的蓝图，一步步走向民主共和。不管速度快慢，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历史出现了两个黑天鹅。国运陡转。
1927年，中共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江西井冈山建立起国中之国——苏维埃共和国。
随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更是彻底改变了国运。
国民党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极端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从建政之日起，就没有过一天可以从容治政，安心建设。经济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统一后勉强归顺的各路军阀、土匪、黑社会，也都是阳奉阴违，阻碍民主进程。
但就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还是砥砺前行，民主政治不断健全，经济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拼死作战，抗击和牵制了日军主力，打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仗，粉碎了日军速胜的梦想，为结束二次大战作出重大贡献。国军也付出重大牺牲（在今天，谁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已经无须再争论了吧）。
民国政府的行政架构是三权分立。司法、立法基本独立。并在1947年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的宪法。
民国时期陆续废除了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二战时，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事实上作废。
也是在民国时期，中国已陆续收回外国在华的所有租界。
1942年底，英美宣布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至此，中国已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封建帝制则早已在1910年推倒。哪里来的“毛领导的共产革命让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位，获得了民族解放”？
民国时期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民国时期从未发生过打压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事件。
许多民主党派都是在民国时期建立的，如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等。
民国时有许多私营报纸、刊物，连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可以在重庆出版发行。民国时那些左联作家，包括鲁迅这样激进的作家，都能自由发表文章。虽然也会有新闻审查，但他们也都能生存，都得到保护。
民国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有一个事例足于说明：安徽大学刘文典教授曾与蒋介石当面顶撞，因一言不合，对蒋介石大打出手。刘也并未被逮捕定罪。
这样的情况在共产党治下能想象吗？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保护。抗战最艰苦阶段，民国政府在财政相当拮据的情况下，组织华北、华东各主要大学的师生们转移，南迁到西南后方，成立了西南联大（详见岳南《南渡北归》）。
蒋介石认为知识分子乃民族的精华和血脉，保住了知识分子就保住了中国的未来。事实证明，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后来许多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大陆易帜前夕，蒋又派出专机到北京上海接送一些重要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赴台。这次，许多人不愿登机，选择留下。蒋痛心疾首。正如大家所知，这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精英，大多都在政治运动中含冤而死。
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压，受到残酷迫害。几乎无一幸免！
蒋公没有负中国知识分子。但中国知识分子负了他！
两相对比，国民党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对国民乃天壤之别，云泥之别！怎么能说国共是两个坏蛋呢？
三
民国时代较为人诟病的是蒋的独裁与官员腐败。
蒋并非圣人。他有历史局限性。我们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
首先，按民国自己的规划，这个时期是所谓的“训政阶段”，民国宪法也还没有正式制定，还不是成熟健全的民主制度。蒋介石提出“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可以作不同解读和诠释。蒋意在强化国民党领导，抵制共产党。但也可理解为就是一种独裁。
在这个时期，内有共产党割据，外有日本侵略，中国实际处于战争状态。按国际惯例，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具备选举条件时，总统任期可以延长至战争结束。
所以蒋的连任有一定法理依据。即便如此，蒋在民国政府中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毕竟有两院制度，有独立司法、立法，有反对党。故蒋介石有三次被迫下野。只不过，因当时复杂严酷的国内环境，也因为蒋在军政界的实力和威望，只有他才能控制局面，反对派只得无奈请他回来。
蒋退守台湾后，他和民国政府已身处险境。大陆失守，看到众多的亲信下属背叛，蒋对许多人都已不敢信任。在此特别时期，台湾省政府宣布实施“戒严令”，实行“战时勘乱临时条款”。台湾人称“白色恐怖”。直到后期蒋经国、李登辉宣布解除。这也是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确实有严重贪污腐败。试想想，一个处在内战外患的国家，民国政府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够安下心来治理吏政，整顿贪腐。尤其到了民国后期，战乱让国家完全失控，通货膨胀、贪污腐败更加严重。
且看今日的中国，在和平时期，贪污腐败如何？可谓是怵目惊心！无论官员贪腐的普遍、贪腐的程度，与民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再就是关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腐的传闻，说他们搜括了多少公共财产民脂民膏等等，都是些不实的谎言。
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家族本就是传统富商，宋子文家世也略为殷实，其他所有贪腐传言都属子虚乌有。
迄今为止，并未发现蒋介石在经济上有重大贪污行为。蒋一生清廉。他是基督徒，生活简朴，对金钱物质没有太大兴趣。
蒋去世后宋美龄移居美国。其生活费用按相关规定，由台湾政府定期付给。每年约为人民币200多万（含医务人员、工作人员费用）。她的生活也得到外甥女（孔家）的资助。不过她收藏有一些字画，据说还是值点钱的。
经济最拮据的是陈立夫。他离开大陆后在加拿大办养鸡场，靠卖鸡蛋为生。一个耄耋老人，像工人那样亲力亲为，不辞劳苦。直到百岁。
这哪里像是搜括了大量民财的样子？
四
再谈谈国共内战。
这应该分两个阶段来谈。也就是俗称的第一次内战和第二次内战。
第一次内战比较简单。1927年，中共接连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江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正常主权国家内发动武装起义（政变），建立国中之国，这是妥妥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那么“勾结境外势力”应该也坐实了。
民国政府剿灭、取缔这股威胁他们政权的武装力量，具有一定正当性。经过五次围剿，井冈山红军几乎溃败。
1934年10月红军以“北上抗日”为由，突破重围开始长征。并在1936年抵达陕北，暂时逃出生天。国民党功败垂成。
当然“北上抗日”是经不起推敲的——陕北并无日军。
1936年12月突发“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抓捕了蒋介石，迫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苏联、中共等多方调停下，蒋在同意他们的条件后获释。
第一次内战暂时结束。但国共双方的零星磨擦，小战还是常有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即开始着手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邀请中共会谈，筹备建立联合政府。如果不是发生内战，实现民主共和是可期的。
但此时情况已不同了。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避免了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保存了有生力量，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遍布十几个省，有人口一亿多。中共军队也扩展至120多万人。
日本投降，苏军占领东北，将大量日军留下的精良武器直接给了中共军队。另外还将苏军二战时淘汰的许多武器送给中共军队。解放军已经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再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
此时打与不打，已不是国民党说了算。在苏联帮助下，林彪部队很快控制了东北这个战略要地。战争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建立乌托邦社会。中国战场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可以说，中共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与国民党合作搞什么民主共和。这些也都是有据可查的。
国共根本就不是同路人。
中共以前那些许诺，包括延安时期的报纸舆论，及毛那些蛊惑人心的讲话，什么反对一党专制、学习美国，走自由民主之路等等，都是幌子，都是谎言。与国民党的一次次合作，都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
所以再去查究是谁先动手，谁后动手，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但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普世价值的角度，从战争带来的后果，是不难作出是非判断的。将国共各打五十大板，那种“毛、蒋都是历史罪人”的说法，绝对是一种谬误。
五
然而，蒋介石的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继承了儒家文化某些传统。如仁义礼智信。他同时又是个基督徒，主张宽恕、仁爱。正是这样的文化特质，让他在处理有些重大问题时犹柔寡断，进退失据。
古人说，慈不领兵。蒋的这些性格特点显然不适合丛林法则，不适合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蒋在西安事变后的“一诺千金”，已近乎迂腐。
蒋基本上执行了协议，停止剿共，承认延安政府和军队的合法存在，并给他们财政拨款，给他们武器弹药、粮食和给养。
事实证明，中共并未将这些资源投入抗日。如上所述，中共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他们的战略是在安全的敌后大量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日本侵华战争反而成为共产党崛起的历史机遇。国民政府是在当冤大头，养虎遗患。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感谢日本人，实属事出有因。这些也都是有据可查的。
蒋也并未杀死张学良，只是将他软禁，直至老年。有史以来，统治者如此宽对一个谋反者，也是绝无仅有的。蒋只为某种江湖“义气”（蒋、张曾金兰结义）。
他其实有多次机会可以成功。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压倒性的军力优势居然未将红军消灭在途中，也为世人诟病——要是这次解决了，就没有后来什么事了。
张戎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也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因蒋的儿子蒋经国被苏联扣为人质，苏联以此要脇蒋放红军一马。
又如重庆谈判。他太看重自己的声誉，太在乎公众舆论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事实上他只要敢于豁出去，完全可以一网打尽，一举成功的。任何事情，做了就做了，造成既成事实，生米熟饭，覆水难收，人们就只能接受现实，定格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
可惜他成为两千年后的又一个项羽，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对方也是看准了他的项羽命格，所以才敢贸然赴这个鸿门宴的。
有时候良知和道德会成为正义的绑缚——对付流氓绝不能心慈手软。
这是血的教训。
正是这种“仁慈”，断送了中华民国（大陆），断送了中国民主共和之路。蒋虽逃离，偏安台湾，但留在大陆的数百万军政人员惨遭迫害；成千上万的抗日将士被残忍杀死。其后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各种运动，各种折腾，杀死害死了多少民族精英，饿死了数千万民众。知识分子的脊梁被彻底打断，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被彻底摧毁。中华民族已经没有了魂。
这就是蒋的最大失误。
这就是天意？就是国运？
叩问苍天，中华民族何时能走出轮回，免遭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