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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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读懂《道德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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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读懂《道德经》(上) 

 王卫星

世界上最难读懂的书,莫过于2500年前老子撰写的《道德经》了。

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疑是从自身的经历、观察、体会总结出来的结果。

我是1958年10月生于峰峰矿区人民医院,父亲是邮局投递员,母亲是商店售货员。在我“身把的时”即一岁,被父亲抱到彭城镇三和村草市口爷爷、奶奶家,由他们照料我的一切,家里还有小姑姑一起生活。

在那个时代最昂贵的小米粥,我没有断过顿,是两位老人一勺勺将我喂养着活下来的。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常常将我从屎窝、尿窝、湿窝挪到干窝里,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熬过了苦难的岁月。

出生于全民“大炼钢铁”的疯狂年代、接着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全民的“四清运动”、祸害全国的“十年文革”动乱、“批林批孔”运动、“林彪事件”等。加上学校组织的“访贫问苦”、“学农学工”、“备战备荒挖地道”等,知识没有学到多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却得到了深刻的教育,与农民、工人、普通劳动者的感情打成了一片。

从1965年(7岁)入校受教育,1974年(16岁)彭城中学初中毕业时,长的个头不小,脑袋竟空空如也,语文课认识了几个汉字,数学课脑袋发蒙,就偷看“黄色书籍”,老师说:“黄颜色的书就是黄色书籍”。 1974年9月16日,到镇办企业太安铁合金厂参加工作干炉前工五年,在这里我遇到平生第一个求知路上的贵人刘迎春。他父亲是峰峰矿务局教育处的处级领导干部,刘迎春在其父指导下,攻读、背诵中医经典著作,我也深受影响亦步亦趋地跟随他一起学习背诵。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读书的重要。

我第二个求知路上的贵人就是我父亲王法友。由于他在邮局做投递员工作,所以他有条件经常带一些画报、杂志、报纸回来,让孩子们翻阅增长见闻。直到后来父亲还专门订阅了《人民日报》、《旅游》杂志,带动我一起阅读。

后来,我又接续着订阅了《人民日报》、《文学报》、《中国法制报》、《演讲与口才》,后来报名参加《山西青年》杂志社主办的《刊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跟着系统地学习。

我第三个求知路上的贵人就是妻子赵丽春。大概是在1980年的时间,我参加了峰峰矿区团委书记郭光华,牵头组织的刊授大学函授班上,班长王涛上课前对我说:“王卫星,咱们班今天来了一位矿务局的女同学,下课后你们一块作伴回家。”我随口应声道:“行”。当晚下课时,王涛将一位女同学带到我的面前时说:“这就是咱们版的新同学赵丽春。”我一见来人时,顿时惊呆了,心中默默地自言自语说:“这不是我媳妇啊?!”

一个多月前,我跟着奶奶走在磁县西部山区的道路上,奶奶走到对面路上与一位岁数相仿的老太太低语了一会就分开了,老太太身旁站着一个右臂?着篮子,头上梳着两撮羊角小辫,身穿白色方格衣服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儿眉清目秀、温婉宜人。

于是,我就开始珍惜着与她的所有交往。两年后,我胸带新郎的标志,推着自行车迎娶了同样推着自行车的新娘,走进了我们八平米的土坯新婚陋室。

之后,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我参加了法律、经济管理等等多项自学考试。获得了三个大中专文凭,丰富了知识。

1991年4月28日,即32年前的33岁时,在峰峰矿务局电器修配厂机工车间干元车工时,曾经到局工人俱乐部图书馆,借到台湾作家余培林《生命的大智慧——老子》一书开始阅读,当时并没有读懂书中的内容。但是,朦胧感觉到它的智慧极高,值得反复品读。便到峰峰矿区几个书店购买此书,均没有找到,借书时间到期仍不想归还,于是,决定宁可放弃再来该图书馆借书的可能,不要借书证的10元押金,也不想归还这本标价2.50元的书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喜欢程度蛮执着的,仿佛是一种天意使然。

20年后,即2011年,我通过观察妻子工作单位,峰峰矿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室各种有形的检验设备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密码01原理,即阴阳原理,与《道德经》道化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无形的充满辨别事情真假、是非对错的思维性结构和结构性思维的生成逻辑相结合,研究出让人用一种“大道至简”的方法,以此为标准去进行选择判断。

当时我的收入处于最困难时期,仍不惜花费数千块前,到国家专利局、国家商标局进行了专利和商标的申报工作。真有一点如痴如醉、不管不顾、乐在其中的感觉。

外观设计名称:无形尺 设计人:王卫星 王哲敏 专利号:ZL2011 3 0169234.6

2012年,有幸结识罗广英先生,并开始跟随他认真学习研究《道德经》和中医理论,在为他的《破解东方神秘主义<道德经>真注》一书做责任编辑、投资出版人、推广人之后的工作中发现:越来越感觉到《道德经》是世界上最难读懂书籍的这一定论迅速上升,其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有一些人可能天生就与道无缘,仅以我的三位好友为例:

1、1979年至1984年,即21岁至26岁,我在峰峰矿务局电器修配厂工作时的文学启蒙老师张某某认为:“《道德经》我过去还是读过的……,”至于读到什么程度,语焉不详。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很有用的。”他靠擅长写作与唯唯诺诺的为人处事风格,熬到邯郸最大国企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一职,从普通工人到正处级官员,衣食无忧,算是成功人士。

他认为:除了紧紧跟随官方确立的政治路线和指定的书籍阅读之外,其它都是非主流的东西。因此,一律予以排除。更何况退休后,也没有必要再去阅读压根就没有读懂的《道德经》了。这无疑属于一种观念上的不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潜意识所驱使。于是,出席完朋友邹某某孩子的婚礼后便拉黑了我。

2、2005年,在邯郸为田某某助选丛台区人大代表独立竞选人时,结识了网络大V亦某哥哥。他后来成为我决心离开北京媒体岗位,前往香港专心从事道家文化出版传播事业,起到文化上的方向性的启蒙作用。

他关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文章,彻底颠覆了我对中国这段历史的原有观念。尤其是他写重庆薄熙来唱红打黑的一篇文章,在凤凰博客上发出来,半个月冲上了500万点击量的大关。他的文章,始终是我顶礼膜拜的标杆,至今都是。

他先是陶瓷厂工人,后到市政府政法委工作,最后以江西某市中级法院副调研员身份退休。他求知欲强、知识渊博、写作能力很棒。然而,他却对《道德经》竟然一句都听不进去,几次向其传道,都被严词拒绝。

他为人耿直、心地善良、自信心极强,但又刚愎自用,不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一言不合就与朋友翻脸,翻脸的速度比翻书都快。遗憾的是,他没有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抛弃了患难之妻与可爱的女儿、外孙及一家人的快乐和幸福。他一句都停不进不同意见,坠落到如此低下的认知程度,仍然认为自己有道理,令人不可思议。

3、田某某,我曾经的工友,他是我写作上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从普通的有志者,变成一个清醒公民的引路人。他的家教很好,父亲曾经是邯郸某中学一名校长,母亲是街道主任,口才极好。他5岁就开始阅读《古文观止》,文学修养很高,当年发表在《峰峰矿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优美之极,令我心驰神往、佩服不已。

为了帮助他出版《公民话语》一书,我甘愿去进行私人高息借贷3万元为他出书。他先同意共同出资,后又让我全额出资,他从我手里拿书时支付印刷成本价,最后他任何承诺都没有兑现。

他对我热衷传播老子《道德经》的评价说:“那是小众文化,很难有多大影响力!”

他抛弃了患难的妻子,二婚娶了婚外恋的一名大医院护士。

他写的文章很精彩,《民主与法制》杂志专门采访评价他“网络大侠”,但他的文章与为人处世相距较远。

以上是我向三位亦师亦友的人传道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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