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琪·沃伦：论事物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回归

米琪来自于一个艺术世家，出生成长在一个具有传奇性质的外交官家庭。她的背景和经历都比一般人复杂。从小跟随父母辗转世界各地，历经中东战乱和父亲意外身亡的家庭不幸。她会说多种语言。像她的外祖母和母亲，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我曾专门撰文介绍过她母亲的艺术。

米琪是我的良师益友。因为达观和见识广，我跟她特别合得来，也特别说得来。甚至无所顾忌地私下分享很多事物和观点包括私事，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

我想是因为她不同凡响的背景和履历导致她有别于一般的美国人。走得广，见得多，读得多，她的视野广阔，善解人意，能容纳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人。加上她的艺术家背景，跟我一样，观察敏锐，心思敏感，天马行空，更增添了跟她聊天的愉悦感。更不要说她在艺术上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我们的聊天常会给彼此带来灵感。当然，对于世界美食的探索和好奇也是我们共同分享的地方。

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对待任何事物的观点都一致，可贵的是我们的友谊从不因此而受影响。我们之间话题广阔，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

她从不停止思索，甚至在开车的路上。她说的飞快，想得飞快，但是她开的车子，请放心，既快又稳，就如同她的行文和诗作。有一天我驾车的路上忽然发现她就在我的右边，居然一边开车一边在写东西，她后来告诉我因为那时来了写诗的灵感。

在我的邮件中有时会收到她刚刚写罢的文字包括其散文，诗句和她有感而发的杂文。节前刚读到她新发出的一篇文章，阅读下来，我很是认同也颇受感动。经过她的授权，决定翻译出来转发给我的中文读者。

后来在她家圣诞的年会上，我得知她的这篇文字已经引起了相当的瞩目。对于当前的国际情势，众说纷纭中，在世人普遍的悲观情绪中，她以其独有的视角表达了她的情绪和感受引起了我的共鸣。

米琪·沃伦：论事物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回归

五十一年前，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妹妹乘坐美国大使馆的车从贝鲁特机场前往我们在皇家酒店的临时住所。贝鲁特将成为我们未来三年、近四年的家。

十八岁时，我从当时住在普林斯顿的母亲那里得知，我的父亲刚刚被调到贝鲁特。我错误地以为她指的是德国拜罗特，因为我们一家人最近才离开了柏林的那个职位。当我后来发现那是黎巴嫩的贝鲁特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只能在地图上查找。找到它后，我得知它靠近我所认识的以色列，我母亲的犹太亲戚，曾经居住过，现在有一些依旧居住在那里。

1971 年，我回到美国与母亲和妹妹团聚，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巴西访问了六个月，在那里我重新认识了我的俄罗斯的祖父母），我开始和当时的男友一起申请大学。我没有取得太大进步。我刚来美国，还不知道如何去申请。我需要 S.A.T. 我们在约翰·F·肯尼迪学校（我在柏林就读的一所一半德国一半美国的高中）没有对我们进行考试。寻找合适的学习地点的进展缓慢，我一直在拖延。

我对我的进展感到沮丧，父母双方都敦促我夏天去贝鲁特看看，然后再决定我是想留在那里还是返回美国。我承认当时和男朋友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但我还是同意了父母的计划。

 1972 年 6 月的那个夏天，我们抵达贝鲁特机场，从落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被迷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元化的人群，身着东西方服饰——有的蒙面，有的戴着面纱——长长的飘逸长袍、鲜艳的色彩与西方的时装时尚融合在一起。我立刻就知道我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凭借其魅力和兴奋的光环，它无疑维护了我心中“中东巴黎”的声誉。

从机场出发，我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拥挤的小铁皮房子，上面是层层的金属屋顶。我立即想到了我在优雅的里约热内卢外围行政区亲眼目睹的贫民窟、贫民窑。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了解到这些房屋是位于贝鲁特和该国其他地区的众多巴勒斯坦难民营之一。我很快就了解到黎巴嫩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统治该国的那些脆弱派系的平衡可能会多么快地失控和爆发。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试图理解统治我的新城市的力量是什么。

两年后，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了一场内战之中。日复一日，弹药射击和爆炸声在远处隆隆作响，有时距离太近，令人不舒服。我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或躲在衣柜里，想着每一次爆炸所造成的破坏或可能炸死某个像我这样心怀恐惧的人。

母亲和姐姐最终搬回了欧洲。我是在一次炸弹袭击了附近一家酒店后才离开的。我父亲留在贝鲁特，通过谈话和祈祷来调解停火。这些谈判需要时间、耐心，而且很危险，往往只能在各国人民之间达成一些谅解，但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坚持了下来。然而，1976 年 6 月 16 日，他和大使在执行和平使命（众多努力之一）时遭到绑架和谋杀。即使你可能知道实施暴力行为的名字或团体，那不断升级、失控、疯狂的战争才是造成如此多不必要死亡的真正原因。正如我当时了解到的那样，有时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我的故事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们一家人经常搬家。家庭发生了变化，每个新职位都成为新的挑战——一个学习新语言和发现新文化的地方。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们“和当地人混在一起”，我们也做到了。

我的三个兄弟姐妹与德国伴侣结婚并留在德国。我则是留在贝鲁特学习的四个兄弟姐妹之一。我的妹妹和我的母亲兼职住在那里——经常去欧洲与其他兄弟姐妹在一起。我在贝鲁特大学学院结识了朋友，在那里我学习了艺术教育和艺术史课程。我的朋友来自各种背景——穆斯林、巴勒斯坦人、犹太人、基督徒、亚美尼亚人——有美国人也有黎巴嫩人。

大学里，我们所有人之间有时会因意见分歧而发生激烈的争论——校园里有太多的抗议和示威，我几乎无法跟上。与我的父母不同，我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在我们之间出现分歧时，谈话变得过于激烈，我会避免选边站队，而是转向艺术、食物和文化等共同点——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外交的艺术！经过这些年的练习，我学会了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这让我变得更加富有同理心和同情心。我感到自豪的是，即使在内战期间最不稳定的时期，我也能保持大部分友谊。

外交部的国外生涯使我们受到了许多不同的影响。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我属于任何特定的群体。我的母亲是俄罗斯犹太人，我的父亲一直在考虑成为一名耶稣会牧师。在学习期间当发现自己可能不适合担任牧师后，他在战争期间加入了翻译部门，在那里他遇到了我的母亲。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结婚，我的父亲在那里加入国务院，并最终生了四个孩子——我的兄弟出生在摩洛哥，我的姐姐出生在希腊，我出生在德国，最小的孩子在华盛顿特区，华盛顿特区被定义为我们“真正的”家，这是国务院的规定——无论您是否曾住在那里！

我们是在天主教徒的影响下长大的，参加弥撒已经超过 17 年了（在这些年里，我们意识到，如果你的母亲是犹太人，那么孩子们也是犹太人！）。我一直觉得我来自世界各地，尽管我现在与我的犹太丈夫和三个儿子在美国生活了超过 35 年，但我仍然相信家是我居住过的所有地方的集合。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中东再次的爆发战争勾起了人们的回忆。当然，这是一场与当时不同的战争，但它涉及许多相同的冲突。距离我们一家人经过的那些难民营已经过去了 51 年，当时我才知道那里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叙利亚和约旦并永久流离失所。

我还记得一次假期，当我从伊斯坦布尔抵达贝鲁特机场时，我在战争中降落在机场。我很害怕，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所以我无法联系到我的父亲。我和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妇女一起回家，住在附近难民营的她的家人欢迎了我并给我提供了食物，没有问我是谁或为什么我和他们的女儿一起旅行。我也体验到了穆斯林贝都因人的热情好客，他们在约旦佩特拉的夏天慷慨地与我和我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洞穴。

我想说的是这场新战争的所有政治基础——这让我害怕极了，我发现很难区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我无法忍受看到两边的痛苦。这并不是说我赞成这个或那个。我支持人类，相信所有生命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尽管这场战争与多年前的贝鲁特不同，不是发生在我家的街道上，而是远在大洋彼岸，但我仍能听到前门外的呼吸声和低语声。

我担心的是，当我们经过所面临的所有恐惧和威胁，我们可能都会变得麻木起来。有时我觉得这已经发生了——当我快速浏览完报纸，然后厌恶地把它扔到远处的椅子上时，我宁愿把它带到回收站，也不愿去阅读它。我经常关掉广播新闻而转而听音乐。我最害怕的是变得多疑、怨恨和失去希望。

回忆过往，我必须提醒自己，要保持多年前的同情心。不是把我的心封闭起来，而是把它打开得更宽。允许自己因没有答案而产生的不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