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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的小人物雷光漢出書談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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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的小人物雷光漢出書談蘇聯


哈里森

書評難寫。一本書,即便區區幾十萬字,也洋洋灑灑一堆,再怎麽評,也難免挂一漏萬,若曲解了作者原意,豈非罪過。不過,雷光漢這本書《蘇聯流亡記  --201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確值得一評。

有歷史學者說這是一本“奇書”。

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掌權以來,訪問蘇聯的中國人,平頭百姓和名人,多是親共者或中共同路人,他們留給世人的作品,對蘇聯的現狀多采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之能事,比如郭沫若瞿秋白胡愈之劉白羽等人。他們跟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埃德加 斯諾以及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伊斯一樣,對共產主義在歐洲和中國的實踐,給予正面和高度評價。

雷的書不一樣,他似乎對蘇聯這個接納他的國家充滿了深仇大恨。

雷是在中國七十年代一打三反的嚴酷政治條件下偷越國境跑到蘇聯的。

作爲中國政治鬥爭老運動員和犧牲品,他到蘇聯后繼續不可避免地捲入和參與了幾個方面的“鬥爭”:

Vs蘇聯當局;

Vs克格勃控制利用;

同俄羅斯人,哈薩克人,朝鮮人還有中國偷渡者之間的矛盾;

中國偷渡者之間又分為中蘇混血,漢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之間的都在各種矛盾和鬥爭。

按照官位官職和社會地位排列,俄羅斯人是一等公民,哈薩克人其次,然後是朝鮮人,然後才是“賣身投靠”蘇聯的中國偷渡者中的中蘇混血、維族、哈薩克族、漢人這些被他稱之爲“漢奸”的人,最後才是雷光漢們之類的“愛國者”。

在雷看來,他和蘇聯的主要矛盾,反映在克格勃對其控制和利用方面。他以其强烈的民族主義心態:盡可能反對這種利用:克格勃用他來寫書,寫材料,拍電影以及各種宣傳方式或派遣囘中國直接當特務和間諜,反對中國/共當局,均遭到他嚴詞拒絕或拖延敷衍了事的應付。當然,前者掌握了他(還有一切投奔蘇聯者)的生殺予奪大權,還有如何生活下去的安置權(機關,城市、工廠,農村,古拉格,監獄或監控使用),在多數情況下,如寫材料方面,特別是四人幫倒臺后,他被安排寫中國内部情況報告,他也不得不違心或主動地加以配合。有一次,當局對他說:如果你同我們配合,我們打算將你安排到莫斯科的“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工作。雷認爲,後者是個間諜或詆毀中國的宣傳機構,即便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刻,也堅決不會參加這類機構。

雷光漢在蘇聯的幾十年,是大動蕩的年代: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六十年代扳倒了赫魯曉夫后,蘇聯當局對逃到蘇聯的中國人嚴加控制,不得安排到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彼得堡工作和居住。

中蘇交惡幾十年來一直到蘇聯解體,潤到蘇聯的中國人不少,主要從東北和遠東地區以及同新疆接壤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過去的。但能寫書和出書的不多,甚至可以説是鳳毛麟角。也許我孤陋寡聞,但雷光漢的書,的確比較難得。

在中共執政的這些年一直到雷光漢逃蘇的1970年,他屬於“百分之五”被打擊對象:當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幫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處煤礦井下勞改,也許還要押上斷頭台。罪名是反蘇反斯大林,反對俄國和蘇聯分割中國大片領土。但陰差陽錯鬼使神差,求生本能驅使他到了他反對的這個國家的土地上。(雷書10頁)

雷說自己不相信,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經歷了那麽多大災大難而沒有倒下的中華民族會長期沈淪。“我看透了“文革”當局的宣傳,卻又愚蠢地相信了“蘇 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說法。既然蘇美合作,那麽到了蘇聯以後, 就可以有機會轉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國人的地方,第一個選擇是臺灣,其次是新加坡。我不願意去香港或澳門,我和仇恨日本 人一樣仇恨英國佬和葡萄牙鬼子”。(11頁)

站在今天第三者角度評論,哈里森認爲:一個五十年代北大歷史系畢業生,一個熱愛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認識和知識水平方面,卻如同今天那些盲目民族主義者一樣不堪,智商如此“欠費”。

你説你看透了文革當局的宣傳,卻又“却又愚蠢地相信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说法”。這種世界觀/思想方法的偏差和認識問題的自我矛盾還有邏輯的不自洽,不是一點而是如此巨大,實在有愧北大畢業生的稱號。在1970年,中國大陸的成年人特別是居住在城市的知識分子,要有多麽愚蠢才會相信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理論啊。毛澤東顯然認爲美蘇兩極為瓜分世界而明爭暗鬥,才發明了三個世界理論,中共來領導第三世界。

雷幻想著逃到蘇聯后,後者會將其送到台灣或新加坡這些華人世界,但他强烈反感香港和澳門。他應該知道,有多少馬思聰、陳子美、黎智英、劉夢熊這樣的人,投奔怒海抵達香港后獲得了新生和巨大成功。港台澳新這些地方都是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以雷這種心態,即便到了台灣(他痛恨親日/臺獨者如李登輝和呂秀蓮)或新加坡,也很有可能再度產生强烈的憤懣和抱怨,要求再度被送到其他他認爲更好的地方,雖然說倒不一定成爲殺人越貨鋌而走險的卓長仁。

雷一家飽受迫害和摧殘。祖母三叔在1960年大饑荒中餓死,父親被捆綁著天天上臺挨鬥,母親勞動一天后還拖著小脚去向大隊治保委員匯報,兩個弟弟開除公職,回鄉監督勞動。大姑父死於寧夏黃河邊勞改農場;二姑父(未婚)參加湘西蘇維埃運動被國民黨槍斃;三姑父在反右時上吊自殺,“小姑夫土改時只有17嵗,和他母親在一根繩子上上了吊”。(17嵗的姑父?筆者質疑)

雷光漢1970年逃到蘇聯,一直到蘇聯解體這二十多年,他一直在克格勃的監控和使用下,他同克格勃打了多年的交道,深知這個機構的厲害和威力,但他同時也認爲克格勃的水平是高的:蘇聯的邊防軍屬於克格勃管轄,他們也都是克格勃的官員。“多年同他們打交道,我發現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學畢業,國際國内,文學藝術,科學哲學都能說一套:一是維護蘇聯利益的立場非常堅定,只要與蘇聯有關的事情,對的一方總是蘇聯,錯的都是外國。”

一次審訊中,混血翻譯用相當誠懇的語氣對他說:“老雷,你別以爲到蘇聯來了什麽都好,要有思想準備,準備吃苦,幹體力活。不過你放心,綜合比在中國好。”

這位翻譯的水平相當高。這得對中蘇兩國的綜合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有相當深入深刻的瞭解,才能得出如此的結論。正所謂中國人常說的:兩害相權取其輕。(24頁)

他是北大歷史系學生,畢業分到新疆中哈邊界霍爾果斯小學教書,1970年(4月24日)投霍爾果斯界河自殺不成,轉念潤到蘇聯哈薩克斯坦,成爲KGB囊中物。

他生於1935年,是個湖南土家族人,個子不高,但結實英俊(雷書中引述他人的話),

他的同班同學,有王丹的母親王凌雲。他認識的北大人中包括他們係的郭羅基。

1957 年,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定爲黑幫,罪名是反蘇反斯大林。他說逃到蘇聯是“別無選擇。”

兩害相權,當然是他後來生活了一輩子的蘇聯好,起碼給了他二次生命,蘇聯也沒有因爲他的反蘇態度而在政治上迫害他,讓他活不下去。但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一隻在努力“反蘇”,一直是無國籍最後在中國改開后再度申請到了中國護照。

從他的自述中,我看到了因爲厭惡美國的生活方式以及意識形態而逃到蘇聯的奧斯瓦爾德的影子。這位被指控為刺殺了肯尼迪總統的殺手,因爲痛恨美國而跑到了蘇聯,又因爲痛恨蘇聯而携妻帶女回到了美國。

從某種程度上,也很像從大陸劫飛機跑到台灣的遼寧人卓長仁,最後因刑事犯罪而被執行死刑。這些人,都是到哪裏都永不滿足,永遠這山望著那山高,心靈沒有安放之處。

雷剛到蘇聯時,一個翻譯對他說:“老雷,你別以為到蘇聯來了什麼都好,要有思想準備,準備吃苦,干體力活。不過你放心,總會比在中國好。”

雷在蘇聯停留了幾十年,這句話後來被證明是至理名言。他也吃了苦,幹了活,事實也證明蘇聯比中國好,但雷卻固執己見,堅持認爲蘇聯不好,中國好。那你爲什麽要跑到蘇聯?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熱愛的土地上了卻自己的一生啊。

雷說,他居蘇/俄/哈幾十年,基本不用中文,而且很多詞匯都生疏或忘記了,又沒有參考資料,僅憑記憶而回憶和敘述,他的中文文章難免有錯誤和紕漏。現在,姑且認爲他憑著强大記憶力所回憶的時間地點和場景,都是事實和準確的,我們就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和評論。

雷光漢所謂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如此的自相矛盾和邏輯不自洽,以至於在克格勃的抨擊下不堪一擊:

-----克格勃官員維克托:他听了把嘴一撇,用轻蔑 的口气揶揄我说:“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 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听 了这话我脸红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十分惭愧, 为什么要跑到和自己国家敌对的国家去呢?他又问我:“在苏联的中 国人很多,你愿不愿意领导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33頁

中國人說:既來之則安之;免從虎穴暫栖身;不管意識形態和制度,你既然爲了活命逃到這個國家:就應該認同這個國家的制度和社會生活習俗,否則不是找死。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那些積極和當局配合的“潤者”,到真是理論與實踐相一致,識時務者爲俊傑,好過雷崇拜的這些屈原蘇武這些“愛國者”一百多倍。

如果你認同“無論如何,蘇聯縂比中國強”這個觀點,你就能夠比較輕鬆容易地“融入”主流社會而不是處處同當局唱反調而格格不入。

雷光漢有一句名言:有次他在哈薩克斯特對訪問當地僑胞的中國使館官員說:“請二位回莫斯科以後轉告我國大使,請他轉告鄧小平主席,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348頁)

幸虧中國外交官沒有轉達/或不知道有無轉達雷的要求,幸虧中國外交部沒有/或不知有無上報雷的觀點,幸虧中國憲法沒有如此修改,否則,雷光漢罪莫大焉。

众所周知,蘇聯帝國崩潰之前,戈爾巴喬夫訪問了中國並見了鄧小平,兩人的談話基調就是中蘇友好,按照雷光漢的調子劃綫,中方是否也應按漢奸論處。

雷光漢講這番話是在1984年,那年契爾年科執政,大方針還是奉行中蘇友好條約。在這個大環境大背景下,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才開始普遍到各個蘇聯加盟共和國拜訪中國僑民,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駐蘇聯的外交官,才到了哈薩克斯坦去探望雷光漢這樣的僑民的。而這種外交官以及當地的政府還有雷這樣的僑民,正是身體力行實行這種政策的榜樣。按照雷光漢的邏輯,他們豈非這樣的“漢奸”。

雷光漢自己也承認:蘇聯制度跟文革前的制度相比,有很大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滅光了”。

作爲“侵犯蘇聯邊界”的逃亡者,他待過幾處蘇聯監獄,發現“裏面的獄頭獄卒,審判官員,都 還有人性,對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內,請他們幫點忙,給 點方便是不會遭到拒絕的。中國卻完全相反,一次次嚴酷的階級鬥爭 把官員最起碼的人性都抹掉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 養”。他說,他見到的國內那些整人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性如虎豹, 心似蛇蠍,一臉兇相有如夜叉的”。

他還說,雖然“離開祖國也多半 輩子了,還時時做著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 KGB”,而是國內 那些自己的同胞。---439頁

這裏,又對雷光漢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大大地敲了一記火鍋,使得他的這些主義成爲空中樓閣,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這些虎狼之人的存在,其它人作爲一個人都無法生存,要那些文化歷史大河山川何用?其偉大之處何在。不過,也許雷光漢的想法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問題是,爲何不在中國留取丹心照汗青?

從另外角度講,那些雷看不起的潤到蘇聯跟當局合作的中國人,其理論和實踐到更趨一致而更合乎邏輯或更符合人類生存的本能。

雷的書,大約是兩千年完成的,書稿送到北京其老友蕭默処審稿電子輸入,成爲電子版書。真正的紙板印刷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蘇聯流亡記》,離今天不過七年之遙。

“關於本書,網上相關文章不多,有觀點甚至對雷光漢先生略有微辭,說雷是左到不行的老右派。基本上雷的所有政治觀點與一般的自由派無異,唯獨書中有一處提到如果中國政改步子邁得太快,鑒於國家各方面情況復雜,為避免混亂,還是穩健從事為好。這觀點有問題嗎,又何左之有?恐怕除了沒進入社會的小青年,但凡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避免混亂是非常重要的。”----網上評論

平心而論,雷書洋洋灑灑幾十萬字,抛去大篇幅的“蘇聯政治笑話”,剩下的敘述和記錄,本著設身處地替當事人所想和與人爲善的態度,多是其逃亡及其心態客觀實錄,本無可厚非。但他字裏行間表現出的濃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按照現在的網上標準來看,的確也是部分“五毛”的盲目愛國觀和民族觀的真實體現和寫照。

按照其2000年的書稿來看,作者說,他曾想不發這本書,主要擔心“書稿出版后會損害中國”。不知雷先生是如何想的,也許他認爲自己的濃鬱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會“損害”中國?還是實事求是談自己在蘇聯和改開后囘中國的觀感,會損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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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光汉:在北京大學就讀時,雷光漢因揭露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反蘇”言論成為“右派分子”,被分配到新疆教書。文革開始後,正在挖煤勞改的雷光漢擔心被清算,於1970年泅過中蘇邊界的霍爾果斯河,從新疆外逃到蘇聯哈薩克斯坦,以無國籍者的身份開始了流亡異國的生活。

本書記載了作者驚心動魄的流亡經歷,包括被KGB審訊和長期監視、在阿拉木圖工廠打工、試圖逃亡伊朗失敗被囚KGB監獄七個月、流放南西伯利亞農場墾荒四年、定居塔拉茲市成為產業工人、恢復中國國籍以及回國探親等。全書內容引人入勝、歷史細節豐富,是第一部從華人流亡者角度觀察中亞社會的回憶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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