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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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寻见一间宿舍找到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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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暑假,孩子在波士顿参加一个为期五周的夏令营,我们周末就成了通勤父母过去看看。那里还有两位小朋友,一位曾在哈佛大学工作,另一位刚刚结束哈佛的学业,于是他们带着我们好几个周末在校园转,达客也找到了一直尊敬的两位经济学前辈陈岱孙先生和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学习时期的踪迹。

陈岱孙先生的宿舍

1980年一位陈岱孙先生的学生要到哈佛做访问学者。赴美前,去岱老家向他辞行。问他有什么事可为他老人家在美国办,迟疑了一会儿,当时80高龄的岱老说,自己年纪很大了,不能再去看哈佛看看,他当年在哈佛的宿舍是帕金斯楼“Perkins Hall”18号房间,要方便的话,你帮忙到那里看看,若能拍个照片带回更好。为此,这位学生在哈佛曾数次去看了帕金斯楼l,但因门户紧锁,只能在外面拍了几张照片,1982年回国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岱老,岱老高兴地讲外观未变,不过因为没有能进到宿舍里拍张照,一直觉得很遗憾。

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这位弟子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那时,曾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主席的鲍尔·麦克拉肯(Paul MacCracken)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因为要访问中国,请这位弟子介绍几位国内的资深经济学家。麦克拉肯1940年代毕业于哈佛获博士学位。于是有了他和陈岱老的见面。有一件事非常神奇,那就是他俩先后相隔20年,却同住一栋宿舍楼Perkins Hall,而且同住一个房间就是18号。虽相隔20年,他们谈起房内家俱摆设却丝毫未变。

读到这则趣事,达客就有兴趣去看看这间宿舍。很容易找到Perkins Hall,本来想只能在楼外拍个外观,结果门都没有锁,于是登堂入室,看到了楼内里里外外。还遇到位住在里面的华裔女生,她告诉我,她在攻读生物的博士。现在的房号是三位数,有不知道118号是否就是陈岱老1923年到1926年,在哈佛读书时的宿舍。

帕金斯楼建于1895年,是纪念三位叫帕金斯牧师的,三位牧师都是一位帕金斯家族捐赠人的亲属。帕金斯楼一直是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宿舍楼,红砖建成的四层楼里有77个小房间和77个大房间,每层楼里还有公用厨房,卫生间,洗衣房。2023年八月到2024年5月,一学年的租金是,小房间8934美元,大房间11082美元。

192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的陈岱孙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第二年便担任经济系主任,后来也出任过北京大学的经济系主任。他大学生回忆,陈先生讲课很生动,期末考题曾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很多年前 ,达客在北大一次活动中,曾见过这位经济学泰斗,当时年岁已过90的陈先生身着灰色中山装,拄着手杖,笔直走向讲台,思路清晰的讲话中强调经济学应该是经世致用的学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楼的大厅里,有陈岱孙先生的塑像,底座上刻有陈先生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这也是让达客好奇,这位淡泊名利的长者,念念不忘的哈佛宿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成立于1638年,是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系统,也是当下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馆。学校内有25处图书馆,拥有超过2000万册的实物和数字图书,内容覆盖几乎所有学科,书写的语言达460种,图书馆系统的工作人员多达 800人。 在这书海里,达客是弱水三千只取一滴,想找到一本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

1940年,尽管当时处于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留美考试仍然进行。经过考试,选拔出17位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其中文科两人,一位是张培刚,攻读工商管理,另一人攻读经济史,其余15人都是理工专业。当时27岁的张培刚来自湖北红安农村。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就职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生,一直从事农村调研。先后有多部学术著作出版,都是在调研基础上的农村经济问题专著。考取留美生后,按规定,每位学生会有指定教授指导留学选校选课的事,负责指导张培刚的,正是在清华任教的陈岱孙先生,从而也演绎了名师和高徒的故事。

1941年,张培刚来到哈佛大学读书,最初是选择工商管理专业,也就是今天的MBA。一年半后,他转入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张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结合了在国内多年对农村的调查和当时刚刚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和制约因素,论文还分析了劳动力过剩和转移问题。整个框架是以竞争和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还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今天,论文中的分析和结论都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张先生的理论也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开端之一。

张先生的论文在获得了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系最佳论文奖及“威尔士奖金”,这项奖每年评选一片论文。在网上查到,直到今天,也是哈佛经济系授予的最高荣誉。当陈岱孙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异常兴奋。因为当年他的论文,《麻省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也曾被推荐参选“威尔士奖金”,不过获奖的是同班同学张伯伦的《竞争垄断理论》。对此,陈岱老也心服口服。所以,他知道这个奖的分量。而张培刚先生的论文也借助了张伯伦的这个理论。“威尔士奖”还颁发给的人是萨缪尔森,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农业与工业化》也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5年,张先生回国任教武汉大学,1948年,又在联合国工作。1949年,辞职回国。以后一直在华中理工大学工作,也中断了学术研究。因为过去工作关系,达客曾有机会多次拜访过张先生,每次都能用完限制规定的最多会客半小时的时间,他的乐观幽默印象很深。后来,见到过一位张先生的博士生,得知达客能有这样的机会很羡慕,说读博一个学期,也未必能有这么奢侈的见面时间。记得先生曾聊起过,写论文期间,是在哈佛图书馆里一个小隔间,解开领带、松开腰带和鞋带放松阅读写作。想必哈佛图书馆里的一些旧书曾见过这位“三松”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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