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读杨奎松《革命》札记（三）

东方安澜：读杨奎松《革命》札记（三）

读杨奎松的《革命》，有一个时候，脑袋里灵光乍现，教科书上对革命的常规定义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方式”，我对老师的教科书产生了疑惑，真的有所谓的革命？真的有所谓的受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吗？有的人读书是离真理越来越近，我读书是越读越糊涂。余生也晚，没能跨越49，感受一下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的喜悦，看一看那些扭着秧歌跳着第一版街舞的群众在革命成功后分享得到实惠的人的真实状态。那些个鲤鱼跃龙门，从奴隶阶级一下子跃升统治阶级的人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不过，好在网上有《人民解放军攻占巴黎》，从这部轻喜剧化的电影里，多多少少领略了一些革命成功的风景，而且，多了一层革命的荒诞，少了一层革命的血腥。虽然老人家一早就教育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我从小就细胳膊细腿，害怕打架和暴力，读书犯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害怕暴力血腥。

读书犯浑的原因之二，是我看出去的“革命”，怎么着也与解放被压迫阶级无关。即使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翻身了，老百姓又会迎来一个“新阶级”。看上去平民百姓似乎像是解放了，但又冒出了韭菜和人矿，太阳底下又多了两个新鲜事物。历朝历代的“革命”都是一个人的革命，所谓的被压迫阶级起来造反，都是那一个人的工具。“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看看今天的乌克兰战场，裹尸袋里的，哪一个不是所称的被压迫阶级的子弟。万万人亿亿人的枯骨，最终结果的都是垫了一个人的龙椅。李世民的玄武门，是革命；赵匡胤的陈桥驿，是革命；武昌城头的“砰砰”，也是革命；但最终无一不是襄助了一个人的功业。有人带头革命，有人蹭革命的流量，以期辦一份革命的红利，革命周而复始，穷人世世代代万年穷，为谁革命为谁忙，到头来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所有的革命都是造反，所有幻想用造反来改变的都无一改变。

革命里革不出先进的制度，结果无一不是为皇帝作嫁衣裳。小凯先生说，“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说，“我相信，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标，为善与带给全人类幸福。虽然手段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般无二”。马列主义，作为曾经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和信仰，出现了斯大林、波尔布特这样的历史狂人，从这里多少也可以看出，马列作为一种信仰的破产。马列主义的最终归宿，必然只会成为大学里哲学研究的一个门类。摆黜百家，独尊马术，或者独尊某种教义，必然会出现独裁者。所有的独裁者都干一件事，夺权、扩权和弄权。列宁对于有人指责他独裁，他回怼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没有制约的权力，谁都喜欢，时间久了，独裁者必然会成为暴君，这是人性决定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那面南背北的感觉，谁不眼馋？！因为没有制约和制衡，高高在上者，必然会为所欲为。也必然会被别有用心者觊觎。《动物世界》里的狮群，当头狮年老或实力不济时，狮群内部必然会产生挑战者。

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中苏交恶，老人家提出斯大林的功过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论点，作为与斯长久打交道的毛，立场和态度，明显偏向于斯，表现出与斯大林有惺惺相惜之感。毛与斯大林的恩怨长短，外表看是共产阵营当中正常的同志间分歧，实质是隐藏在彼此心底里的互为枭雄的瑜亮情节：有父子的成分、有上下级成分、有知己的成分、也有兄弟感情的成分，毛与斯，知识结构、个性脾气，三观品性多趋一致，多重感情因素叠加累积，对斯的死，毛的感受要比其他党内高层来的复杂。所以对于老赫批斯，老人家是大为反感，设身处地，唇亡齿寒，老人家也要竭力维护斯大林的权威，以防自己百年之后也被鞭尸。老人家知道，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在漫长的夺权过程中，老人家和斯大林，自觉不自觉的和他绑定在了一起。你荣我荣，你衰我防衰。对权力的警觉，每一个独裁者都是一等一的防备。

老人家和赫鲁晓夫先前没有多少交集，更谈不上交情，所以赫氏批斯，老人家甚至认为赫氏是共产共运的脱北者，虽然有东欧的领导人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洗地，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退化”。但老人家不这么看。老人家精通权谋和理论，毕其一生，始终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抓死管，凡党内外一有苗头性倾向，他都异于常人，做到先知先觉。尽管赫氏竭力讨好老人家，甚至援助中国开发核项目，仍然讨不得老人家欢心。老人家一向是情绪中人，在实力不济时惯于隐忍，在他认为挟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比肩斯大林时，也会毫不客气的冲撞斯大林。在他眼里，赫氏不过是守成之君，所以对赫鲁晓夫的舔屁股，相当不以为然。你看哪有穿着泳衣在游泳池会见他国领袖的事例，这就说明一点，对赫鲁晓夫不屑一顾，只此，无他。在老人家观念里，斯大林的“错误是‘难免论’，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可是，作为人矿的韭民，我读着却心惊胆颤，方方说的好，“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斯大林去世后，老人家想像中把自己摆在了国际共产运动的第一位，中国古人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老人家气量恢弘，在全国人民饿肚子的时候，全然不顾，把粮食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的霍查。老师教导我们，把不计得失的援助说成是“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还特别指出，“只有共产党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老师还特别强调，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决定的。读书时，我还记得一点，当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危机时，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分给底层的群众，以此来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我是不相信人类社会有所谓的“五阶段论”。当年老师说，社会主义阶段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就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为了不劳而获，我曾经日思夜想，盼望着共产主义早日到来。人啊，活了半个世纪，充分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活的生不如死，才明白一切的许诺都不收牛逼税，一切的空想都是痴心妄想，对读书时老师一再鼓吹的社会主义优越论彻底断了心念。这三年疫情之后，通过各种手段放弃社会主义优越的人越来越多，我是一没钱二有病，没有办法放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在疫情期间拒绝疫苗和不做核酸受到的威胁恐吓只能埋在心底。《革命》有一句话，“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制度优劣，人的嘴，两面皮，翻来翻去都是理。况且，台湾那个游泳健将不是还有死皮赖脸的“后发优势”理论吗，以此类推下去，非洲的原始部落是最有价值的潜力股。

1969年，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间邦夫、原田幸夫这四位日本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根据自己在62年至68年留学苏联的经历，通过对苏联社会的观察，出版了《苏联是社会主义个国家吗》一书。他们留学的学校是“苏联民族友好大学”，书中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赞赏有加，也对毛氏排斥赫鲁晓夫的做法持相同的观点：“有谁会想到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苏联，党和国家权力会被一小撮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并复辟资本主义呢？”。“苏联民族友好大学”是赫氏当政后创建的，用时髦的话说是“吃赫氏的饭，砸赫氏的锅”。不过当时还是唯真理论，谁的理论站得住脚，谁就是对的，不存在砸锅扣帽子的情况。

讽刺、或者幼稚的是，通过学习，他们这群青年“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有了认识”。我们一直认为，时间能对历史起到激浊扬清的功效。温家宝在离开总理位置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提到了“文革复辟”“文革回潮”的问题。期许一语警示梦中人。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一再说叨我“记打不记吃”，就是说我对父母的馒头不记好，对父母伸过来的老拳却铭记不忘。父亲批评的对，也许，人记仇是心胸狭隘；但我想，历史记上负面一笔，应该不是坏事，多少能起到点以史为鉴的作用吧。

老人家是理论家，当中苏交恶后，在《九评》一段中说，“无产阶级能自己发现此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而反观日本共产党那四个年轻人，在书中批评苏联说，“五年来，我们在苏联每天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国不断地变质、腐败、堕落”。苏联解体前夜，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为此感到不安，又无可奈何，后来他坦言：“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到底是炮响还是炮仗响，我们暂且不要管他，自此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那个伟大的儿子说：社会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谁都没见过，落后挨打不是社会主义，贫穷饥饿不是社会主义，于是趁着春暖花开，不失时机的在中国沿海划了一个圈，新风乍起，旧风不倒，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传家宝不动摇，老人家毕生以批苏反帝为己任，殊不知他问过，“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

202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