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和生活中的经济学

读书札记：托马斯·索维尔《基础经济学：通过常识认识经济学》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Basic Economics: A Common Sense Guide to the Economy” （中文译为《诡辩与真相》）是一本适合非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学通论，讲的都是常识。用常人的视角讲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价格的调节作用：通过把资源引向千百万人所想要的产品的生产而不是用于生产他们不想要的产品就可以使整个社会从其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更多的好处。通过价格波动可以对拥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反之限制价格波动的价格管制会减弱人们对于那些别人也需要的资源节约使用的积极性。

市场反映了分散的知识。市场聚合许多分散个人的分离知识。这种聚合不是通常的收集过程。它是自发自动的。需要大量非常细致的知识。一个身在遥远的首都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人不可能了解某块耕地更适合种植胡萝卜，哪里的当地条件，如气候、土壤和昆虫等，更适合于小麦的种植。计划经济不能指导农业。如土壤、气候、植物病变，还有害虫泛滥等，这些变量在不同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而价格聚合每一个生产者掌握的知识，生产出全社会需要的产品。

价格的管控适得其反：租金控制导致了大范围的房屋短缺，例如开罗、墨尔本、河内、巴黎和纽约。建筑商减少建造公寓大楼的数量，转而投资不受控制的高档住宅；房东们削减辅助性的服务和减少修理和维护费，使得实际的平均房租更高。试图使交易条款更有利于一方，往往会致使另一方减少交易。“偏袒”的结果总是使双方都变得更糟。经济决策从当事的双方（即“市场”），转移到不需要对错误行为付出代价的第三方，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 “除了用炸弹轰炸之外，房租管制似乎是目前断知的毁坏一座城市的最有效的技术了。”

在英国由政府管制的医疗系统之下，当有10000人为了动手术需要等上15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时(这其中包括一个患有癌症，但由于一拖再拖以致最后已经不适宜动手术了的妇女），一个12岁的女孩却做了一个丰胸手术。

《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都宣称“美国的贫富差距增大了”。给人的印象是穷人越来越穷，阶级分垒越来越大。媒体在这里有意混淆了贫富的统计意义和具体的个人轨迹。实际上1975年的那些收入属于最低的20%范围内的美国人当中有3/4的人在之后的16年里进入了收入的前40%。1996年收入处于底部20%的纳税者，到2005年时其收入增长了91%，脱离了最贫穷的20%的阶层。大部分人从底层开始，拿着最微薄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经验，工资提升，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常常是同一人群，只是处于生命的不同阶段罢了。在一个阶级流动的社会，工作经验和技巧的积累是地位上升的台阶。

在实行累进税制的福利型国家中，人们在消费上的差距很少会有其在收入上的差距那么大。一项关于美国人的调查显示，虽然整个美国的平均收人比收入最低的20%中的人们的平均收入的4倍还多，但平均消费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则仅仅为三分之一而已。

具有最低工资法律的国家，通常比其他国家有着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长的失业周期；因为雇主不情愿给那些缺乏经验、技能低下的工人提供工作机会。——正是因为最低工资法的限制，使得他们成为价格过高而无人雇用的人。

法国拥有欧洲最强硬的就业保障法，但两位数的失业率在法国并不罕见。就业保障法增加了雇佣工人的成本，就像任何价格提髙了的东西一样，劳动力在价格较高时的需求比价格较低时要少。就业保障法虽然对于现有工人的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但却是以减少整个经济的灵活性和效率，从而阻碍了增加新的就业所需的财富生产为代价的。1991年，当香港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时候，香港没有制定任何最低工资法，其失业率低于2%。但在1997年其回归中国后，香港修订了劳动法，给工人许多好处，由此导致劳动成本增加，于是2002年的失业率达到了7.3%, 2003年，香港的失业率又创新高，达到了8.3%。当存在最低工资法时，职业资格要求就可能会提高，一些在自由市场中一般会被雇佣的人这时就会变得“不可雇佣”。就像短缺现象和过剩现象一样，不可雇佣现象的出现也是与价格相关的。由市场竞争所引起的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由政府直接进行规定所引起的工作条件的改善之间的区别在于，市场是通过为工人提供更多选择来实现这一改变的，而政府则是通过减少工人们已有的选择来实现的。

当保险原则与政治原则产生冲突时，政府管制会对保险公司及其顾客产生负面影响。2003年参议院以95票对0票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保险公司“歧视”那些基因具有更高的概率得某些疾病的人的法案。这违反了保险费的风险机制，保险行业的商业目标就是关注风险而不是关注政治公平。这意味着保险费的普遍性上涨，上涨不仅是为了涵盖部分人的高风险，而且也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反歧视诉讼所导致的成本上升。

对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洪灾保险计划，风险不是像商业保险那样由风险制造者来承担的，而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的。政府使人们到有风险的地方去居住的成本减小了，但整个社会的成本却增加了，因为现在人们不需要自己承担很高的保险费、就可以到风险大的地方去居住。电视记者约翰·施托塞尔1980 年在海边建了一座海景房。每间房都可以看到大西洋的风景。这座房子距大海只有几百英尺。他父亲说：“别建，太危险了。不应该把房子建到离海这么近的地方。”但他还是建了。因为急于扩展生意的建筑商说“为什么不呢？反正如果你的房子遭海水破坏后，政府又会出钱给你盖一座新的。” 4年后，海水将施托塞尔的房子的一楼给破坏了，但政府又给他换了一个一楼。10年后，海水又来了，将其整个房子冲走。然后政府不仅对整个房子进行了赔偿，而且还对房子里面的东西进行了赔偿。施托塞尔说国家洪灾保险计划下所支付的保险“非常便宜”，而同样的一份保险在私人保险公司那里无疑会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