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百年左翼进步主义自残史

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读书笔记之四

保罗·约翰逊是我喜爱的一位作者。他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激进的左翼人士，但后来右转，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代表。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双方阵营的观点都有更切肤的认识,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看他的著作绝不枯燥。他的书写得很生动，有很多事例佐证。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论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和托尔斯泰到萨特和乔姆斯基》。

目前大部分出版的历史都是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左派的视角。换一个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视角，会带来一些启迪。他的1100页的三卷本《美国民族史》从发现新大陆写到克林顿，对美国历史重新诠释。不为尊者讳，不以成败论英雄。秉笔直书，客观中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1929～1933年是美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大分水岭。在18世纪，美国的思想者和文人都跟开国元勋们的共和主义同调合拍。在19世纪，他们基本上都认可个人主义，这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核心。然而，从1920年代初开始，知识分子，带动学术界精英和媒体工作者一起，纷纷转变立场，开始批评并敌视美国民意的结构性理念：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进取、独立和个人责任。

麦卡锡主义是20世纪最后一次的政治迫害来自于右翼。打那以后，打猎者变成了被猎者。在此后的40年里，是进步主义者在指挥诸如“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之类的调查。

很多报纸的老板憎恨罗斯福，但他们手下的绝大多数记者都钦佩他，原谅他的经常撒谎。他们故意隐匿对他不利的事实。哈丁在白宫玩纸牌只是个猜疑，媒体就对他大张挞伐。而罗斯福跟记者们玩牌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却从来未被发表过。

媒体对总统干的坏事，究竟哪些公开，哪些不公开，都是有选择性的。一线记者曾在很多场合下保护了罗斯福，包括他的风流韵事。他们为肯尼迪做了同样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多。肯尼迪与一位黑帮共享情妇的事实，尽管华盛顿的几个记者心知肚明，但在他生前却从未公布过。在约翰逊竭力挣扎着从博比·贝克丑闻中脱身的过程中，《华盛顿邮报》居然帮着他抹黑他的首席原告威廉斯参议员。尼克松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克制。恰恰相反，反尼克松行动（尤其是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是连续不断的、怀有恶意的、肆无忌惮的、无中生有的，有时候甚至是非法的。

40年代美国的左倾实际上为美国树立了很多敌人。比如纽约时报的宣传报道把古巴的权力交到卡斯特罗手里。日本投降三周之后，越共在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的资助下举行了一次暴动，赶走了亲法的越南皇帝。实际上，把胡志明加冕为新统治者的那个人，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特工：阿基米德·帕蒂。

从军事的观点看，春节攻势是越共在整个战争中所遭受的最大挫败：他们损失了其精锐部队中的40,000人，以及大量的武器。但美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却把它表现成了美国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越共的一次重大胜利。

约翰逊的越战支持率，每当他强硬时就会上升：当他开始轰炸越南的时候，他的支持率跃升了14%。在全部人民当中，支持撤军的从来没超过20%。美国公民的决心是坚定的，可是他们的领导人却优柔寡断，分崩离析。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首先倒戈反对这场战争，老迪安·艾奇逊也跟着反水。就连参议院里的强硬派也开始反对进一步增兵。华盛顿统治集团的麻烦在于：他们相信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这始终是政治家们的一个致命错误。事实上，约翰逊在初选中的失利，以及输掉这场战争，都是因为他不够强硬。

“丑闻政治”成了“人民民主”向“媒体民主”逐步退化的整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政治正确”最糟糕的方面，倒不是它的愚蠢，而是它的不宽容，以及它窒息言论自由的倾向。

大学里的“肯定行动”导致了一些关键院校（比如医学院）的入学门槛大幅降低。因此，到1990年代初期，医学院的黑人毕业生当中，通过国家考试拿到医学合格证的人不到一半，相比之下，白人毕业生则有88%的人通过了。

1995年，耶鲁大学得到一笔4.2亿美元的捐款，作为开设“西方文明”课程的经费，但遭到了拒绝（在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理由是：这样的课程理所当然是种族主义的。

1987年，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卢姆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副标题是“高等教育如何辜负了民主政治并使今日大学生的精神更加贫困”。1991年，罗杰·金巴尔出版了一部互补性的著作《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政治如何腐化了我们的高等教育》，让人们关注到大学课程中由于担心“冒犯”某个特殊的种族群体而省略了某些事实及整门学科。哈佛大学的一位鱼类学教授说，教师决不应该“引入任何可能伤害某个群体的东西”，因为“种族敏感所能导致的痛苦，这比某个教授的学术自由更重要”。因为担心导致冒犯而对课程（从历史学到生物学）进行阉割或窜改，只不过是教育被政治幼儿化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