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民族通婚

我的两次民族通婚

李公尚

一九六五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电机系，八月底开学后，学校组织去山东的一个农村参加两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十月底返校开始学习大学课程。一年后的一九六六年暑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校学生开始了“全国革命大串联”，我和同学去了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长沙和韶山等地串联。到十二月份中央下达停止串联通知时，我和几个同学刚从西安出发在去往新疆的路上。我有两个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借着串联的机会去看望她们。

一九五十年代初，进军新疆的解放军部队奉命全部留在新疆屯垦戍边。中央为了改变中国历代“拓疆戍边，一代而终，疆域丢失”的历史，从东部一些省份动员年轻女性参军，去新疆戍边部队和干部战士结婚，在当地安家扎根。山东是老解放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大量年轻男性参战牺牲，遗留有很多年轻无子女的女性烈属，山东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这些年轻女性的实际生活，就鼓励她们参军去新疆。山东人一向信仰政府，认为只要跟着政府，去天边也不怕，于是成千上万名年轻女性参军去了新疆。我的两个姨就是这种情况。她俩参军去新疆后，部队改编成建设兵团，她们就在当地结婚生子扎了根。

我和几个同学从西安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先去当地的学校串联，给当地师生讲当时北京上海开展“破四旧”、“大串联”和“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革命形势，当地师生听了似乎无动于衷。几天后，我的几个同学兴意阑珊地返回了山东，我继续打听我两个姨的消息，后来得知她们所在的建设兵团部队驻在伊犁。当时从乌鲁木齐去那里交通不便，很难找到交通工具。我只好在乌鲁木齐附近几个地区转了十几天，坐火车回了山东。

串联结束后，一九六七年全国各地开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回校参加了“夺权”和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元旦社论”，号召全国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各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复课了，但课堂不在教室，而在工厂和农村。全校师生分别到工厂或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落实“工人农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指示。到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该毕业了，这才意识到我们入学四年只上了一年的课，毕业后不知能干什么。当时在我们前面的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两届毕业生，也都因学业不足，还没分配工作而留在学校里。

这时军队来到我们学校招人，我作为烈士子女，和很多同学一起参军去了军队。那时全国各地除了军队以外，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数单位都因文革而工作瘫痪致使不能招人。那些没能参军的毕业生因无法分配工作，继续留校待业。参军后我听说，当时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和协助主持军队工作的周恩来，为了抵制毛主席支持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人进驻军队成立军队文革领导小组，纵容军队的老帅和老将们掀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批判文革，借以拒绝在军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从而保证了军队的稳定。

我参军后被分配到青海一个保密基地工作，定为排级干部。一九七四年为保证该基地的战备运输，我被提为连级干部派到上海，担任驻上海北站的铁路运输军代表，负责协调监督执行当地铁路的军运计划，保证军运数量的完成。我离开青海前往上海时，我的一位领导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老大不小了，到了大城市，有机会就抓紧找对象结婚吧。”

我上大学时，我在山东农村老家的母亲曾给我张罗过对象，我大学毕业那年，我母亲因过去支前时负伤留下的后遗症迸发去世了，从此，再也没有人给我张罗对象。我参军到了青海后，几乎接触不到女性。我被调到上海时已经二十七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甚至没有摸过女性的手。

到了上海，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去徐家汇办完事坐公交车返回北站时，稀里糊涂地错上了从徐家汇发车开往桂林公园的43路汽车。我曾听人提到过桂林公园，说这个公园小巧玲珑，安静优雅。我想反正星期天早回去也没事，既然上错了车，就索性去这个公园看看。

那趟车上坐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汽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终点站，我下车时被人群中一位身穿桃红色丝质连衣长裙，外套墨绿色绒料马甲，头戴一顶黑色无檐小帽，帽下梳着很多根细长黑发小辫的年轻姑娘深深吸引住了。她的一身打扮在当时的上海极为罕见，我想起了我去新疆串联时见过的维吾尔族姑娘。我跟在下车的人群后面，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下车后，和一大群年轻人沿着一条林荫路向前走去，我也神魂颠倒地跟着他们向前走，完全忘了我要去桂林公园。

那条林荫路的尽头是上海师范学院。我跟着那群年轻人走进学校，才意识到我已经被那位姑娘迷得晕头转向了。当时全国大学经过“教育革命”，招生的方针是“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农兵”，我想她一定是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刚才我只看到了她的侧面，但她妙曼的身姿、美丽的侧影和光嫩的肤色，让我不能自拔。进入校园后，走在我前面的年轻人渐渐散开了，我却仍身不由己地跟着她向前走，直到走到一座二层楼前，才醒悟到不能再继续跟着走了，那座楼有很多女生出出进进，是女生宿舍。

这一邂逅让我魂不守舍。从此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像着了迷一样乘车去桂林公园，坐在车站附近的桂林公园门口，一待就是一天，希望能再次见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一个星期天上午，我见那位姑娘从校园里走出来等车去市内，几次鼓起勇气想上前去和她搭话，但都胆怯地退缩了。我又一直等到下午，希望她从市内返回时再见到她。但当她再次出现时我依然胆怯得羡而远之，敢看不敢近，甚至不敢看不敢近。这种单相思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

后来，我怕自己穿军装太醒目，星期天就换了便衣去等她。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桂林公园门口等候时，一位男青年到我面前向我借粮票，他说他和朋友来桂林公园游玩，刚才买食品时发现忘了带粮票。我听了也没犹豫就找出粮票给了他，他让我留下住址，说会把借我的粮票寄还给我。我告诉他不用还了，但他坚持要我的地址，我就把我在上海北站军代处的地址写给了他。两天后，我就收到了他寄还给我的粮票。

到了下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桂林公园门口终于又见到那位漂亮的维吾尔姑娘从学校里走出来，我再次紧张地不知所措。不想那位姑娘竟面带微笑径直朝我走来。她问我是不是在等人，我说是。她问我等什么人，我紧张地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她笑着问：“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吧？我认识我们学校里所有穿军装的同学，从没有见过你。”我回答不是。她说“从你第一次跟着我走进我们学校，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穿军装那么显眼。那次你一直跟我到了女生宿舍，我同宿舍的人看到了你，问我是不是你的朋友。”听她说完，我一吐为快地说出了我对她的爱慕。她听后动人地莞尔一笑，然后招手向在车站候车的几个同学大声说：你们先坐车走吧，我坐下一班车。那几个同学里，有一位就是上个星期天向我借粮票的人，他朝我做了个鬼脸。

姑娘叫伊萨尔罕，来自新疆伊犁，二十一岁，原是乡村小学老师，一年前被推荐来上海上大学。她大方地和我走进了桂林公园，我们边走边聊，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走累了就坐下，从上午聊到傍晚，连午饭和晚饭都忘了吃。最后她送我上了返回市内的末班车，我才想起这一天我们食水未进。第二天我上班后，伊萨尔罕用学校的电话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关心地问我昨天是不是饿坏了，回去后有没有东西吃。我向她道歉说我和她在一起忘记了一切，连请她吃饭都忘了。她说她回校后已过了学校的开饭时间，同宿舍的同学从围桌的伙食中把她的那一份留了出来，没有挨饿。她倒是担心我误了开饭时间，回去饿肚子。最后，我们约定了下个星期天再见的时间和地点。

我和伊萨尔罕恋爱了。那个年代的恋爱，是真正的“谈”恋爱，君子动口不动手。明明是恋人，见了面却一前一后拉开距离隔着几步往前走，生怕别人知道关系不一般，然后找墙角屋后、树林草稞等人迹少到的地方“谈”。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伊萨尔罕和我约定每次见面她不穿民族服装，我不穿军装，尽量不让别人看到。

伊萨尔罕告诉我：她来上海前，想不出上海什么样子，来了后才知道上海就是天堂。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她毕业前，让她全家人都来上海看看。她说如果她父母知道了她在和一个汉人谈恋爱，一定会为她自豪，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就是文明和先进的代名词，特别是能和一个解放军干部恋爱，更是光荣无比。因此，她一直没敢写信把她和我恋爱的情况告诉她父母，她怕最后恋爱不成，让她父母觉得她丢了维吾尔族人的脸。

我和伊萨尔罕每次约会，请她吃饭是个难题。那时上海很少清真餐馆，她作为穆斯林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吃的食物。每次她陪我一起吃饭时，都象征性地浅尝辄止，说：“解放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新疆的少数民族已经不在乎有些禁忌了。只是有些肉从小没吃过，现在吃起来不惯那种气味。离校时我已经让同学帮我在食堂留了饭，回去热一热就可以吃。”

新疆到上海路途遥远，当时交通不便，伊萨尔罕来上海上了三年大学，从来没有回过家乡。她即将毕业时，把我的照片寄给了她的父母，我们开始谈婚论嫁了。她毕业后要回到新疆去工作，我告诉她，我已经向上级写了申请报告，要求调到新疆她的家乡去。当时中央的政策鼓励民族融合，支持各民族通婚，我相信我的请调报告一定能批准。于是她写信让她父母带领全家来上海看一看，然后一起回新疆。

不久，伊萨尔罕毕业了，被分配回家乡伊宁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我的请调报告也被批准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伊犁的农四师军事部（相当于内地的地市军分区或武装部）去工作。很快，伊萨尔罕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到了上海，我和伊萨尔罕陪他们一起在上海游玩儿了三个星期，然后一起回新疆。我和伊萨尔罕把这次旅行，当做我们的新婚蜜月旅行。

到了新疆安排好工作，我和伊萨尔罕全家共同生活在一起，伊萨尔罕的父母、弟弟和妹妹都加入了建设兵团，他们说这是他们全家的梦想。他们一家在当地少数民族中非常受人羡慕。在伊宁，我见到了我阔别已久的两个姨，她们都已儿女成群，经常和我们走动团聚。一年后伊萨尔罕生了我们的儿子，两年后又生了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幸福和爱。后来，伊萨尔罕的妹妹和两个弟弟都通过自由恋爱，分别在兵团和兵团的干部战士结了婚，同样建立了各自幸福的民族融合家庭。

一九八零年，我收到了新疆自治区教育厅和母校山东大学的信函，按照教育部指示，要求全国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届三届毕业生返回母校“回炉”学习两到三年。于是我告别妻子回到母校，进入无线电专业学习。两年后我又考上母校的研究生，继续学习。

那年三月，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向全国发文要求“民族地区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和保护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个短时间内把当地民族干部包括教师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以致八成以上。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安置工作。（中发][80]31号文件）”当时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汪峰在传达中央31号文件时要求：“新疆也要按照这个精神办，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要退回内地。”

中央和自治区这一生硬的指示，让很多在疆工作的汉族干部情绪浮动，特别是一大批已经在当地和少数民族结妇女婚扎根的汉族干部，面临着回到内地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况，个个痛心疾首。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趁机鼓动民族分离，要求恢复原教旨性的民族宗教信仰，恢复解放前只许穆斯林男人娶汉族女人，不许穆斯林女人嫁给汉族男人，如果汉族男人要娶穆斯林女人，就必须经过宗教洗礼，改信穆斯林，加入少数民族的宗教习规。随即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事件。

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被撤销，我岳父一家被迫离开了兵团。我在内地远离他们，一时顾不上家庭，于是家庭悲剧开始了。一些维吾尔族人逼我岳父岳母恢复我岳父一家早已不再适应的宗教民族习俗，恐吓我妻子和我结婚没经过穆斯林仪式，是偷晴私奔，应被乱石打死。他们到我妻子工作的学校去逼迫她为了民族信仰必须离开我，并造谣说少数民族和汉族离婚是受到汉人的中央政府支持的。同时变本加厉发动一些维吾尔族人围攻谩骂我岳父一家。不久我岳父得了重病，当时刚恢复社会地位的阿訇，监督他在家每时每刻念经忏悔，不能去汉族医院治疗。我听说后赶回新疆，但在我赶到送他去医院时，他已被人下毒，不久去世了。

后来，新疆发生了震动全疆的“高旭事件”，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矛盾激化。我返回内地学校后，我妻子和我的两个孩子被我妻子的两个舅舅强行从我家中带走。我接到来信后再次赶回新疆，却到处找不到她们。当时在新疆很多像我一样的民族家庭，都被拆分得支离破碎。我妻妹带着孩子上街买东西时，被人绑架后不知所踪，她丈夫因去追寻而从此失踪。我妻子的两个弟媳因为是汉族，不愿加入穆斯林宗教，被迫离婚，她们的孩子都被绑架带走，

不久，各地流传“胡搞乱邦祸边疆，兄弟相残毁家乡”的儿谣，时任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阿卜杜拉·乌拉太也夫顶着“与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政策唱反调”的压力和打击，通过内参给中央写了一封“在新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在生产上、生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不能过分强调支持和保护某个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忽视和损害其他民族甚至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生活”的长信，邓小平看到信后，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肯定乌拉太也夫提出的“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指示以此作为国家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停止并纠正胡耀邦、万里、汪峰等人要求汉族干部撤回内地，妻离子散的粗暴政策。但是胡耀邦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在新疆埋下了祸根。

从一九八十年代开始，境外宗教和分裂势力不断派人到新疆通过在各地举行穆斯林传统的宗教仪式，制造民族分裂。在伊宁，他们暗中成立了伊宁“青年麦西来甫委员会”，选举出总哈孜（总指挥），向当地群众征缴宗教税，在各地私设公堂，拆散民族婚姻，残害不服从的民众，诱惑和强迫年轻貌美的女人出国为圣战者献身，号召发动民族圣战。

一九八二年，中央在邓小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农垦部队，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在过去的长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兵团事业要大发展”的指示下，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建制。一九八五年我终于盼到研究生毕业，回到了新疆，被分配到大学当老师。不久，我辗转找到了我已经远走他乡的岳母和两个妻弟，但是我仍然找不到我已失散两年多的妻子孩子，和被绑架走的妻妹以及她的孩子。当地政府帮助我在新疆各地寻找，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五年的一天，我岳母托人带信告诉我，伊萨尔罕和两个孩子在十二年前被带到了巴基斯坦，为了让她“清除身上被汉人玷污的不洁”，她被献给了已有四个妻子的民族宗教极端分子买合苏木（2003年被美国和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头目艾山·买合苏木的养子）做“伴寝”。买合苏木经常从境外派人潜入新疆制造破坏活动。我岳母听说，伊萨尔罕因为想念国内亲人得了重病，买合苏木已经答应近期将派人送她秘密回国探亲。

一九九五年八月，麦西来普在伊宁当地市场上强行收税，私设教廷，打骂群众，为首人员被当地公安机关传讯，于是“伊犁青年麦西来甫委员会”发动了“8·14圣战行动”，到处打砸抢烧，高喊“赶走汉人”，“不承认汉人政府”，“进行圣战”。当地政府担心违反民族和宗教政策，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只对麦西来甫委员会成员和“81·4圣战”的组织者作出收容审查五人，批评教育十四人，取保候审九人的处理了事，以求平息事态。

事后，被释放的极端分子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开始“圣战进程”，在伊宁秘密设立了六个地下训练点，由从境外潜入的外国武装分子对参与者进行全封闭暴力恐怖训练。一九九六年十月，新疆各地维吾尔族极端分子举行联盟大会，成立了“东突伊斯兰真主党”，宣称“九六年动手，九七年大干，2000年建立伊斯兰东突国”。就在这个时候，伊萨尔罕被从境外潜回来的极端分子秘密带回到新疆来探亲了。

我岳母悄悄让人给我捎来了口信，我问捎信人我的两个孩子是不是也一起回来了，捎信人说不知道。至于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伊萨尔罕也不能肯定，因为她被看管得很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领导告诉我，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由于我的两个孩子还在他们手里，因此暂时不能轻举妄动。

直到一九九七年二月初，我才在我岳母一家人的帮助下，见到了伊萨尔罕。这时，伊萨尔罕已经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她流着眼泪说对不起我，孩子没能带回来。她告诉我就在这几天伊宁要出大事，让我赶紧回去报告政府做好准备。

果然，在二月五日，上千名来自各地的暴徒突然手持各类凶器在伊宁进行打砸抢烧，打死当地回乡探家的各族解放军战士和多名群众，举行“伊宁暴动”。幸好自治区政府和伊犁州政府事先得到了警报，提前做了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迅速将伊宁暴动控制住了。事后我得知，极端分子在知道我妻子伊萨尔罕和我岳母向我通风报信后，仓促逃走时用石头把她们活活砸死了。我岳母一家的遭遇给我造成了永久的精神创伤。

一九九九年我五十二岁时，经同事们介绍，我和一位比我小二十岁的哈萨克族女士结婚了，这位女士叫卡塔丽尔，曾经是我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我又建立起一个民族家庭，婚后我和妻子幸福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很快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后来我们虽然又经历了多次由民族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动乱，特别是二00九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那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暴乱，但新疆在中央正确的治疆方略指导下，广大各族群众和绝大多数民族家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和睦平静安定祥和的环境中安居乐业。二0一九年，我已经退休多年，我在上海上大学的女儿作为交换生到美国留学两年，我妻子利用她的暑假，和我一起送女儿去美国。

到了美国安顿好孩子，我和我妻子在美国和加拿大旅游了一个多月。我妻子在暑假快结束时，着急赶回去开课，临走时和我商量，考虑到我有过丧子之痛，又非常疼爱女儿，让我留在美国陪女儿读书，等女儿毕业后和女儿一起回国。

去年的一天，我女儿在我们的住处点了外卖，不久，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给我们送了过来。他走后，我和我女儿打开外卖边吃边聊，还没吃完，刚才来送外卖的男人气急败坏地回来敲我们的门。他胡须拉碴的脸上急得泪流满面，一口生硬难懂的英语不知所云。我女儿让他先平静下来，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连比划带喊叫，我们听得云山雾罩，好像是让我们下楼为他去向警察作证。于是，我和我女儿就跟着他下楼去看是怎么回事。

楼下停着两辆警车，两个警察双手掐腰放在腰间的武器上，分别靠在各自的警车边，注视着我们住的公寓。见到我和我女儿跟着那个送外卖的男人出来，就招呼我们过去。送外卖的男人指着我们对警察手舞足蹈地大呼小叫，警察冷漠蔑视地看着他。原来这个男人半小时前到我们家送外卖时，为了节省时间，把车停在我们楼下的街道边，没有熄火也不锁车，就提着外卖上楼了。当他给我们送完外卖回来时，发现汽车不见了，就慌忙报了警。二十分钟后警察来了，他无法用语言向警察说明他的车被盗的情况，警察根据他说的几个简单词汇和肢体语言，大概明白了是他的汽车丢了，就给他写了汽车丢失的证明，让他去找保险公司赔偿。他见警察没给他破案就要离开，一时着急就拦着警察不让走。警察上前把他推开，警告他不要找麻烦。他就跑回到我们的住处，让我们出来向警察证明，他是给我们送外卖丢的车。

我女儿在听他用简单的英语和警察说话时，听出他的发音带有维吾尔族的口音，就用维吾尔语问他是不是从中国新疆来的。男人一愣，立即用维吾尔语对我女儿说他要求警察帮他破案找回车，车是他租的别人的，丢了车他就无法活了。并质问警察，不是都说在美国从来没有人偷车，从不丢会丢东西吗？我女儿把他的话告诉了警察，警察听了告诉我女儿，这种丢车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如果找到了就会通知他。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去找保险公司，而不是拦着警察妨碍公务。说完，就气呼呼地开车走了。我女儿把警察的话告诉了那个男人，男人失望地坐在路边，无助地哭起来，说他丢失的汽车因为买不起保险，没有上盗窃险。

看着这个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男人，我女儿问他来自新疆什么地方，他听了如梦初醒地抬起头看了看我女儿，说他来自土耳其。我女儿问他为什么会讲维吾尔语，他犹豫着说他出生在新疆伊犁，七岁时被人把他和他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带到了巴基斯坦。后来他妈妈和妹妹不知去向，他被送去了阿富汗，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急忙问他会不会讲中文，是否记得他妈妈和妹妹的名字，他说他小时会讲中文，现在都忘光了。他妈妈叫伊萨尔罕，妹妹叫Z爱丽。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乌斯曼·爱买提。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名字，他说记得小时和他妈妈在一起，他妈妈叫他Z爱疆。

我听了一阵晕眩，我女儿见状赶紧上前扶住我。Z是我的姓，Z爱疆和Z爱丽是我在我儿子和女儿出生时分别给他们起的姓名。我问他是否记得他父亲，他回答说他父亲在他小时就死了。我听了又是一阵晕眩。然后让我女儿叫这个男人和我们一起上楼去我们的住处。

想不到我在美国遇到了我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在阿富汗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东突伊斯兰真主党少年营”长大，长大后经常到各处去打仗。二0一四年他和同伴经巴基斯坦越境去新疆进行“圣战”时，同伴都被巴基斯坦军队打死了，他受了伤，从此就流落在巴基斯坦。两年后，他在巴基斯坦混不下去了，就去了土耳其。想不到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生活状况更悲惨，由于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经常遭受当地政府的驱赶和当地人的欺辱。三年前，美国一个设在中东的难民机构招募维吾尔族人到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作证指控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许诺参加作证的人将来可以留在美国生活，他就和一些流落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报名做为难民到了美国。来到美国后，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同，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依然非常艰难困苦。

我和我儿子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彼此都感到陌生和别扭。我问他愿意不愿跟我回到中国新疆去生活，他说他在二0一四年以前，曾多次去过新疆的南疆地区参加“圣战”，杀过不少人，和他一起去的人都被打死在那里，他虽然每次都侥幸逃了出来，但是早已被中国政府列为恐怖分子，回去怕是没有活路。

不久，我儿子因为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与我们不同，加上语言不通，就离开我们不知去向了。由于新冠疫情，我女儿在美国毕业后我们暂时无法回国，我女儿已被国内大学保研的事也给耽误下来。最近，回国的航班通了，我们订好了机票，近期内就要回到阔别三年的祖国去，我希望临行前能再见到我的儿子，但一直没有他的音信。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采写）

2022年11月25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