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贺龙给蒋中正写的乞降信 来龙去脉】

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某些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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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公伪造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第一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岁因严仁珊等之欺骗，既导兄之难堪，复陷弟于绝境，并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志今属擢，托熊贡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疏解，借表心迹，经以山河阻隔音信等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即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信不有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再正式派人晋京回候教益矣。

　　专此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十八日

　　第二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补达，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引者注）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爰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此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

　　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署名贺云卿，云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12、26日于北京。

　　李仲公为了让人相信他伪造的信，还画了信封的格式是：

　　专呈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启

　　贺云卿上

　　专案组拿到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贺龙求降的铁证。有人则认为，这两封信，不一定真实，可能是李仲公后来伪造的。在有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专案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们决定上报康生，由康生定。康生看了看这两封信，认为是真的，他最后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康生此话一发，专案组就决定按他的意见办，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

　　“铁证”如山，李仲公的陷害将贺龙逼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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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周总理当时可能受到这两封信的影响。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秘密安排贺龙夫妇、其子贺鹏飞和警卫参谋杨青成住进了西花厅。9天后，贺龙一行被送到了北京西山国务院管理局属下的一处招待所。临行前，周总理与李富春一起同贺龙谈了一次话。周总理讲道：“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贺龙当时很生气，几次想说话，但周总理为保护他，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总理最后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秋天接你回来”是周总理对贺龙的承诺。按周总理的性格，他不会忘记对战友的诺言。而周总理为何食言呢？这可以在总理后来的言行中找到端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当时调查人员曾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八十多了。”

【这里有三个大问题或曰 缺陷：1，笔迹，贺龙的手写字迹，应该起码是参考参照资料和依据，2，这是贺龙写给李仲公的信，即便算真的，也不是贺龙写给蒋中正的信。3，李仲公的年龄，1974年时，李刚76岁，而非“八十多了”。李1978年去世刚80岁。】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去世六周年那天。周总理一见到薛明就大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

　　可以说周总理是受了李仲公的蒙蔽，而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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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辨别“求降信”的真伪，在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下，公安部门进行了认真的技术鉴定。

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信用的是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代写的呢？

于是技术人员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

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

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

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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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公，1898年生，贵州贵阳人。

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是国民党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2月8　日第24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1978年6月死于北京，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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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