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砚斋闲话》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温和、温柔、温润明亮的小说，然而偶一直比较固执地认为小说常态是“黑暗”的，至少是撕开黑暗的一角让人看。

有朋友觉着这种提法与莫言老师的提法相近。

但就小说之内容来讲，是有所不同的，甚至针对的方向完全不同。莫言老师与鲁迅一样，他们二者批判的黑暗对象是底层民众，是中国传统文化；偶不是，偶对准的是上层人物，是制度设计。晓明你来看，莫言老师的小说，在国内能获奖，茅盾奖，这很大程度上来说，他的小说并没有受到他口中的当局的不快与抵制。偶的小长篇小说，批判的是上层（小说文本中相比较的上层）人物，而对底层人物，我是充满着同情，并书写他们的美与善良，与阿Q的形象不同，也与“我爷爷”的土匪形象有别。中国落后了，挨打了，不是鲁迅口中的小人物造成的，也不是他口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责任在精英阶层。不在底层。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他们的人民并没有我们那么愚昧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罪，反而有功，关键是精英阶层在建构制度时拣选与启用的知识分子与这些知识分子的取舍。

比如儒学，在孔子，在孟子时，讲公平，讲公正，讲平等，也讲民主思想，更讲知识分折内省，然而到汉时，在董仲舒那里就就取舍了，按统治阶层的喜好与需要去取去舍，于是就日渐形成了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儒教文化。是不是？

胡适看到了鲁迅的问题。

鲁迅，钱玄同这些五四前贤对中国传统文化，罪大于功。他们将导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搞错了去，因而他们批判与攻击的靶子就错了。

莫言老师，最初与贾平凹一样都是在寻根。

他们寻来寻去，寻找的是中国文化的枯根，糟根，不是正根。中国文化的正根，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到宋词，风雅风流一脉相承。然后，我们再来说，他们对小人物的批判，有点像赵本山的小品，对小人物极尽嘲讽与戏弄。莫言的《红高粱》中的“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性爱，像牲畜一样；而我的不同，我写的《唐晚》，一个副市长的性爱生活像牲畜一样。这是，我们二者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