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首先，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程度高或是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指俄国词汇中与“天然反对派”类似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着与政权剥离与合谋的现象，所以从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的“双头鹰情结”所导致，它们就像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面向东方，一个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 “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赛在《理念人》一书中也认为，在西方有两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种则以关心尘世为己任，对待权力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

对双头鹰的其中一个向度我们很熟悉，那就是面临唾手可得的权力取而代之，因为这本来就是所谓老鼠抗争的目的。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入仕做官的价值体现使他们会更愿意导向后者，在传统上文化熏陶的土壤里，本来就有“读得万卷书，服务帝王家”的抱负，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地“造反”，也具有很强地“道德功利”的色彩。这种一开始就有改朝换代考虑的人，对权力的“干预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要寻求的并非终极真理，而是“皇帝轮流坐”的世俗“成功”。也许他们最初也自信自己能够跳出 “造反——当皇帝——被推翻”的怪圈，比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经为此有过各种防范措施，但是权力的没有灵魂性和腐蚀性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百发百中地突破个人预设的道德防线。当老鼠成为国家机器的主人或附庸时，很快就与他们所反对的 “猫”并无二致，就像顾准所说，“罗伯斯庇尔就是取胜，自己也会变成拿破仑”。农民领袖龙袍加身以后大搞“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山呼万岁”之类的个人崇拜比世袭皇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坚守个人道德底线”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与猫斗争时只是出于正义的选择，并没有想去当猫，在这些人头脑中，“争取自由不是为了权力的宝座，而是要承担起对自由的责任”。他们的确从思想上始终保持着对权力腐蚀的警惕，能够认识到保持老鼠与猫的张力，也就是保持与政治权力距离感的必要性。但是这种不谙权、术、势，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在猫和老鼠游戏尘埃落定之后会陆续被淘汰出局。

现有的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理论就是试图从制度设计上解决 “猫和老鼠”游戏中的轮回关系。除此而外，还有另一些人从宗教、道德层面看待权力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以往关注比较少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一般来讲，在欧洲有宗教救赎情结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倾向于永远当老鼠，他们具有社会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希望通过社会变革用法律途径解决旧制度的弊病，他们参与游戏的本意，是追求一种“反政治”的平衡，从未想过自己做皇帝，也不愿意卷入摧毁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革命大潮面前，这些人就会急流勇退，思想立场发生转变，趋向保守主义，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种浪费，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头脑发热行为。世间的罪恶在于人性深处的欲望作祟，政权之恶的反人道性根源在于无神论，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人性的阴暗面和无道德性，于是赋予远离政治一种内在的不可知论的哲学含义。

在“道德至上论者”看来，那种只追求此岸的世界的“低级选择”是逃脱不掉命运惩罚的，比战胜对手更大的挑战在于战胜自己，“权力这个东西注定要劫掠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能够不朽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识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权力的腐蚀性。无权的老鼠变成猫或者老鼠一致服从猫的话，知识分子就已经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成为政客和官僚了。这时老鼠与猫就成为了同类，变成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权力意志体现者，他们就会镇压别的老鼠，那么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猫和老鼠”的游戏，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等于原地不动，反不如索性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于是就产生了双头鹰的另一个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宗教道德”论者。

现实社会的压迫感，迫使人们转向非现实社会，把行为抗暴转化为内心追求的道德净化。“不属于权力世界”的人意识到，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并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在俄罗斯和东欧具有上述两种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出现过，但是他们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出现的背景略有不同。俄罗斯最典型的“宗教道德主义”者“路标派”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看到，“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于是提出思想与政治的分离，要建立一种在 “消极自由”生活态度上的道德责任感，自身投入到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的过程中。东欧则是另一种情况。

二战以后斯大林模式普及到苏军坦克所能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权力成为了真理的化身。整个社会都能感到，国家的 “公权力”就像章鱼的触手一样，无孔不入地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个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极致，以至于连每个个人思想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权力来确定。这种制度除了对社会经济垄断外，由于合法性失缺的紧张感，比它所推翻的那个旧制度更加注重对思想的垄断和舆论的钳制。统治者知道，多元和竞争的局面是最不利于这种靠暴力上台的政权的，只有强力是可以频繁使用的，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是一个常规。斯大林就懂得 “新秩序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心坎上”的道理。

众所周知，在这种靠恐怖维系的“臣民社会”里，新闻和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谎言王国”而存在的。在国家力量强大的工业化时代，民众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榨取的对象，他们必须要为“整体主义”的荒诞理论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比物质稀缺更令人窒息的是“真实”的稀缺，人们似乎生活在对未来的“预支”中。那些他们曾经当“老鼠”的时候许诺要给人民以“自由、民主、人性、宪政”的词语依旧保留，往日的奋斗目标也会挂在嘴边，政权所需要的牺牲者都会被冠以圣徒的光环虚构化，并且老鼠把打下的新天地说成是早年追求理想的实现，但是私下里老鼠和猫的位置互换却在悄悄移位，老鼠的天下会向猫的制度取经，抄袭猫的维持稳定的制度，就在不知不觉的 “热月政变”当中，建立起与猫体制的连贯性，而老鼠革命时期的言行成为毫无生命的遥不可及的象征物，都已经变成毫无意义的虚构概念。这些符号仅仅是一种 “勉强覆盖在一个血腥本质上的薄薄外壳”（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或者是变成可以装进任何“替代物”的载体，所以这个制度与其说是建立过程 “不完善”的 “残缺”，不如说压根就是“虚伪的”以及从旧制度“抄袭的”。

现实社会的压迫感，迫使人们转向非现实社会，把行为抗暴转化为内心追求的道德净化。“不属于权力世界”的人意识到，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并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现有的其他各种思想资源都不足以全面对抗由老鼠变成猫后的局面，即便是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只是在争取到自由以后才有意义，而在争取的过程中，它面临一种脱离了原产地水土不服的“移植难题”。更有人认为，现在的“共产极权”甚至就是“启蒙运动惹的祸”，是启蒙运动把欧洲社会从基督教宗教与传统的土壤中拔了出来，并且以大众的名义开始了单一的重塑社会的现代化“国家主义”的试验。

在这一“无所畏惧的叛逆性”思潮下，把人类的激情从宗教转移到政治中，不仅催生了暴政，而且在思想方法上的绝对主义、决定论、一元化都成为老鼠变种制度的指导思想。面对这种理论资源的困境，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对这个世界全新的解释系统。在各种药方都不灵验的情况下，东欧知识分子便把希望转移到宗教上。于是“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就只剩下宗教了。

当一个人感觉好的时候，他会把宗教赶到一边去，当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宗教就复苏了，“宗教被作为知识分子抗拒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同上，第146页）也会应运而生。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转向神秘主义和宗教乌托邦。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在1971年写过一篇《宗教复兴》的短文，他把20世纪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时期与罗马帝国公元前后基督教诞生之时的社会背景相比较，认为二者颇有相似度，“苏联，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已经为整个星球的宗教复兴准备了土壤。”（同上，第96页）具有类似想法的人认为，政府控制再严也只能约束社会的外表、摧残人的肉体，而无法毁灭人的灵魂和精神，而且他们本来就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的，只不过认为它是一种“伪宗教”，或者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是一种“错误的宗教”，而抵抗“假宗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点燃照亮人类黑暗的“真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