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恋爱过的三位上海姑娘

我恋爱过的三位上海姑娘

李公尚

在中国，上海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因而也就注定成为被非上海人议论的话题。在我生活过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美国、日本、欧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等，依然隐约如此。上海人的崇洋不媚外，标新不立异，特立不独行，好事不生非，单打不独斗，是一向自觉良好的上海人显露出来的城府和精明。这些气质表现在外娇内韧、秀外慧中的上海女人身上，又多了着眼实惠，据盈守成的矜持和隐忍。

我分别恋爱过三位上海姑娘，每位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她们身上，我感受到了她们由上海文化底蕴孕育出的境界和追求。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下乡四年后被招工到一个在建的大型发电厂工作。不久，电厂派我到上海自动化研究所去学习中国刚研制成功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技术，那年我二十岁。一天下班后，我像许多上海人一样，下了公交车，在路边买了大饼卷油条，边吃边赶往上海工人业余大学去听课。快到时，一位也在业大听课的姑娘叫住我，给我一封信，说刚才她下班出门时传达室的人让她捎给我的。信是我父亲写给我的，寄到了上海自动化研究所。他在信中让我抽空去看望一位他在上海的老战友姜伯伯。姜伯伯和我父亲一同抗日，一同参加解放战争，一同随部队进入上海。之后姜伯伯被留在了上海，成了上海人口中的“南下干部”。我父亲随军继续南下，先去浙江，又到福建，后来全体向北，去了朝鲜。朝鲜归来，志愿军入驻山东，组成济南军区。父亲信中说：姜伯伯和他是互相救过命的战友。

星期天，我去了姜伯伯家。没想到他是上海市仪表机械工业局党委书记，正是我学习的上海自动化研究所的上级领导。寒暄未毕，姜伯伯被上海人背地里称为“北方侉子”的山东人脾气发作了，拿起电话就打到上海自动化研究所，找书记和所长。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告诉他，所里星期天休息，书记和所长家里都没有电话，找不到。

姜伯伯随即叫他爱人和女儿来和我见面，他爱人是上海人，优雅漂亮，看上去比他年轻很多，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工作。他女儿叫姜萍，和我同岁，精致秀丽，在上海自动化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一见面他女儿笑着说：“我知道你，你去业大的听课证就是我给办的，你们外地人来我们所学习，很多事情都由我负责。”我认出来了，前几天我父亲写给我的信，就是她捎给我的。

姜伯伯一家和我一起吃午饭，饭菜丰盛，但我不习惯他们家使用的小碗小碟。姜伯伯的爱人立即察觉到了，她没按姜伯伯说的给我换成大碗，以免我觉得尴尬，而是拿来好几个小碗，全部盛满米饭放在我面前，方便我吃完一碗再一碗，不使我因频繁盛饭感到不自在。席间，自动化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和所长分别打电话来，说是所里传达室接到局里的电话，立即用街道传呼电话找他们，他们接到传呼就打了过来了。姜伯伯告诉他们，要注重对外地来沪学习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多上机操作，一定让他们学通弄懂。

此后，姜萍经常出现在我们培训的教室和机房，像蝴蝶一样飘来飘去，让我们外地来学习的人见识了她的优雅和精干。一次下班时姜萍见到我，说她爸爸让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告诉她不必了，我要去业大听课，再说食堂的饭菜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已足够好了。那时一毛钱能买一份油焖茄子或烧素鸡。一毛五能买炸带鱼或熘酥肉。两毛钱能买到红烧小排或四喜丸子。两毛五能买猪肉大扒。三毛钱能买走油肉或浙菜扣肉，这是食堂里最贵的菜。这样物美价廉的饭菜，对外地来上海学习的人来说，做梦都想不到。

姜萍得意的微笑着听我夸赞上海的优越，和我一起乘公交车去业大听课。她高中毕业没下乡，生活一直养尊处优，喜欢听我讲农村的艰苦。他对我初中毕业后下乡，在农村四年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能翻译图纸资料，暗自敬佩，又心生疑窦。她和我转车时，带我在延安东路的一个车站下车，路边恰好有一个书报商店，她进去买了一份当时给在华外籍人士阅读的英文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和一份登载新闻的英文活页文选，在我面前翻了一下，放进挎包，说是给业大的资料室买的，然后轻描淡写地问：“你经常阅读这类刊物吗？”我答：“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些刊物，过去从没有机会接触过。”她说：“在上海，很少人买这类报刊，每期只出版几百份，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你要不要看一看？”说着拿出来递给我。

这时我们等的公交车来了，我们上了车，我在车上翻阅这两份刊物。我身边一位衣着体面的老年人指着刊物问我上面登载了些什么。我念了几个标题，向他解释里面的内容。他问我在哪里学的英语，我说下乡时跟一位被下放的老右派学的。他感慨说：“你比那些被推荐上大学，又从我们华师大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水平强多了。”姜萍听了，主动用上海话他交谈起来，我一句也听不懂。随后的一路上，姜萍一直跟在我身边，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两天之后，我在业大上完课回住处，下楼时遇到了姜萍，她说她和几个女同事约好了要去外滩散步，问我想不想一起去。我说可以，她让我和她一起等她的同事，但根本就没有她说的同事来。等了一会儿，她说算了，不等了，我们先去吧。

外滩黄浦江边的矮墙旁和连椅上挤满了谈情说爱的男女青年，姜萍惊讶地说：“哎呀！我晚上都不来这里的，想不到这么多人，在干嘛呀？”说着，她把身体靠近了我，和我亲密地聊着业大的课程。渐渐地她的右臂挽住了我的左臂，带我融入在谈情说爱的人群里。

这实在快得让我措手不及。那个年代在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即便结过婚的夫妻在一起走路，都是男的走在前面，女的跟在后面，身体决无接触。而恋爱男女在一起走，更是一前一后拉开距离，遇见熟人就装作互不认识。姜萍挽着我的胳膊，特别是双手抱着我的胳膊时，我简直惊吓得大气不敢出。我们在外滩散步了一个多小时，她让我送她回家时，已经像周围热恋中的男女那样，让我左手拉着她的左手，右手搂着她的腰，耳鬓厮磨地往前走。

从此姜萍常在星期日约我去长风公园、桂林公园、动物园等处游玩。每次出门前她都在家自制好酸梅汤，装入用完后舍不得扔的汽水瓶里，再模仿红房子西餐厅做的西点样式，用炸馒头片夹上炸鸡蛋，再抹上芝麻酱自制成三明治，用时髦的点心纸包装起来当作野餐。在公园里，她选人少但引人注目的草坪，铺上床单，摆上花伞和饮食，再散放上两三本英文的《北京周报》，和我边吃边拍照。

她父母知道了她和我约会的情况，她妈妈非常担心我是外地户口，最终和她女儿走不到一起，给她女儿造成痛苦。但姜萍我行我素，说只要我身体健康，聪明好学，积极向上就够了。她告诉她爸爸，我懂的知识，比大学生还多。那时她和我谈论最多的，是她利用在资料室工作的便利大量阅读过的当时还被列为禁书的外国小说中描写的生活方式。

我在上海为期一年的学习结束了，离开时有说不出的惆怅，以为今后再也没有机会来上海了，姜萍似乎无动于衷。三个月后，她突然身着白色丝绸上衣，下配一袭蓝丝长裙，脖子上围着黄色丝巾，足蹬肉色丝袜配白色皮鞋，亭亭玉立地出现在我们正在安装设备的大型厂房里。她的引人注目让所有在场人员叹为观止。那个年代，她这身打扮让人瞠目结舌。

她是出差给我们电厂专程送修改完善后的安装图纸的。她让她爸爸为她争取到这个机会，来看看我工作的地方。她妈妈同意她来，是想让她体会到上海和上海之外的天壤之别，但她说她喜欢上了这个远离城市的厂区。她在一片“快看上海人”，“瞧上海人那打扮”的惊呼和起哄中，落落大方、目空一切地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饭后散步。厂里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来自上海，他们自成一体，鹤立鸡群，但个个表现得朴实无华。姜萍的出现，让他们无不喜笑颜开，甚至额手相庆，暗自为上海人骄傲。姜萍在我们厂招待所住了三天，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一有机会就和我拥抱依偎。离开时，她和我难分难舍。

她走后一直和我频繁通信，说总有一天一定会和我在一起。一九七八年她和我同时考上了大学。她考进了复旦大学，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然而我们踏进各自的新天地后，彼此的志向和追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有两个假期我们相聚在一起，游西湖，逛太湖，登庐山，但彼此的关系终究渐渐疏远了。到各自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时，我们的初恋无疾而终。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一个部委工作，两年后，我所在的局让我跟随局里的赵副局长去上海，以所属上海的对口局下面的外管处为班底，组建上海对外招商总公司。我们住在上海对口局的招待所，上海局办公室一位叫柳欣的秘书负责和我们联络。

柳欣是一个甜美漂亮的姑娘，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在局办负责对外交际联络事务。她还担任局机关的共青团团委书记，上海局全系统一年一度的员工运动会和职工歌咏大会，都由她主持举办。赵副局长的工作主要是掌握组建工作的全局和考察选拔人员，需要经常回北京，部里在上海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具体工作由柳欣和我联系，我们的接触多起来。

几个月后，上海局内传说柳欣在和我恋爱，柳欣听说后开玩笑问我：“想不想弄假成真啊？反正也解释不清了。”我对她的光明磊落深为敬佩。不久赵副局长见了我对我说：“我在部里就听说了，这是好事。小柳人不错，学舞蹈的，形象气质都好，脾气也好。你今年二十八岁了，听说她二十四岁。平时我这个做领导的对你关心不够。如果你们成了，将来她要去北京，通过部内系统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你调到上海来，那就更容易了。局里让你暂时到上海来工作两年，担任招商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虽然是临时的，但机会不错。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恋爱，两不耽误。”

我和刘欣恋爱后，她每天上班都从家里给我带饭带水果。下班后就去招待所帮我热饭洗衣服。她要求的回报是我陪她逛街，她喜欢穿她自己设计并制作的前卫服装，闪亮出行。她和我走在一起，经常一会儿帮我理理头发，一会儿又帮我整整衣服。她希望别人都羡慕她。

一段时间，上海局综合处的柳处长经常晚饭后到我住的招待所来找传达室值夜班的老王下围棋，一下就是半夜，他太太有时来叫他回家他不听，他太太就一直陪着他。由一次他太太见我和柳欣从外面回来，就大声对看下棋的人说：“这就是部里来的那个新成立的公司总经理助理吧？现在年轻人恋爱，真是甜蜜得分不开。女孩子送男朋友回来，男朋友还不又得送女孩子回去？这样送来送去的，到了天亮也没个完的。”我听了她的话有些反感，柳欣紧紧挽着我的胳膊，对我耳语：“别在意这些，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一次正在和老王下棋的柳处长见我自己从外面回来，就问：“没和女朋友在一起？”我对他的话颇感不悦，就说：“已经送她回家了。很遗憾今晚没让你见着。”柳处长听了，漫不经心地问：“你们新成立的公司好车不少，其他的处里连差一点的车都平均不上一辆，我见你经常自己开车出去办事。在部里，局长上下班有没有专车坐？”我说：”局领导工作时间外出有专车，上下班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坐班车。“他听了后说：”看来北京的局长还不如我这个处长。局里的车给我们处里用时，司机们都主动接送我上下班。”

我对他说：在北京，局长算什么！国务院现有六十八个部委局办，这些部委局办除了首长外，还有至少四到八个副职首长。另外还有人数不等的享受同级别待遇的专家、顾问。在他们之下，司局长一划拉一大堆，处长只是个大办事员。另外，北京除了国务院的部委局办外，还有中共中央各部室局办，还有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领导机构，这些领导机构每个都有十几二十几个所属的部室局办，都是部级或副部级。除了中央国家机关，北京还有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军区，都比上海的级别高。还有解放军各大军兵种，每个下面也都有各自的部委局办。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工青妇、工商联等十八个群众团体的领导，都至少是副部级以上。北京不算离退休的，光现职的省部级和军以上的干部论堆数都数不过来，哪像上海，见个局长就撑破天了。

柳处长和老王怔怔地听着，许久默不作声。第二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见老王和局系统各区县来局里开工作会议的几个干部正坐在传达室门前聊天，我问他怎么没下棋，他气呼呼地说，柳处长输不起，走了。那几个区县来的干部正在议论柳处长白天在全局系统区县干部会议上大讲特讲的国务院有六十八个部委局办和中央其它领导机关至少有一两百部委局办的重大新闻。老王指着我对他们说，柳处长说的那些，都是跟部里来的这位同志学的。

我听了开玩笑问老王：“柳处长把我昨天聊天时说的话拿到大会上去讲，不是要抓我的辫子吧？他天天来下棋，是不是在监视我？”老王说：“没错，他就是在监视你，还派他太太也来监视你。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来这里下棋，是因为她女儿和你谈恋爱，他探听你下班后都干些什么，有没有和别的女人交往。他还向我打听有没有女人给你打电话，还不让我告诉你。昨天你说的中央那些事，把他给震住了，他今天见了谁都现学现卖一回。”

后来柳欣让我到她家去过几次，柳处长和他太太多次旁敲侧击地询问姜伯伯的妻子，还有姜萍曾打电话约我去他们家做客的事。姜萍那时已经结婚，在上海一所高校当老师，每天在教自己两岁多的孩子学英语。我告诉他们，姜伯伯和我父亲是患难老战友。从此，我每次去柳欣家，她父母都积极劝我调来上海工作，说在北京当官再大，也不如在上海实惠。柳处长告诉我，他出差、开会去过北京很多次，也去过很多其它外地，说起来，上海是全国最守规矩、最讲原则的地方。我听了诉苦说，局里新成立的这个公司，无论从各处抽调来的，还是外面新招来的人，凑在一起几十人，一天到晚抱怨待遇不如外企好，工作不如机关闲。柳处长听了，说那好办。上海人最讲规则，有了规则，无论好坏，大家都会去执行。即便是规则对他们不利，他们也都会憋着不抱怨，因为不利对大家都不利，谁都别想好，就会觉得公平。所以你要办什么事，先制定规则，公布下去，就没有人敢破坏。上海人是中国人里最好管理的人群，他们会在各种规则中小心谨慎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出人头地。我听了，非常佩服柳处长的真知灼见。

我和柳欣恋爱一年多，如胶似漆，却一直不能谈婚论嫁。因为她妈妈有话在先，在我调到上海之前，不同意她和我结婚。柳欣是个温柔听话的姑娘，认为她父母为她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后来她妈妈为了督促我办理工作调动，一次突然到我住的招待所房间去查看，发现了她女儿洗凉在我房间里的一件内衣，于是规定以后柳欣再和我约会，不许去我住的招待所，只能到她们家来，或者去公园、外滩等人多的地方。

两个月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回部里去。不久，我被派往西藏去支教三年，柳欣和她父母认为我不可能在回到上海。于是我和刘欣的恋爱，也就渐渐寿终正寝了。

一九八九年，我从西藏回到了部里，被提为副处长。这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了，依然单身一人。前几年带我去上海的赵副局长，早已被提为局长。一次，他带我去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个军地两用技术工作会议，会上，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叫任嫣的姑娘，上海人，二十五岁，在军队的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个军队科研所做资料翻译。赵局长有意让我和她多接触，我对赵局长说，前面我谈过两个上海姑娘，都没成。现在这个上海姑娘年轻漂亮，更没戏。再说，她是学外语的，学外语的哪个不想着出国去找老外？赵局长说：这你可就错了。上海人到了外地可就不一样了，无论在哪里，基本上都是比较出众的。很多单位挑人，就喜欢要上海人。上海人严谨，谨慎，自律，节俭。我看这个任嫣就很朴素。

在会上我和任嫣接触了几次，没想到她对我印象很好。会后我们开始恋爱了。她的工作单位在北京郊区，每天有通往市内的班车接送人员上下班。她每个周末都乘班车到我的住处来。每次她到市内下班车后，都先找个地方脱去军装，换上她喜爱的时装。我见她每次都背一个大背囊装衣服，问她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她说她已经穿了七八年军装，穿够了。我问她当年为什么去考军校，她说当年她高考成绩很好，军队院校优先招生，她就被挑上了。当时她怕如果不去，被军队院校退回去，就去不了好的地方院校，只好去了。

和任嫣恋爱了半年多后，任嫣突然提出要和我利用五一节假期去青岛旅游。去旅行的前一天，她买了很多鸡蛋、面包和果酱，到了我的住处加工成茶鸡蛋和三明治，准备好在路上吃，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姜萍。不由感慨，我交往的三位上海姑娘，都具有“少吃饭省个菜，买朵花头上戴”的特点。

到了青岛，任嫣让我和她一起住在她亲戚家，我觉得住别人家不方便，坚持住宾馆，她却说反正都要去看她亲戚，如果她亲戚知道了她和我未婚就住在一起，会看不起她的。于是我只好和她一起去她亲戚家。没想到在她亲戚家，遇到了任嫣的父母也来青岛旅行。任嫣告诉过我，她父母都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老师。我知道这种巧遇是蓄谋已久的，于是我白天陪同任嫣和她父母去各处游览，晚上任嫣和他母亲住在她亲戚家，我和她父亲去住旅馆。

任嫣一家和我相处的很愉快。游览到高兴处，她父母问我想没想过要出国，我说如果单位有公派的机会，我一定会去。任嫣的父亲说，任嫣是学外语的，不到国外去看看，有些可惜。八十年代，在他们住的大学校园里，谁家的孩子没考上大学，父母就觉得丢人。到了九十年代，谁家没有孩子出国，也觉得抬不起头来。他们希望任嫣如有机会，出国去看看。我说，任嫣是学外语的，在中国算是特长。现在她在单位，负责资料翻译，正是学以致用。如果到了国外，人人说外语，她就学无所长了。

五一假期的旅游结束时，任嫣的父母表示对我很满意，希望我和任嫣认真相处下去。但是回到北京的几个月后，任嫣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见不到一次面。我给她打电话，她说最近特别忙，没时间见面。这样又拖了几个月，我突然接到任嫣从上海给我寄来的信，说她不想再在军队工作，已经转业回到上海，抱歉没有和我商量，希望我把她放在我家里的睡衣拖鞋和其它私人物品全部处理掉，她以后不会再回北京了。

我给任嫣写过几封信，再没有得到她的回信。一年多后，她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诉我她回上海后，她父母给她介绍了一位在他们大学里学习中文的澳大利亚留学生，她和那位留学生恋爱结婚后，现在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了。希望我过的好，忘记她。

大约两年后，已经离休一年多的赵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当时我刚被提拔为局长助理兼局办主任（正处级)，以为老领导找我有事前去处理，赶紧去了他家。见面之后，老领导说他老伴儿要给我介绍一位女朋友。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他们为我介绍了一位在座的北京姑娘，二十七岁，清秀白净，笑起来非常甜蜜，红红的嘴唇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儿科医生。赵局长说，这姑娘因为身高一米八，所以一直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做父母的很着急。赵局长的老伴儿让我和她站在一起比一比身高，我比她高三厘米，但却显不出比她高。没想到那位姑娘大方爽朗地对我笑着说，今后和你在一起，我决不穿高跟鞋。

在赵局长家里一起吃饭时，我才知道，这位姑娘就是赵局长的女儿。我和赵局长开玩笑说：如果十年前您带我去上海那会儿，把您女儿介绍给我，我就不用绕那么大圈子了。赵局长说：胡说什么！那时她才十七岁，正上高中呢。他女儿笑着对我说：“如果那时你敢和我恋爱，我会一脚把你开得很远。我上高二时是北京市业余体校女子足球队的守门员呢。”

半年后我和赵局长的女儿结了婚。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采写）

2022年4月30日

于美国华盛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