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陈文玉访谈
陈文玉访谈
(2022-03-01 11:54:37)下一个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陈文玉访谈
我们的访谈约在了一家上海餐厅里，她和蔼热情，象邻家老奶奶那样絮絮叨叨地给我倒水，劝我多吃，给我讲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给我介绍这家坐落在东城区东四十条的沪香满楼餐厅的菜系。最惊讶的是，我们在聊天中居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这位朋友几个星期前刚请我吃过饭，而她却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这位朋友了。这个世界很奇妙，人生则更奇妙。这位曾在吉林省嫩江地区扶余县插队的赤脚医生，并没有象大多数下乡知青，把艰苦岁月的沧桑留在了脸上，而是保养得很好，红润而健康……
安娜：您做赤脚医生是偶然的？
陈文玉：不是。我们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条件参加培训了，因为我们是主动要去下乡，而且我们确实觉得下乡要做一番事业，不能说是到那儿真是修地球去了，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参加卫生培训，下乡前。
安娜：您从头说一下，文革时您是哪个学校的？
陈文玉：以前叫河北北京中学，前身为顺天高等学堂，一百多年历史了。
安娜：在石家庄吗？
陈文玉：在北京。
安娜：现在没有了吗？
陈文玉：现叫地安门中学，原址好像现在改成教师干部进修学院了。
安娜：您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去插队的？
陈文玉：我是初中毕业，六八届的，我们去插队的是六八届的高中和六八届的初中两波人。我当时是在插队前，去北京鼓楼中医院参加的培训，当时鼓楼医院正好有一个赤脚医生短期培训，学习针灸啊，按摩啊，我们插队那拨儿一共有六、七个人，都参加过这个培训。
安娜：是您自己报名吗？
陈文玉：自己报名。经过培训以后，因为要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自己也买了这些听诊器，针灸的针啊，还有装针灸针的盒，都是自己缝的针灸的盒，然后就下乡了。
到那儿去以后，其实挺有想法的，但是到那儿去以后，开始我们什么农活都不会，跟老乡在一起干农活。但是你干农活以后，还要承担赤脚医生的事儿，就是给当地农民打针、看病。当时当地有个乡村土医生，他行医不是非常规范的，所以他打针的针头从来也没看他消毒过，就是擦一擦。我们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我们用的针都是要消毒的，当是我们集体大家轮流做饭，男生、女生轮流做，谁轮到做饭的时候谁就负责消毒针头针管，消毒完之后，轮到谁，谁就给老乡去看病，去打针。
大家不管是多苦多累，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给老乡看病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这么去做。我刚才说过，我们那里那个乡村医生，他打青霉素从来也不做皮试，有的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去世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有一次是我们亲眼看到，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就说你打青霉素得做皮试，他说青霉素不做皮试也没关系，我们说那不可能，你要不做，万一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所以我们执意要他做，他就生气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们就给病人做皮试，一做完果然真还是真有问题。通过这个事，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继续这样，我们要抵制。
我在农村里插队了五年，而且是在农村里面干活整整干了五年，后来在农村里当妇女队长，后来做公社妇女主任，再后来我干到县妇联常委，一直就让我在农村，扎根农村干革命。因为我比较认真，生产队长常把一些得罪人的事让我做，比如说农村分个萝卜、土豆什么的，有些长虫子的，有的人就挑挑拣拣，说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就不好分，像这种活就让我做，让我给人家分，无形中就得罪人了。
最严重的就是看瓜把人给看得罪了，而且把那些当地的村长、大队书记得罪了，我看瓜时，这样的干部也不能随便去吃瓜，人家根本就不能理解，说你怎么这样？我们是干部哎，你真是歪瓜劣枣，谁见谁咬，你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冬闲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好多人都回家了，当时就剩下我和一个女生了。我们在屋子里正睡觉，半夜里有人喊让我到大队听电话会议，那时候对外联系只有电话。我就赶紧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去，刚一出门的时候闪过一个黑影，冲着我就来了，我一躲闪，那个棒子就打我脑袋上了。我其实也挺害怕的，就赶紧喊抓坏人，我就没回屋，直接往生产队里跑了。那个人可能也害怕，所以他也跑了，他这一下子，他的铁锹棒打我脑袋上了，把棒打折了，结果那个锹头掉在地上，东北的地，冻地，可砸了这么深的坑。然后县里公安局就来人了，到冻地上拿蜡画取证据，然后就挨家挨户比那个锹头。结果我们生产队那个车把式的锹头被对上了，是他弟弟打的，他弟弟是大队的兽医，他打的我，他打完我也害怕，就跑了，他把锹棒扔在那儿了。
安娜：后来抓起来了？
陈文玉：抓起来了。当时村里的人就说，知青嘛，打一下就打一下吧，还护着他。后来是因为我表姐给县里写信，就说不处理就要闹出人命了，这样县里才抓了。我当时真是准备扎根农村的，我们又是先进知青，常常被树典型，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什么的。后来让我参加县里推荐上大学考试，我这边要大喇叭广播扎根农村，那边又要参加大学考试，我就特别抵触，说的和做的不一致，那不是我的性格。要不是一个到县里的吉林大学教授劝我，我后来也不可能上大学去。他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认识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也是延安的老干部，他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在东北待过，是团中央的干部。这个教授就劝我读书，就帮我复习考试，我虽然也没心思，心想反正考什么样就什么样吧，就考试了。考完后成绩也不太理想，心想还是回去当我的农民吧。但是当时正好发生张铁生交白卷的事，考试成绩已经不重要了，领导说你就上学去吧，你愿意上哪儿？因为我父亲是癌症去世的，我说我还是愿意搞医，后来就给我分到吉林医科大学，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
安娜：刚才您说您和沈晓平是一个学校的？
陈文玉：对，沈晓平是我们同学。他好像在美国波士顿，我美国那儿还有同学，李新华和董大海，应该都在美国。
我们是七三级工农兵学员，一部分是插队农村的，一部分是工厂的，还有一个是部队的。我们上大学后，先进行文化补习，学校那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政治活动也特别多。上课以后都要到医院里面从护工做起，又到农村当赤脚医生，又到长白山去采药，又去制药，我们什么都学。虽然我们是医疗系，但是针灸、按摩也要学。还要去农村给孕妇接生，给孩子扎头皮针，进行危重病人的抢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耳针治疗，用耳针给病人进行治疗。
那时候，反正病人比较相信我们，我们干事也比较认真，病人找到你就特别认认真真的给他看病。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海龙县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高烧不退，我就整夜看着，用酒精给他降体温，不断地给他擦身上，病人特别感激。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想法，就是觉得这个病人有病，我们得给他治好。像还有一个老人他尿不下尿来了，急的跟什么似的，我们给他扎针，针灸以后，搀着他在院里面溜达，不停地遛，最后就尿出来了。还有产妇难产，如果是顺产当地都有接生婆，就接了，没事了。但是她难产的时候就要找你，我们同学都是三个人一组，我们那组正好两个男生，我一个女生，那时候人家就找你，你怎么办啊？你也得去接生啊。孩子下不来，就给打催产素，我现在都觉得那时候怎么胆子那么大，还真的就给接下来了，婴儿和产妇还真是安全。还有小孩也是，他发烧以后给他输液扎头皮针，都是土炕，吊瓶只能吊在窗帘上，给孩子扎头皮针要很仔细。那时候工作起来，真没有时间概念，随叫随到。
安娜：毕业以后没再回村吗？
陈文玉：我在学校的时候回过，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回北京了。我们上学那时候又赶上了唐山地震，地震以后我们又去前郭县，在那儿实习。我们上一段课，就实习。像我们到长白山去采药也是，大家就是认药品，每个药品什么样。我采药那些标本，因为老搬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如果我找到标本的话我给你照下来，通过邮件给你发过去。
安娜：您插队了五年，赤脚医生做了几年？
陈文玉：我们一下乡就做赤脚医生。这是我的赤脚医生证，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有的，在海龙县实习时给我们发的赤脚医生证。那天开会座谈的时候，不是有延安地区的知青吗，他们是下乡以后进行培训，我们是在北京进行培训以后，再下的乡。
安娜：当时在村里是挣工分吗？
陈文玉：挣工分。
安娜：10分？
陈文玉：男劳力是10分，我们是8分，6分，我们那时候少。
安娜：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农业活？
陈文玉：对，赤脚医生是副业，有病了，老乡来找你。而且我们还养鸡，种自留地，腌菜，下酱，都是我们自己做。
安娜：这些知青都要做？
陈文玉：知青完全都是自己自立。我们那时候没有钱，拿着鸡蛋到生产队合作社换盐什么的。
安娜：那药是你们队里买还是公社拨的？
陈文玉：大部分药都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然后送给病人。若果病人还缺少什么药，回不去的时候就叫家里把药给寄过来，给病人吃。
安娜：队里没有钱吗？
陈文玉：有一点钱，但都被队干部把持着，也不够用。人家生产队把你作为赤脚医生，但我们是要干活的，天不亮就要下地。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志愿者。
安娜：当地人还是喜欢找你们？
陈文玉：当地人就找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比较地道，认为我们做事认真，又是从北京来的，十里八村的他们都来，我们有时候在地里还干活呢，他们就来了，说听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医生。
安娜：非常相信？
陈文玉：北京来的嘛。说听说你们治好了什么什么病，都找我们。当时缺医少药，我们手里的药也特别少，什么最管用呢，针灸，中国传统的针灸最管用，一针下去就见效，所以他们都说听说你们扎关节炎特别好，农村关节炎特别多。
有时候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呢，他们就来了，说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医生啊？我说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是知青，我们是赤脚医生。他们就说我们这儿听说你治好了谁谁谁的病，他们就传，互相传，慕名而来的。我们八个人，一共八个赤脚医生，七手八脚的就上去了，你扎我扎的，就经常是这样的。很多的腰腿疼，针灸是最好使的。
针灸、拔罐相当好使，咱们干事比较认真，所以也能得到人家的信任。而且人家全身心的信任你。比如有人产后大出血了，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呢，一听说了，马上我们都去了。当时也没有医疗条件，也没有血库，也没有化验设备，只能用病人本身的血浆啊，拿她的血跟你的比对，你想那哪有准啊？结果还真对上了，然后就我和王木章俩人一人各抽了300毫升。
安娜：治病还要献血？
陈文玉：对，献血。那时候觉得是应该的，那个病人到危机的时候，你到哪儿找血去？必须赶紧的献血。你献完血以后，没有说得吃点儿、补点儿，没有。后来常献血，营养跟不上，低血压，到现在血压也没上来。那时候，就没想过什么东西是我的，给人家献血是无私的奉献，是应该的，这就是那时候的想法。后来那产妇人真是得救了，她特别感激我们。后来她以后生了重病，不治之症，不行了，他老公就问她还有什么愿望，她说就想再见我们一面，很朴实，而且我们也特别感动……
安娜：后来您回北京也从事医疗工作？
陈文玉：我是因为文革以后四人帮倒台了，家里平反，就回来了。我父亲也算老干部，文革中受迫害，也是到农村去了。那时候那样受迫害，也很执着的得抓紧一切学习机会，特别珍惜这段时间学习，我们是医疗系，什么都学，什么都干，而且当时就准备着毕业以后回农村，真没想着还能回北京。文革以后，有这么一个知青政策，我就回北京了。
安娜：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是三年？
陈文玉：三年零八个月。我们是1976年的年底毕业的，四人帮倒台了，回北京以后我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
安娜：在什么地方？
陈文玉：就在交道口，北京市第六医院，我在那儿一直干到退休。
安娜：当时是做什么科？
陈文玉：我做眼科。我在农村干了五年，什么病都没有，我身体特别好，但是我进学校门的第一天就生病了。我记得特别清楚，进学校门的时候我就发烧，就得急性喉炎，说不出话来。当时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后来还到校医务室去看，跟人家也没法沟通，说不出话来，特别着急，就想怎么这么好的机会，来了以后怎么会这样。但是那样生病我也不能耽误上课，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得肺结核了。
那时候就是想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而且还要实习好。我们学校算是比较严格的，都要参加病例讨论，做病例分析。我们每个病人都要认真准备的，而且每个病人都检查。那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的了肺结核了，后来就低烧，咳血，发烧39度多，居然我还在手术台上给人家做阑尾手术。当时有个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都也没休学。
安娜：您是发烧做阑尾手术的？
陈文玉：对，我发烧39度多。
安娜：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
陈文玉：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只是觉得这种机会不能错过，觉得应该抓住一切时机学习。回北京分到六院，当时眼科缺人，就给我分到眼科了。我们上大学这一段生活确实挺丰富的，特别是实习，在每个地方，见着病人进行抢救，都是口对口的呼吸，做人工呼吸的。我们到前郭尔罗斯县医院，正赶上唐山地震，唐山地震那些伤员都分到全国各地医院，我们立即被分到各个临床医院去帮助他们，从生活护理到治疗都得做，很累。
那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语录，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在农村的时候，第一年水土不服，蚊子叮了腿以后全都起包，起包以后就化脓，化脓完了之后就烂，我们去参加劳动，去修大堤，别的生产队派的都是男劳力，我们生产队派的是女劳力，派知青去。我们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你想想腿都烂的跟什么似的，拿草纸把腿给包上，穿着秋裤，我们就得早走。到松花江边上还要过一个草甸子，趟水，到那儿也要干活。下工以后，我们是最后走的，因为大家都咬着牙去干事。后来没有水喝，地下挖一个坑，渗出点水，就喝那个水。
安娜：真了不起，能有这样的经历。
陈文玉：我觉得人可能各有各的经历吧。
安娜：谢谢您和我分享您的经历！请您签一下这个文件，是知情同意书。以后我可能会用您的录音材料做研究或出版书籍。
陈文玉：没有问题，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你有帮助。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6日上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沪香满楼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