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初期的改名之风

 文革初期，1966年的夏天，全国出现了一股改名之风。8月18号最高领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接见过程中，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去给老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佩戴过程中，老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得知是宋彬彬后又问一句：“是文质彬彬的彬吗？要武嘛！”。20日的光明日报登出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我可是亲眼阅读过的，尽管宋后来说那不是她自己写的。不久后的新闻纪录片里面如实的拍下了当时戴袖章的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宋当时激动的跳了起来。那以后到处都出现改名之风，“卫东”“永红”等等不绝于耳。

  我们班上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哥们儿，一个姓吴，另一个姓陈。大形势下，两人都觉得自己的名字太过于铜臭气，互相商量了半天，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定了下来，去派出所改名字。文革讲究的是破旧立新，吴同学就改名为吴立新，陈同学改名为陈破旧。前者听上去还凑合，虽然吴姓和其他东东结合总是走向反面，后者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儿。破四旧在文革中是挺时髦的，可是和陈结合在一起，就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你说一个东西又陈又破又旧，谁还喜欢？在周围人不断的哄笑和嘲讽之中，陈同学不得不去把名字改了回来。

  一些名人也不能免俗。中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李富荣，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其名字完全体现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期望，搁在现在也是很多人的追求目标。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李富荣的名字改成了李富勇，心里还暗暗的为他感到惋惜。李富荣是我最为欣赏的中国男性，刚毅英俊潇洒，远非刻下的小鲜肉和娘炮们所能比肩。我前几年拜访卢布尔雅那，回来时写的一篇游记还专门提及李富荣。节录如下：

  “车上闲坐无事，回忆起当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一些轶事。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进入前四名的男子单打选手清一色中国人，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和徐寅生，三个上海人一个北京人。比赛前夕，体委主任贺龙突然指示，要由北京人庄则栋夺冠。领导做工作时，张徐二人平和接受，李富荣很不情愿，他与庄则栋水平本来就在伯仲之间，而且这事又不牵扯国家荣誉。可是又不得不服从，于是乎决赛第一局先以21：16赢下证明自己的实力，然后输掉三局。第27届在布拉格举行，男单决赛又是庄李之间。领导再一次找李富荣谈话，李情绪极大，虽说让了球，可入党申请即被搁置。1965年第28届在卢布尔雅那，依然是庄则栋李富荣决赛。这次李富荣事前主动去找领导，申请让球，因为庄则栋三拿世界冠军，可以抱回一个永久性的圣博莱德奖杯复制品。没成想观众好像有预感，坚决不同意。李富荣英俊潇洒的形象，加之整个锦标赛一局未输，牢牢征服了人心。在决赛过程中李富荣一面倒地被全场观众喝彩，“李！”“李！”，震耳欲聋。每当他打出一个好球，观众就拼命地鼓掌跺脚，好像是他们东道主选手。李2：3输掉，却虽败犹荣。我当年看电影纪录片，李富荣赛后被要求签名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反观庄则栋，只有两三个人索取签名。亚军老二获此殊荣，世所罕见。第二天卢布尔雅那报纸盛赞李富荣，还给他安了一个名字：轰炸机加美男子。回国后，李很快就入党了。多年后，新德里第39届世锦赛，领导安排女单何智丽让球给队友管建华，何口头同意，结果上去一顿猛扣，淘汰了毫无思想准备的管建华，最后打败韩国梁英子拿到冠军。同是乒乓人，何与李的做法大相径庭，也许是时代不同了吧。何智丽后来远嫁日本，更名小山智利，在亚运会上打败邓亚萍，跺着脚大吼“哟西”，引来一些国人的不爽，这是后话。”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1965年赴卢布尔雅那 

  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首位演奏者俞丽拿，原名俞丽娜，1959年一举成名，报章和唱片上到处都是俞丽娜的名字。也是到了文革后改了现名，至今没有改回去。1994年我短暂回国在上海工作，有幸与上海民族乐团的首席二胡马晓辉成了朋友。她请我吃了几次饭，曾经两次带来了梁祝的作曲者之一何占豪。何教授与我相谈甚欢，我还曾问起过小提琴家的更名轶事。大家都觉得“娜”较之“拿”更有色彩，可文革期间的政治正确，改名不仅是图时髦，也有保险安身立命之功能。大环境如此，个人又能奈若其何？

                    当年18岁的俞丽拿清纯质朴

  有些年轻夫妇，为紧跟形势，给自己的新生宝贝冠以极具时代色彩的名字。1968年出生的邓文迪，原名叫邓文革，其父母应该是紧跟时代节奏的一辈。邓本人后来不齿此名，更名文迪，中外通用，事业蒸蒸日上。与川普千金伊万卡成了闺蜜不说，还攀上媒体大亨默多克。除了"文革"以外，还有众多的小朋友同名不同姓，"卫东"、"学军"、"向东"、"永红"、"向阳"等人名数不胜数。

  研究者发现，在1966年夏天之前，北京新生男孩最热门的30个名字中，只有不到7%属于"政治正确名字"，到了1966年5月，这一比例已达到10%， 同年9月份更是已超过25%。取名由此体现为遵从性、而不是求异性的行为。哪里像如今的小孩取名，越古怪越时髦。

  不仅人改名，连街道和单位也跟着改名。北京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郊民巷改成了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变成了反修路，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变成了工农兵文工团。绝大多数后来又改回原名，但是也有少数保留了新名，比如广州越秀区的北京路。

  据说当年有人想让庄则栋易名，因为则栋与泽东太相近了，按古时规矩是犯忌的。结果小庄名字未改，反倒两次被老毛戏称为前辈。其一是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届世乒赛，中国队第一次获得3项冠军，国人大受激励。中日争夺男团冠军进入白热化的紧张时刻时，老毛在家中看电视，激动不已，对表现神勇的庄则栋大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其二是10年后的日本名古屋，也是世乒赛，美国运动员科恩误登上中国运动员的大巴。好家伙，全车人都要窒息了，简直如同新冠期间一位重症患者不戴口罩登上公共汽车。好个庄则栋，居然从后座迎上前去，大大方方送了一副杭州锦缎给科恩。老毛临睡前得知消息，激动得大叫：“我的庄爷爷！”，马上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从此开启破冰之旅。

  改名之盛况，大慨只能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悲乎？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