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忍将历史带泪看

  古人有句诗说，“忍将历史带泪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就是一部催人下泪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书了。一旦打开，我就再也舍不得把它放下，非要一口气读完不可。雨夜闭门读禁书，本是人生一乐。可我书未读完，心里就只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此书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真，许多地方更真得可怕。这一套由牛汉主编，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三本：《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书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５７年春天著名的大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上钩前对党发自肺腑的诤言，有当年亲自参与逮捕胡风的文艺高官最近写的颇有洗刷自己之意的回忆录，也引用了不少人民日报当年令人心惊肉跳的社论和圣谕。此外，书中还有当年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年轻学生们出版的"广场"的发刊词和大字报。"广场"周围汇集了当时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右派。现在重读那些即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灼灼闪光的文字，令人感慨万端。

  书中还涉及到名列“七君子”的章乃器，王造时遭受的非人凌辱；内战时成功潜入国民党军要害地位的中共地下党员葛佩琦的千古奇案；名士罗隆基不为蒋介石隆重礼遇和部长职位所动，北上参加新政府，最后却成了“磕头如捣蒜”亦不能免罪的阶下囚的经过，作家荒芜回忆北大荒流放生涯的《伐木日记》，诗人饮可叙述度荒年代湖南狱中可怕景象的《录鬼新簿》...... 这许多篇章是满蘸着血肉和泪水写成的文字，灯下捧读，只有三个大字不停地在眼前晃动：绞肉机！绞肉机！真不知道世上有哪一个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真实得让人害怕的故事，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被这样像抹布一样的作践？

  （二）是谁触动了毛泽东的逆鳞？

  １９５７年的春天，是中国政坛少有的温暖季节。那么，为什么仅仅在两个月之后，毛就决定逆转风向，向昨天还“披肝沥胆”的知心朋友们公开宣战了呢？

  根据书中戴晴在“储安平与党”一文中引用毛的帮凶，统战部长李维汉多年后临终前的看法，是当时任中央政府森林部长的罗隆基一句话冒犯了天廷，从而点燃了导火线。戴文说，“......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主席就在５月１５日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 表明他已经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罗氏后人对此说法不能同意。

  毛的两面派和“阴阳术”玩得可谓高明。对于梁漱溟，章乃器之类的“国士”，一方面称之为“老朋友”，鼓励他们鸣放，另一方面又早在５７年１月２７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就说：“......至于梁，章等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要让他们暴露，要后发制人......”身为伟大领袖，竟是这样的一股政治流氓腔调。他内心深处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可见一斑。（由此看来，罗隆基有些冤枉。就是没有他的一句话，反击右派也势在必行，只是他不小心引起圣怒，使其提前发难而已。）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上海市长柯庆施更是青出于蓝，公然说：“我看知识分子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呜呼！遇到这样土匪不如的大小皇帝，当年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三）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写下了可耻的一页

  这是一段中国当代文化社会史上最悲惨的时期。说其悲惨，因为不但中国失去了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出来的一代精英之士，也是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和人民道德水平大幅度滑落的开始。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成千上万的社会名流，学者，教授，民主党派领袖和高级知识分子们一夜之间成了贱民，好似一池污水中的落水狗，任由岸上的围观者们笑骂，侮辱，还有手持竹竿的党内外“积极份子们”的无情痛打，纵观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更可悲的是，由于岸边硬地不断塌陷，污水池很快变成了大沼泽。那些倒下后为求自保而踩着别人企图爬出泥沼的文化人，还有那些在开始时站在池塘外面的硬地上痛打别人的人，最后由于沼泽不断的扩大而最后一同没顶。和后来的文革，六四一样，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没有任何外来侵略者威胁的情况下，在这里写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

  （四）真正的文学是发自心灵的呼喊

   老作家荒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伐木日记》中写了北大荒深山老林中的一支右派伐木队。这支队伍中有多种人才，歌剧演员，编辑，作家，高能物理研究生，数学研究员，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气象工作者。最可笑的是一位张老头，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说，也被打成右派，送到这零下３０余摄氏度的穷边绝塞来。这里山高林密，荒无人烟，右派们每日与黑熊野狼为伍。他们干的是危险的伐木活，随时会有伤亡，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每日在屈辱，酷寒，劳顿中过日子，挣扎在死亡线上。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更严酷。伐木队的右派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巨木碾死，生龙活虎外号叫“刽子手”的歌剧演员得克山病病死，年轻的小褚腿被砸断......但是，右派是死不绝的。“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这些人中有各种文艺人才，将来肯定会写出伟大的作 品，留下一个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荒芜自己就曾鼓励一位年轻的难友说：“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添加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可惜的是他的“伐木日记“只写了十篇。但就是这短短的十篇，已足以使其不朽了。

  （五）以左倾起家，以右派收场

  读完全书三册，一个最大的发现是：反右运动中重大冤案，错案，假案的受害人中许多都是４９年以前思想左倾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之士，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为中共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毛创建新政权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５７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比如，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份子”胡风，曾经早在１９３８年就“代表党”，在上海接待刚刚逃出国民党监视的丁玲。也是这个胡风，在内战关键时期的上海，曾替党秘密传递过一份极端机密而重要的国军军事情报，并为此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专电嘉奖！再如被毛斥骂为“右派总头目”的章乃器，不但名列当年著名的“七君子”之列，为动摇国民党政权出过大力气，还是一位“红色银行家”。

  ４９年后章氏虽贵为粮食部长，但很快就失宠沦为贱民。到了文革，这位毛当年的“老朋友”和中共的“诤友”遭遇更是悲惨。且看书中的描写：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章被红卫兵押往吉祥戏院，那里正在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比赛。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章一被押到，立刻被打得昏死过去。”“８月２５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几批人来家里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待自由是充份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痕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 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浇我的鼻腔，因我家中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脸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氏是坚强的，总算活了下来。另一位“大右派”，作了７０天“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则在身心饱受摧残，儿子们也登报脱离父子关系或拒绝和他见面之后，一个人悄然消失了。他的下落一直是个谜。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政治的民主。这一点，是大小右派们当年天真的梦想，不幸，也正是他们获罪的主要原因。反右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补上？如果当政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趁大多数当年反右运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用在北京修建国家大剧院的钱来建一座宏伟的，远远超过毛氏皇陵的“反右运动暨文革纪念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再用申办奥运会那样大的力气来彻底砸碎反右这台“绞肉机”，那该有多好！但愿这不是梦。

（03/1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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