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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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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             作者:弘魁

    金木水火土  命运我做主    我行我素我自知  苦亦甘来甘亦苦                人生一出戏  唱唸做打舞    歌罢曲终人散尽  细品功过荣与辱


第九章:气大伤身后悔晚,不想生气难上难

过了些日子翟铸铭对我说,北京小关有个老中医看病特别灵,外号苏一趟,在北京可有名了!我总请假回北京看病,单位拿我也没办法,人在那儿摆着呢,瘦得皮包骨,光剩两只大眼睛,只要我请假单位就准假。分管报销的主任卢文虎老先生,对我真是十二分照顾!不管听什么人说,哪儿有个大夫看得好,我就跑去看病,无论是在医院抓的药,还是在药店买的药,他都给我签字报销,我真的很感激他!按年龄讲应该叫他叔叔,不知老人家是否健在。回到北京,起个大早来到北郊小关时,排队排到十五号。翟铸铭嘱咐我要带大提包,这个大夫药方剂量大。我终于见到这位久仰的神医了,老头儿八十三岁,眼不花耳不聋,自己号脉自己开方,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说的症状完全对路,病因就是生气,而且是吃饭时生气,他告诉我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以后一定要改。我想:这回真是遇到了活神仙!老人家认真开了药方,药取出来时我惊呆了!一剂草药居然五百六十克!十三剂捆成两个一米高的大药包,提包根本塞不进去。我提着两捆药回家,天天熬药喝药,普通药锅没法煎,只能用蒸馒头的大蒸锅。这药真是猛烈!服了药肚子绞肠子一样疼,然后就呼噜噜地泻肚,一天能拉二、三十回,吃什么拉什么。这期间爹不问妈不管,父亲还没退休,母亲在居委会打针卖药,挣一份工资还能拿回扣,老有所为母亲高兴得很。

几年来,我被肚胀折磨得死的心都有。现在不肚胀了,我决定坚持吃苏一趟的药。一直吃到第九副,实在没法儿吃了,我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喝一口水都马上拉出来。来不及去街上的公厕,而且也没有粪便,拉出来的是清水!我躺在床上看苏一趟开的药方,才发现他给我开的竟是虎狼药!一副药光山楂就三百克,大黄三十六克,别的我没记住,只记住了这两味。母亲在红医站当医生,家里有医书和药书,看了药书吓我一跳,山楂虽是消食化积的,但是多用久用会伤正气。三百克实在太多了!大黄用的更是吓人,常用量是三克到六克,大量是九克,极量是十五克,苏一趟竟然给我用极量的两倍还多六克!这不是要人命吗!从那以后我是病上加病,以前只是肚胀,现在又加上肚子疼。天天胀夜夜疼,这四十年,真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一天是舒服的,没有一会儿是好受的!什么好东西也不能吃。插队和上学时候吃不饱,好不容易结婚成家,什么东西都有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却什么都不敢吃!好玩的地方没精神去,有意思的事情也没兴趣,整个一个活着的木乃伊!和李xx分手八年的时候,我想让她看看如今的我!就去曲沃县找她,她没有请我去她家,因为她的丈夫是同班同学。她看见我就哭了,我也很委屈地哭了。她惊讶地问我:你怎么瘦成这样啦?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揉眼泪。她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你爱人挺好的,是个正派人。什么也不要想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这就是我们的命!认命吧,人不认命是不行的。看来一切她都知道,我点点头擦干眼泪走了。

回到临汾继续看病,有个大夫说的话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人的肚子就像火炉,当炉子着火的时候,往里边添好煤也着,添赖煤也着,扔块石头都能烧红。但是,咣咣浇两盆水把火浇灭了,再拿报纸沾煤油往里塞它也不着了。你就是让苏一趟把脾阳给闹没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形象,是啊,人常说谁吃得多消化快,就说他是火化食。这个火化食的能力就来自于脾阳,苏一趟的药伤了我的脾阳。道理是对的,可是我怎么办呀?刚三十岁出头儿。大夫说:正因为你年轻才没让他把你弄死,你要是四、五十岁,这十三副药真能要命啊!你是去不了第二趟的!我也知道个中缘由,十三副药我只吃了九副,剩下四副没吃,不是我不相信药,是我爬不起来自己煎药了,虽然北京有父母和兄弟,但是没人管我。因此我对母亲也有想法,儿子瘦成那样回来看病,你是红医站的大夫,问也不问理也不理,真够差劲的。

但是,回到临汾就不一样了,莲青有多少不好的表现,唯独一样挑不出她的不是,那就是给我煎汤熬药,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会把药给我熬好,并按时督促我喝下去。有时候我也想,她爱你其实就是占有你,只要你属于她,是她的男人就行;你高兴不高兴,你痛苦不痛苦,你喜欢不喜欢,她根本不在乎。那么,我干嘛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人?在我长期看病的经历中,有个别大夫这样说:其实你这病就是心病,你总看不上媳妇,怎么看她都不顺眼。加上你们俩没有共同语言总生闷气。根本的办法就是离婚,离了婚病自然就好了,长痛不如短痛。我这人耳软心活,觉得大夫这话有道理,仔细想想我的病的确跟着急生气有关。摊上这么一个混账老婆,一时一刻也乐不出来。她不会营造好的环境,只会破坏人的好心情。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她喜欢我,却不能让我也喜欢她呢?我不是女人也不了解女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起码都是人,按说应该能沟通。连西安那个同性恋小伙子,我只要说:离我远点儿。他马上就跟我拉开距离,而且一点儿不恼。不知不觉他又离我近了,笑嘻嘻地挨上来。我只要不满地叹一口气,他马上道对不起赶快离开我。我觉得爱一个人应该是这样啊,不说什么奉献不奉献,起码不能叫人家讨厌。很普通的一件事,下班只要是我先到家,她进门时绝对是用脚踹门。我问过她多少次你怎么啦?跟谁生气了?我什么事惹你啦?她说没有啊,谁也没让我生气呀。我说那你就不能用手推门吗?干嘛总是用脚踹门?这时她总是不吭气,既不说改也不说不改,下回还是用脚踹门。睡觉时拉灭电灯,我说一句话,她不吭声;我说两句话,她还不吭声;我说第三句话时,她居然打起了呼噜。我非常讨厌女人洗脸噗噜噜地吹泡,我越说她吹得越响。我讨厌女人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她坐椅子上总是伸出双腿,一间房子空间小,我从她面前走过她也不把腿缩回去,有时差点儿绊我摔一跤,我还没说她,她反倒厉声说:走道就不瞧着点儿!

我讨厌她的地方很多,比如我的家庭历史问题。这本来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上大学也参加了工作。但是她总拿出来说事儿,三番五次地说:瞧你爸这点儿破事儿多讨厌!人家我姐是党员,我姐夫也是党员,我也是党员,要是没有你爸这事儿多好。我因为这件事跟李xx分手,结束我的初恋伤了我的心。我们三年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大声讲过话,我们感情很好。因为父亲的事不得已分手,这是我身上一个不能碰的伤疤,而且我也告诉过莲青,她第一次说这事我就明确地讲,你要是嫌弃这一条我们可以不谈。她说这不是闲聊天儿吗?一说这个你就急。我说我哪一样也不比别人差!就这一条是天生的,我有什么办法?她说我也不是嫌弃你,这不就是没事儿说着玩儿嘛。我生气地说:你这是玩弄人的感情!你这是在玩儿人!你不要让我心寒,一旦心寒事情就不好办了!她总说这话我很生气,她让我干多少活儿,不知道心疼人,我都不一定生气,就是这件事不能提!但是她反反复复多次讲,直到她在我面前说到第五次时,我忍无可忍哭着说:你不愿意你早说!我不难为你。现在有了女儿你老提这个让我怎么办?我并没有骗你,更没有瞒你,你真是太会折磨人了!

她有一个法宝就是不吭声,不管你说什么她死不吭声。道一声对不起比登天都难!因为我父亲出轨母亲恶毒地报复,我在婚姻上绝不能走他们的路!自从有了女儿我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幸好女儿很乖,喜欢画画儿,我教她画什么,画不好她不去睡觉。学画画儿让孩子有一技之长,将来好找工作,不用靠男人吃男人;做个手艺人靠手艺吃饭,不看脸子不用拍马屁。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也愿意女儿跟我一样,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也不管人心坏到哪里,我们凭的是良心!幸好女儿非常喜欢画画,让我多少有几分欣慰,维持这个家庭和孙莲青在一起,完全是为我的孩子有爸有妈有人疼,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草莓,女儿看到草莓开花结果,天天蹲在跟前看盼着草莓成熟,没等到成熟她偷吃了一个。草莓开几朵花结几个果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没有骂她而是问她:草莓熟了应该是什么味道?女儿想了一下说:应该是甜的。我再问:要是不熟呢?女儿说:那就是酸的。我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女儿红着脸笑了,我笑着问:是不是你偷吃了一个呀?女儿点点头。

小时候听姥姥说:从小看大三岁到老。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我觉得不论是我还是二弟三弟,我们的脾气秉性真是那时定型的。我听话,耳软心活,胆子小。二弟笨,死心眼儿,宁死不屈。三弟淘气,小心眼儿多,经常用哭骗人。小时候我从外边回家,看见老二和老三打架自然申斥老二,老二就说我偏向。我说你是哥哥,你比他大应该让着他。老二说:你偏心眼儿!你向着他。我解释说:什么时候大的都应该让着小的,终不能俩大的合起来欺负一个小的吧?老二居然说:难道我老比他大?赶明儿他要是长大超过我呢?对于这种混账话我也只能说:他长大了你更大,他永远超不过你,他永远是你的弟弟,你永远是他的哥。除非你死了他才能在年龄上超过你,那你也是他的哥哥。老二还有话说:老三就是爱哭,其实都是装的,他骗你哪!老三确实爱哭,动不动就抹眼泪,是不是装那时我没看出来,几十年后我才弄清楚,老二说的果然不假。我觉得女儿很大程度上象我,尤其是心灵手巧有耐心,做什么事既用心也肯出力。我想只生一个算了,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再说弟兄多,无论谁生了男孩儿,都不会出现绝户的局面,老家的大哥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因为朝鲜战争我们这代人生多了,到我们生育的年龄就不能不控制了,有限的土地养活不了更多人,这浅显的道理我当然懂。于是,我在报社里申报了独生子女,领了独生子女证。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只生一个孩子,报社发给我二百块钱奖励。

我又瘦成了皮包骨,想起在双桥住院四十八天长了四十一斤肉,我还想住院治疗,但是双桥太远不方便,我就托人住进了安定医院,住院部在南锣鼓巷。入院第一天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男性大夫,姓陈戴眼镜,身材不高稍微有些驼背。他让我随便写个东西,我就写了住院第一天的所见所闻。第二天,他带着一个军人实习大夫来找我,他对军人实习大夫说:你看他头脑很清楚吧?他写的东西你也看了,但是他的病情很不稳定,这种病人很容易给你一个错觉,他俩转身边走边谈去医生办公室了。中午饭后陈大夫给我两片粉色糖衣药,让我喝下去,下午我听见母亲在隔壁院子里哭喊:你们让我看看儿子!你们把我儿子关到哪儿啦?我找护士说母亲来了让我见见母亲。护士说:胡说八道!你妈没来,今天不是探视日。我说明明听见我妈在那边哭,护士说哪儿有哭声啊?还问其他病友听见没有,大伙儿都说没有哭声。我急了说:你们不让我见我妈,我就碰死在你们眼前!一个男护士有些嘲笑地问: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二话不说往后退了十几步,然后低下头向墙跑过去,咚地一声用头撞向墙壁。男护士赶紧抱住我,然后叫几个人把我绑在病床上,在我身下放了一块木板,他们把一个缠住布的东西塞进我嘴里,顿时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事后有病友告诉我,那是在给我过电。第二天上午陈大夫又给我吃了两片药,我闹得更凶了,白天黑夜不睡觉,明明床上什么都没有,我却看见许多潮虫,我就不停地打扫。再有就是听见母亲哭,我要和母亲见面。护士就给我每天过一次电,五天以后我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其实那就是幻觉,陈大夫给我吃的是致幻药,两次四片我闹了三天。后来听病友们说,医院为了保证满床率,病人好了也不让出院,给你吃两片药你就产生幻听幻觉,他们就有理由不让你出院。在精神病医院吃药是不由自主的,不论给你什么药,病人必须无条件地吃。父亲来探视看见我更瘦了,我悄悄告诉父亲这几天的遭遇,父亲找大夫坚决带我走,医院只好同意我出院。

我经常回北京看病,上班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只要上班,我还是尽力把工作做好。有一天,社长张国柱对我说:洪洞县交通医院出了事故,你去调查一下。现在中央有精神,干四化的受气,不干四化的得意。有个大夫被人打了,你去看看怎么回事。伏天下雨,我打着伞坐火车去洪洞县,以往县委宣传部会有人来接,这次却没人接。我站在火车站愣住了,忽然跑来一个年轻人,说他是通讯组的,接我到招待所住下,我和他约好第二天早晨在县政府门口见面。第二天我们谁都找不到,按照程序应该和当地党委和政府联合调查,但是宣传部没人,交通局也没人,我只好直接到交通医院,找医院的党支部书记,他找来几个人异口同声说没打人。我找当事人内科医生,是他给报社写的信,他摞起袖子让我看胳膊上的伤,背上也有伤。但是医院书记说那是他自己碰的。调查进行不下去,我只好回临汾向领导汇报。张国柱说:你去一趟还能白跑?总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嘛。

我只好二次来到洪洞县,决定去县印刷厂调查。因为是印刷厂厂房倒塌,砸伤许多人,大伙儿把伤员抬到交通医院。但是外科门锁着没有人,人们乱哄哄地吵,内科大夫见伤员需要包扎,重伤员还要转院,他就砸开外科的窗户,取出一些脱脂棉、酒精和纱布,给伤员包扎。这时外科大夫回来了,据说是县政府某领导的公子,人们谴责他擅离职守,他恼羞成怒打了内科大夫,很多人都谴责他才罢手。我找到印刷厂支部书记,他叫了几个受伤的人和我座谈。他们纷纷作证外科医生确实打了内科大夫,我记录下事实经过,让参加座谈的人签名。拿上这份调查我来到交通医院,找支部书记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要找当事人外科医生,书记说他今天放假。我只好去找挨打的内科大夫,他看见我写的调查激动得抹眼泪,掏出一块钱说如果报纸刊登了,让我买五份报纸寄给他。我把调查报告交给张国柱,然后等着报纸刊登。一连等了好几天报纸也不刊登,我有些纳闷去问张国柱:那个东西怎么还不发?张国柱回答再等两天,我又等了几天还是不发。我再去问,张国柱说那个东西不发了。我问为什么不发了?张国柱说:你这娃也是的,我说不发就不发,有啥为什么?我奇怪地问:这是你给我的任务,我跑了两次好不容易写出来,你说不发就不发了?总得给我个理由吧?张国柱大声说:有啥理由?我说不发就不发!我这个社长连这点儿权力都没有?我就不信!我说:对,你有这个权利。可是人家给我一块钱要买五份报纸,我怎么办?张国柱说:你退给他不就完了,这种事情还用问我?我生气地说:好,钱我退给他,你有权利不发稿子!但是我也告诉你,再有这种事情你可不要找我!找我也不去!说完我用力一摔门走了出来。张国柱气得大声叫喊:赵志刚,你竟敢摔我的门!你回来!你再摔一回!

我才不去呢,老子懒得看你那副嘴脸!后来我才知道打人者的父亲是洪洞县级干部,他跑到报社说情张国柱答应了。我为这事顶撞领导真的很傻,因为那年要评职称,全省新闻单位都集中到临汾。我的同学都来了,他们住在第二招待所准备考试。我没时间也没精力,爱给什么职称就给什么职称。没想到省里又来指示取消考试,一律按新闻工龄和业绩评。这时我想回北京看病,又有同学介绍了一位大夫,据说看肠胃病最拿手。吴广信的儿子吴鸣捷和陈毅琳都劝我:志刚,要评职称了,你最好不要走,因为你是外地人,不要给你弄个初级职称。我说随他去吧,凭良心,爱评什么评什么。临汾报社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七年,在《人民日报》上发稿的只有我一个人,连社长带总编,没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个字。我在一九八三年发表了一个豆腐块,题目是识别西药名称何其难,针对制造一种西药就造几个生僻怪字的现象,没想到发表了。此前,山西省搞过一次好新闻大赛,地区评的第一名参加省里评比,我写的人物专访,主题:土耶?政耶?副题:访台湾归来定居的牛祥麟先生在评选中获得一致好评,如果被评为一等奖就能参加省里的评比。张国柱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他写了一篇县委书记学照相反应平平,地委考虑他多年兢兢业业,快退休了也拿不上奖,就把我的文章评了二等奖,把张国柱的评为一等奖送到省里。好多人想不通这件事,他那种东西到省里也评不上奖,倒显得临汾报社没有人才。转业军人郭成富对此愤愤不平,他对我说:志刚,这回你可是吃了大亏!都是因为张国柱。我对郭成富说:组织上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干了大半辈子新闻,退休之前有个安慰也无不可。我还年轻,以后机会多得很。郭成富笑了说:难得你倒想得开。

我想这次评职称,张国柱不会难为我。我在《人民日报》发过稿子,我还是报纸复刊的元老,我的新闻工龄最长,报纸改版我有付出也有成绩。改革开放印刷厂不管报社了,报社得不到地委的财政支持,只能靠发行量和广告养活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决定把周六的报纸,全部给四版文艺副刊使之成为周末版,可以单独订阅;同时提高周末版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以促进报纸的发行量。另外,各个部门和版面都要自己想办法增加收益。张国柱说:我们报纸发行量最多时六万份,现在下滑到三万份,日子没法过了。我们只要争取到四万份,报社就能养活大家,各个科室各个版面,每个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把咱们的发行量搞上去。还要想办法搞多种经营,积极创造经济效益。大家的身家性命都和报纸紧密地联系着,谁不努力都不行!卢文虎主任问我做什么买卖最赚钱,我说开当铺。他笑着说:这种业务和咱报社不合适。我说:您问我做什么买卖最赚钱,并没有问我报社应该做什么。因为我喜欢工艺美术和文物古董,要是报社开当铺我当评估师,就能学好多知识,也能见到好多东西。卢主任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摄影记者于鲁军承包了照相器材门市部。周末版由副科长韩斌负责,我负责一版社会新闻,刘长青负责四版文学,王燕负责三版各地文摘,二版归刘吉玲负责生活百科。报纸印出来,为了扩大影响还得上街去卖,这真是一个挑战!满街都是熟人,那时候没有市场经济,谁也没有卖过东西?我有插队时卖风车的经验,觉得在大街上卖不了,最好去长途汽车站,等车的人很无聊肯定会买报纸看。果不其然,我到汽车上吆喝:喂,看报来看报来,看带把的鸡蛋,看庄则栋怎样离婚。每辆车都能卖七、八份,一百张一会儿卖光。我回报社再拿一百又是一会儿卖光,我来回跑了三趟,一上午卖了四百五十份报纸。年终总结会上张国柱说:有的人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是工农兵学员,算不上真正的大学生。可是人家一上午卖四百五十份报纸,你们俩人才卖十五份!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嗯?这回副刊干得不错,值得表彰和鼓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大家的努力,咱们的发行量上到了四万五,还有八千份单独定周末版。不管怎么说,在临汾报社我是尽了力的。果然,评职称我起步就是中级职称,临汾报社领导还是比较正派的。

 女儿画得越来越好我动心了,我从小喜爱美术但是没有人关心我。女儿喜爱美术,我不能耽误她。但是,我认为自己不懂儿童心理学,山西幼教条件也较差,北京有少年儿童美术馆,有从事少儿美术教育的专业老师。我决心把女儿送回北京学习美术。没想到,这铸成了我今生难以挽救的大错!后来,在电视里看到儿童教育专家讲:孩子在五岁到十二岁的年龄段,一定要在父母身边生活,这几年是受父母影响最深、和父母建立感情最佳、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然而我却做错了!并且一辈子无法改正!女儿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先要画画,叫她吃饭光答应不动弹。我让她照样子临摹,开始有点儿难度,她把握线条的能力不太好。我一直鼓励她:第二张比第一张画得好,这里画得很好,这里差一点,如果这样画就更好了。每张画我都给她修改,并且讲清为什要这样改。孩子有悟性,再画就好多了。我说要把她送回北京,女儿不愿意离开我们。我说北京有更好的老师教她画画,她就不反对了,于是我把女儿送回北京。和平门第一实验小学有个水墨画学习班,父亲送赵馨到那儿去学。每礼拜一次,爷爷奶奶轮换送她去,风里来雨里去坚持了六年,爷爷奶奶付出很多辛苦。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师总夸奖赵馨画得好,好多家长也很羡慕。父母就对人家说:我们孙女三岁就画画,她爸爸教她。那些家长说:怪不得,人家孩子有基础,有个会画画的爸爸。女儿送走后我很寂寞,跟莲青一句话也没得说。担心女儿受委屈,我给家里写信,信中说:希望各位叔叔婶婶看在孩子小,父母不在跟前的份上,不要跟她计较。她若是淘气不听话,该打的时候骂几声,该骂的时候说几句,求叔叔婶婶大人不记小人过,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写到这里心里忽然很难过,从来不求人的我如今为了女儿,竟然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我伏在桌子上悄悄哭,哭一会儿再接着写。莲青在外屋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剧,我哭着写信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是大学生莲青总不服气,她忽然想上学了。临汾地委党校招生毕业算大专,莲青准备功课想考地委党校。我真佩服她这股劲头儿,每天晚上吃完饭她不看电视剧了,坐在写字台前一本接一本地看书,一直看到夜里一点,催她睡觉她也不睡,后来果真考上了地委党校。在党校学习这段时间里我俩吵架比较少,她经常带同学来我家,同学们都羡慕她有个美满的家庭。因为女人居多,让我很不舒服也不自在。我还是礼拜天到村里去,有时骑行一百多里,山西的公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回到家里再整理收集来的东西,这时候莲青虽然不支持,但是也不反对了,她知道这些东西拿到北京能卖钱。此时,山西省要成立钱币协会,大学同学刘兆林在省人行工作,太原市有一批搞钱币收藏的人。临汾也有工商行储蓄科的刘建民,他收藏的品种虽然不多,但是他竟然有空首布!他有银行工作的优势,送给我十张绿色五三年版的老三元,虽然品相不太好,在当时也是很难搞到的。刘兆林让我去当钱币协会秘书长,他看到我收藏的钱币连连说:真想不到,志刚这几年下了不少功夫,收集的品种真不少。但是我不愿去钱币协会,理由一是我搞钱币收藏,再搞公家的收藏,这样就分不清了,我做不到公私兼顾。二是处理掉我的钱币我又舍不得,每个钱币都有来历或故事,我对这些东西有很深的感情,不是钱的问题。三是不管什么官儿,我都不愿意当官儿。我就愿意当编辑记者,完成任务就开溜,谁也管不着,闲云野鹤来去自由。大学毕业有些同学想留在太原,我不喜欢那个地方,原因是那几年小偷特别多。我在北京都没丢过钱,却在太原被小偷掏了钱包,偷走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对太原没有好印象。

有一次,我和胡太平去太原重机学院,看望他舅舅吉登云老师。回来时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头,等车的人没几个,但是电车一停,拥上来几个小伙子挤来挤去,我和胡太平被他们挤分开了。看见两个小偷把胡太平夹在犄角,我大声叫喊他的名字,吓了小偷一跳,我说:你过来,这边宽绰。但是胡太平说:没事,这儿也不挤,我就在这儿吧。我心说小偷已经把你看死了,我挤到跟前小声对他说:摸摸口袋看钱包还在吗?他一摸钱包果然没了就叫喊起来:车上有小偷!我问他钱包里有钱吗?没有钱就别叫了。他说:哪有钱呀?只有这个月食堂的饭票。这时我发现不仅车上有小偷,跟着电车还有两个骑自行车的同伙。他们只要在车上得手,马上把钱包扔出车外,根本抓不到他们。我小声埋怨胡太平:既然没有钱你叫喊什么?弄不好咱俩今天就得挨顿揍。我俩的谈话让小偷听见了,把钱包扔在了车上,胡太平低头惊讶地说:咦,钱包怎么在这里?他捡起钱包打开看,什么也没丢。我知道今天非得挨揍不可!我俩怎么办?怎么甩掉他们?本来说好到终点各回各校。车开到迎泽公园时,我发现后边一趟公交车是开往医学院的。等电车到站后,下车的下车上车的上车,就在电车要关门还没关门的时刻,我突然拽着胡太平跳下车,电车砰叽一声关上门开走了。车上两个小偷来不及下车,后边的人也没有跟到,我俩上了后边的车,终于甩掉了他们。

那年头儿小偷纯粹就是抢。有一次我在五一广场坐电车回山大,前边坐一个老头儿,一个胳膊上搭着衣裳的家伙靠在老头儿肩膀上,我用脚在座位下边踢老头儿的腿,可是老头儿什么反应都没有。过了两站小偷下车了,我扒着肩膀问老头儿:刚才那个家伙是小偷,你知道不?老头儿平静地说:我咋不知道。我问:偷走你的钱了吗?老头儿说:没有,钱在我手心攥着,他抠了半天没抠走,他手劲儿没我手劲儿大。在太原不能穿白衬衫,一天领子就黑了,太原是这个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所以我没去钱币协会当秘书长,工商行的刘建民去了。协会成立那天刘兆林发请柬,请我参加山西省钱币协会成立大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副省长白清才,刘兆林悄悄指给我。白清才认真地在一枚铜板跟前看了很久。刘兆林对我说:一会儿你也过去好好看看,那是一枚很珍贵的铜板,上边有山西两个字。目前只发现了三枚,省博物馆一枚,省人行一枚,咱们协会一枚。你看白清才那眼神儿!我问刘兆林:这个省长还有这雅兴?刘兆林点点头。后来学生闹学潮,有人偷了白清才的家,并打电话告诉公安局,省委宿舍被盗,脏物在大门外垃圾桶里。警察拿到脏物,却没人去公安局认领,也没有人承认家里失盗。学生游行的标语上写着黑色大字:白清才,财不清。照片上了山西日报,后来白清才调到陕西省反而成了正省长,仕途就是这样龌龊。我觉得干编辑记者挺好,哪儿我也不想去。没多久报社给我一个任务,北京开展首届戏曲梅花奖大赛,临汾青年蒲剧团参加,我是随团记者。一是我的孩子在北京,领导让我和孩子团聚。二来让我去北京出差,住家里给报社省钱。

临汾青年蒲剧团演的是两出折子戏,一出是郭泽民的《徐策跑城》突出帽翅功;另一出是任跟心的《挂画》,以前表现演员的跷功,三寸金莲是封建取消了跷功,现在只表现椅子功,这两出戏都是青年团的拿手好戏。大赛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名角、唱昆曲《林冲夜奔》的裴艳玲,看过她演电影《宝莲灯》里的沉香,能打三十六个旋子。后来才知道她能打四十三个,导演嫌重复删掉了几个。正好那天有她的演出,我先到后台找她,她很客气地对我说:没问题,这回我先上,一会儿就下来,下来咱们再好好聊。说完锣鼓响她上场了,一声叫板满堂彩,演出很成功。卸妆的时候我先对她说:您对临汾青年蒲剧团的演员什么看法。她说:不错,年轻人能演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戏曲呀是门儿艺术,可不能把它弄成杂技,你要是一个劲儿耍杂技,参加戏曲大赛干嘛?参加杂技比赛不就得了吗?我听她这话心生几分懊恼,没等我说话她问我:这位记者,你对我的演出什么看法?有什么说什么没关系,对我也是一个提高。我想也没想就说:您的演出很成功,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朵纸花扎得特别像真花,甚至有人凑到跟前去闻有没有香味;又好像一朵真花开得特别像假花,谁不认真看都说是假的。我就是这个感觉,不知说得对不对。这话令裴艳玲很意外也很惊奇,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她望着我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还是没听明白您的意思。假的象真的,真的象假的,还是头回听见这种评价。您直说吧,您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这个意思,真真假假,亦真亦假,不真不假,半真半假,这就是艺术。话说道这儿没法再谈下去了,我起身告辞走出来。我想:戏曲是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结合,怎么可能离得开杂技呢?难道杂技就比不上戏曲?解放前把艺人看作下九流,但是身为艺术工作者,就不能把艺术再分三六九等了。其实乾旦和坤生都有讨巧之嫌,因为人们知道这是一个男人,但是他长得演得比女人还要柔美,这是其大受欢迎的原因。再说女老生,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女人,但是她演的比男人还阳刚,让七尺男儿都惭愧,能不叫好吗?更何况男孩儿都要倒仓,经过倒仓好嗓子没几个。女老生嗓子天生比男老生高,身体的柔韧性也比男性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名角不是什么难事。后来,裴艳玲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无戏不艺,无艺不技。我理解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戏剧离得开艺术,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离得开技术。我觉得裴艳玲到底是大名角,对戏曲已经悟透了,不愧是一位艺术大家。

老四是我家唯一没受文革影响的,春末夏初我回北京,进门儿母亲喜眉笑眼地对我说:哎,你还别说,老四长得小眼子巴扎,人缘还怪不错,班上好几个女生都追他。他眼下正走桃花运哪,对象一下子搞了俩!一个叫陈丽丽一个叫黄丽丽,俩人长得都挺俊的。我听了心里真腻歪!我对母亲说:他马上要高考了,这样能考得上大学吗?母亲拉下脸来说:你当哥的管这干嘛?这是人家的本事!自己没本事还嫉妒人家。听了这话,我什么都懒得说了。母亲兴致勃勃地说:俩小姑娘争小毅子哪,俩人比赛着往咱家跑,用不了几天你都能看见。正说着,老四带一帮人来到家里。母亲说:这是他们班的前十名,学习不好的他看不上。西屋里一群人叽叽喳喳说话,老四到南屋端了一盆苹果,母亲心疼地说:你看你看,他就这么不懂人事!你给我寄来的苹果,他就一盆一盆给人家吃。你说把我心疼的呦!一说他还贼横,反正我是管不了他。

每年我买一百斤苹果寄回北京,一是山西苹果便宜,我认识果园的人。二是女儿在北京,寄点儿苹果大伙儿吃,指望母亲给孩子买水果,她绝对舍不得。我很了解母亲,她认为有鸡鸭鱼肉,大米白面就足够了,水果是奢侈品。我还买几十斤核桃和大枣寄回北京,但是母亲为街道的事奔忙,根本顾不上吃,大枣和核桃生了虫,最后都扔了!老四这帮同学坐了一个钟头,吃了两盆苹果,母亲也不敢说什么。过一会儿来了一个小姑娘,母亲冲我挤眼儿小声说:这个叫黄丽丽,个头儿稍微矮一点儿。老四插上屋门拉上窗帘,一会儿,屋门突然打开黄丽丽哭着跑了,老四追出去。第二天上午又来一个,不用说一定是陈丽丽。老四又插上门拉上窗帘,一上午没露面儿,饭是老四端进去,吃完又将空碗端出来。过了一会儿,俩人嘻嘻哈哈笑着走了。我生气地对母亲说:这是干什么呢?这样子能考上大学吗?再说了,也不能一下搞俩呀?这叫什么事儿?这个乐着来那个哭着走,成了二八月狗闹窝啦!母亲生气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一个当哥的哪能这么说弟弟?

我不管他心里放不下,就去大栅栏买了几米尼龙绸,挑临汾没有的漂亮花色,趴在缝纫机上做了五十个尼龙袋,我对老四说:改革开放了,暑假你没事,去临汾把这些尼龙袋卖了。本钱是三块五一个,五块肯定能卖掉。以后是市场经济,体验一下市场对你参加工作有好处。我给他买了火车票,老四只好走了。母亲对我说:你让他去也白搭,这儿有勾魂的,他能在那儿呆长吗?用不了一个礼拜准跑回来。他果然只住七天就回来了,我问他尼龙袋子好卖吗?他说有人问没人买,两天才卖三个,五块钱俩都处理了。母亲对我说: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你是赔上钱搭工夫,他什么也干不下去,整天就爱跟小姑娘起腻,既然如此我只好不管了。没想到高考公榜,前十名九个考上大学,唯独他没考上。这下他就疯喽!在西屋里打着滚儿哭闹,跳着脚儿要摸电门,母亲求他父亲哄他都不管事,气急了父亲跑到南屋骂我: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你就躺着看热闹什么都不管!我坐起身来说:爸,亏您还是读书人,岂不知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有爹妈在世,轮得着我管吗?要是没有你们,看我管不管?我先砸折他的腿!还有脸闹?拦着他干嘛?叫他死去吧!本来他就多余活着!我这番话一下伤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四,另一个是母亲,她认为我对老四有看法,对她也瞧不起,虽然当下没说什么,但是仇恨的种子却埋下了。

二弟结婚打家具,母亲不让他用我买的木料,他和母亲矛盾很大,母亲对我说给二弟盖房的事。女方在派出所里有熟人,二弟厂子倒闭家里不让他住,他岳母让警察在小马厂找了一块空地,可以盖一大间大房子,分成两半,朝南向阳的大间住人,朝北的背阴小间当厨房,南北各有一个小院。男方出人力,三弟是建筑工人,叫一帮哥们儿去帮忙。母亲愤愤不平地说:你是没见老二那个贱劲儿呢!他丈母娘什么都不干,坐在阴凉地儿喝茶,我跑前跑后给大伙儿张罗,老二一会儿跑到他岳母跟前,趴到耳朵跟前嘀咕几句,一会儿又跑过去嘀咕几句,还给他岳母沏茶倒水,连理我都不理,真他妈恨人呀!盖完房子要打家具,想用你买的木料,我不让他用他就跟我摆邪,你越摆邪我越不让你用!我倒要看看是谁怕谁?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们哥嫂买木料,不用老人出钱,他用完我们可以再买。那么多黄檗罗和东北榆,三合板和五合板,母亲一点儿都不许二弟用。不知道二弟什么事情得罪了母亲,母亲竟然如此绝情。所以二弟的心倒向岳母家,我也能理解。弟妹坐月子我从山西回来,买了十斤鸡蛋和两只老母鸡给二弟送去,二弟感动地说:妈来坐了一小会儿,没你买的东西多。房子虽然在结婚之前盖好了,地面和厨房还有很多活儿,我跑过去帮二弟干。那天一进门,见弟妹坐在床上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赵志强呀赵志强,我真惹不起你呀!九条牛拉你也不回头,你怎么这么犟、这么矫情?趁着年轻赶紧离婚,我可跟你着不了这份急!二弟一句话也不说,我不好问原因只低头干活儿,弟妹见我忙着干活儿就不说了。本来,他俩做童装给菜百送货卖得挺好,但是他俩没有夫妻缘分。实话说,我弟弟只是长得比弟妹漂亮,其他方面远远不如人家,不论是人品还是心性,二弟太奸诈。他俩离婚我自然偏向弟弟,法院裁决不许我进法庭,我等了两个钟头才把二弟等出来,我问房子怎么分的?他说朝南的大房间给她;我问孩子判给了谁,他说也判给了她;我问做买卖挣的钱判给了谁,他说全都判给了女方。我的肺都气炸了!看见弟妹从法院里走出来,我就破口大骂。人家不急不恼地说:大哥,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进去问,骂骂咧咧有什么用。说完转身骑车子走了,我气得浑身哆嗦。世界上有这么离婚的吗?房子没得到,孩子没得到,钱也全都拿走了!二弟反倒很平静,他劝我说:算了吧,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二弟离婚母亲解了恨,对我说:不是拿你妈不当人吗?不是拿岳母比妈还亲吗?看看这回是谁亲!这个二行子,我早就断定他长不了!他跟谁结婚都长不了!他太懒呀,连你一半也跟不上!他太食亲!吃起东西来头不抬眼不争,跟抢一样!他太矫情,矫情得你火冒三丈,气得我恨不能抽自己嘴巴!他说给我做了四年饭,那你干嘛不去插队?你哥去了山西,你兄弟去了红星农场,为什么你就赖在家里不走?不说自己怕吃苦受累,反而腆着脸在我面前表功。红魁我告诉你说,人奸了没饭吃,狗奸了没屎吃!他活该叫人家踹出来!反正我不要他,爱上哪儿上哪儿,进我的门儿休想!我问:您不叫他进门让他上哪儿?母亲说:我这儿正发愁呢,你说我不要他又怕邻居说闲话,要他吧我是真讨厌!好不容易滚蛋啦,现在又滚回来了,真是愁死我了!二弟回来不久,母亲给他找一个对象,是个黄花大闺女,在牛街医院工作。婚后女方不嫌弃二弟没工作没房子。二弟分的那间小厨房只有六、七平方米,她也住进去了,母亲这才不发愁了。母亲跟我念叨:你说这个老二吧,又笨又懒又矫情,你说也不随谁?我说:不随爹就随妈,反正随不了外人。母亲闹不清我什么意思,二弟的性格既像父亲也像母亲,馋懒像父亲,矫情像母亲。父亲在家里最小,上边三个姐姐一个哥,没经过历练性格绵软;他有历史问题,新社会受排挤不吃香,母亲欺负父亲一辈子。一边是爹一边是妈,谁欺负谁我都不愿意,最好是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三弟过了三十岁,对象还没有着落,母亲很着急,女孩儿见了很多,没一个他看得上的,母亲生气地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德行!找什么样的呀?让我没完没了地得罪介绍人。三弟跟我说他见过一个姑娘:长的那叫一个面呼!那叫一个漂亮!看电视时三弟指给我看,原来是王刚的妹妹王静,后来嫁给了聂卫平。我才知道三弟心气儿这么高!夏天热晚上睡不着,老三没回来,我坐在大门口纳凉。十一点老三才回来,他把车子支好蹲下对我说:大哥,哎呦!今儿我可真是开了眼喽!我们一同事是回民住牛街。自己的私房,前院后院整十间!你猜怎么着,我进屋这么一看呀,就他妈跟进故宫一样!全都是红木家具!老头儿真有心,俩闺女一个儿子,他给儿女准备了三套,什么什么都是三件。你就说吧,顶箱立柜、八仙桌、太师椅、大条案、写字台、麻将桌,连琴桌画案都是三套。人家成分好,这些家具都是文革时三块五块、十块八块买的,当时没花多少钱,现在可值老鼻子了!我问老三:你怎么回来这么晚?老三说:我办公桌对面的同事叫尹懿,今儿既没请假也没上班,头儿给我一个地址,让我下班去尹懿家问问怎么回事。这不我就去了吗?闹了半天她们家是这样!我说:不早了睡觉去吧。时间不长老三结婚了,媳妇果然是尹懿。又赶上我在北京,那天备了几桌酒席,我蹲在院子里洗了一天碗。我对母亲说:老三干嘛找回民媳妇?多不方便呀。母亲也说:可不是吗,亲家来了连口茶水也不喝,真别扭!老三的意图我明白了,他想通过婚姻得到想要的东西。婚后老三把户口转到牛街去了,将来孩子就近上学,少数民族高考有照顾,拆迁是私房肯定给产权房,回迁还住在城里,好处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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