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 作者：弘魁
金木水火土 命运我做主 我行我素我自知 苦亦甘来甘亦苦 人生一出戏 唱唸做打舞 歌罢曲终人散尽 细品功过荣与辱
第三章：祖祖辈辈黑土地，一生一世记心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十五岁，记忆深刻的是徐家被抄。那天上午外边人声鼎沸，房东大妈说：红魁，快去看呀，抄徐家啦。我锁上屋门随着人群涌进徐家大院，原来小洋楼后边还有一座四合院。前院是小洋楼和花园，种着石榴、无花果、夹竹桃、美人蕉和月季花。有两个半人高的大鱼缸，养着一扎长的大金鱼，不知谁抱起石头把鱼缸打破了，大金鱼满地乱蹦，我抓起两条金鱼往家跑，放在我的鱼盆里。等我再跑回徐家时，人们已经涌上小洋楼，徐老太太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脸色吓得灰白。她两只手交叉握在肚子前边，趁众人不主意，她把一只手垫在屁股下边。被街道女干部看见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往屁股底下藏什么啦？徐老太太只好站起来，原来是一个镶着蚕豆大、碧绿翡翠的金戒指，那个女干部上前一把抢在手里跑了。人们看见什么抢什么，有人抱走大花瓶，有人抱走叮当作响的座钟，有人踩到条几上摘字画，象《火烧圆明园》一样，就差杀人放火了。大约十点钟红卫兵来了，宣称徐家由他们接管，闲杂人员一律退出，人们只好恋恋不舍地退出来，红卫兵把大门关上了。好奇的人们不走，围在门外听动静。里边七嘴八舌地叫喊，好像是叫徐家人交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开始打人了，能听见惨叫的声音。我家跟徐家是隔壁，房东大妈领着孩子，叫我们弟兄回家。站在院子里听着那边惨叫的声音，我们都很害怕，大妈把孩子搂进怀里，弟弟也都围在我身边。我对大妈说：我上房看看那边干嘛呢。大妈没说话，我就踩着厕所门爬上了房顶，猫着腰悄悄往东边走，蹲在矮墙后边慢慢直起腰，我看见徐老太太爬在地上，腿上绑着一根小腿粗、两米长的木棒，木棒两头各绑了一块石头，徐老太太拿着一把扫帚，红卫兵挥舞着金属卡子牛皮腰带，正在抽打徐老太太，老太太的后背已经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红卫兵打一下，老太太就“嗷”地叫一声，然后拼命往前爬着扫地------直看得我心惊肉跳跑下房。大妈问看见什么，我一五一十说了，吓得大妈把孩子拉进屋里，我也把弟弟们赶回屋。坐在屋里听着那边的动静，惨叫声越来越弱，后来就听不见了。下午五点钟徐家大门打开了，抬出两具尸体，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听人们议论，打死的是徐老太太和她儿子，也就是掌柜的。来了两辆大卡车，红卫兵把整匹的毛料和各色绸缎，成捆的裘皮大衣往卡车上装。最后抬出两口大木箱放在三轮车上，两边各站一队红卫兵，押着三轮车往西走了，人们说箱子里是金银财宝。我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看过红卫兵抄家展览，见过金条堆成的金山，两座四方形的金山，有一米多高，一米五见方，全部是金条堆成的。 那几天我们特兴奋，每天都有红卫兵撒传单，我们就拼命去抢，传单内容我们不关心。只知道能生炉子做饭用，省得买刨花。徐家头天被抄，后孙公园的纸盒厂第二天也被抄了，那是一座很大的会馆，就是前几年我们吃饭的食堂。纸盒厂有很多裁好的半成品，大人整捆往家扛，我扛不动只好拆散往家里抱。这种硬纸板烧火不仅可惜而且也不好烧，卖废品却能卖上好价钱。从早到晚抱了一整天，抱回几十斤卖了不少钱。然后就是满街贴大字报，西边有个工业商业联合会，我们这条街就是那里大字报多。我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偷偷去撕，撕回来可以生炉子。母亲骂了我一顿，因为父亲已经被限制，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嘱咐我们不许瞎跑，不许再撕大字报，放学回家哪儿也不许去。父亲回到家也不检查我们的功课，吃了晚饭早早睡觉。弟弟们小声说话，父母吓唬我们：别说话，睡觉！弟弟们只要不说话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却睡不着，听见父母压低嗓门儿小声说什么，好像说爷爷也说三叔，声音低我听不清，渐渐我也睡着了。 有一天母亲下夜班不睡觉，让我在院子里盯着，她蹲在屋里烧一卷发黄的纸，后来听母亲说那是地契，解放后奶奶在北京照看我们，爷爷从老家带来的。母亲刚把地契烧完，姥姥慌慌张张跑来，怀里抱着一个布包，里边是开胰子作坊时，大姑父倒卖银元姥姥买的。当时姥姥劝母亲：二闺女，你生的净是小子，买点儿这东西压箱子底儿。所以母亲也买了一些，母亲还从房东大妈手里买过一个金戒指，姥姥买了两个。母亲正不知如何处理，姥姥又抱来一包，娘儿俩发愁了。母亲说：哎对了，送我大姐那儿去吧。于书庄成分好是革委会主任，送到他们那儿肯定保险。姥姥同意。但是谁去呢？娘儿俩一致认为我去合适，一是我虽然十五岁，个子矮不被人注意，二是我心细她们放心。母亲嘱咐我：到大姨家撂下东西就走，什么话也别说，快点儿回来。母亲找一件旧衣裳把银元和金戒指包好，用买菜的破布兜装上，我抱着出了门。坐23路汽车在磁器口下车，一直走到花市上头条大姨家，她惊讶地问我：你干什么来了？谁叫你来的？我说是姥姥和母亲，兜子里装的是银元和金戒指，把东西交给大姨我就走了。大姨赶紧关上屋门，没有留我吃饭。 爷爷是当年腊月二十死的，阳历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即便大伯不识字，大哥是高中师范毕业，肯定给父亲发过电报或写信，可是父母都没回去。事过之后腊月二十三让我回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回老家。母亲告诉我坐火车到高碑店，再坐汽车到昝岗，出昝岗村往东南方向看，远处有一个大村子，村里有两颗柏树，冬天里非常显眼。朝着柏树走，有柏树的院子就是咱们的老家。我按着母亲指导的方向，一直走到老家墙外。这房子很奇怪，没有南房也没有大门，从东到西是一堵墙，墙外边盖了一间小屋，里边电磨“吱吱”地响。我绕到西墙外边，看见一个圆洞门，看样子象是后院，院里有一个牲口棚，一棵碗口粗的槐树，还有一口水井。五间正房中间有一个门，挂着黑布棉门帘。我推门走进去，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婆，我问：请问这是赵金龙的家吗？老太婆咧嘴一笑说：是红魁吧？红魁回来啦！人们从里屋跑出来，老汉无疑是大伯，我在北京见过，老太婆肯定是大娘，大哥我也认得，他跟大伯去过北京。新婚的大嫂我不认识，大姐二姐和老舫妹妹也都没见过。人们簇拥着我进里屋，大娘弯腰扒我的棉鞋，说地上冷让我上炕，我随即盘腿坐在炕上。这让全家人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很纳闷，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居然会盘腿！大姐端来热水让我洗脸，二姐给我捧来热茶，嫂子只会傻呵呵地乐。大伯问了一声：他大姥姥还结实吗？我知道大伯问的是我姥姥，就点头说还结实。大姐问了一句：我老叔关（跟）我老婶儿都挺好的？我说：也挺好的。大姐随即嘟囔了一句：哈么着（那么着）不回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爷爷去世父母不回去送葬，哥哥嫂子和姐姐妹妹们很有意见，因为当年奶奶死时他俩就没回去。只有一百公里，老人过世儿子儿媳居然不奔丧！这件事确实做得很差劲也很过分！这是在文革期间，不然的话，家族中肯定说不过去。大娘捣了大姐一拳，说她：瞎嘚嘚么呀？去，烧火揍饭去！ 傍晚到家时还听见电磨响，此时却没了声音，昏黄的电灯也灭了，大哥把饭桌摆到炕上，妹妹老舫赶紧端来煤油灯，二姐从抽屉里找出一截蜡烛点着，说老舫：你赶早把煤油灯搁窗台上吧，一会儿揍把红魁鼻子眼儿熏黑了。老舫顺从地把煤油灯端到窗台上。大哥说：刚才还有电哪，这不大会儿又木电了。大嫂顺着说：可不是么呢，才刚还有电呢，这会儿又木了。她冲我挤了一下眼儿，学着我的腔调小声说：请问，这是赵金龙的家吗？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二姐和老舫都在笑。屋里光线比较暗，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大伯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屋子里的人都望着我，我浑身不得劲儿，好在屋里黑看不出脸红。不到半个钟头，大娘和大姐就把饭做好，热气腾腾地摆上桌子，老舫让我坐在饭桌正中间，我坚持说：我就坐边儿吧。老舫说：二哥，你往里些坐，你是戚（客人。音：且）。二姐快嘴快舌地回绝老舫：你别放屁了啊！谁是戚呀？大姐也说：可呗，这屋的人哪一个也不是戚，这是一家子！大伯光笑什么也不说。大娘一个劲儿往我跟前拿东西，有枣糕、年糕和豆包，见我眼睛望着刚出锅的贴饼子，大娘问：你稀罕吃这个呀？说着给我掰了半个贴饼子，却把另一半的焦咯吱撕下来给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多人的关注，一群人中我竟然成了核心！最后我还是被老舫推到饭桌中间，大伯坐在我的左边，大娘坐在我的右边，大哥坐在大伯旁边，老舫坐在大娘旁边，两个姐姐坐在炕沿上，大嫂则站在地上站着吃。我不知道农村的规矩，觉得大家都坐着，只有大嫂站着不太好，说了两次让大嫂坐下吃。大姐说：你不用管她，就叫她站着吃。大嫂也说：你不用管我，我就站着吃，站着吃得还多呢。二姐撇撇嘴说：嘿，你还闹得了呢！你就站着吃吧啊！大家上炕脱鞋时，我发现鞋帮上都蒙着白布。大伯的黑棉袄前胸上缝着一块白布，写着：地主份子赵仁厚。大娘的胸前写着：地主老婆陈秀花，后背也有白布写着相同的字。大伯属羊，大娘属虎。我听母亲说过，大伯十五岁成亲，大娘比大伯大五岁，长得其丑无比，母亲说：你看见动物园的猴儿了吗？就长那个样儿。现在看见大娘并不象母亲说的那样丑，但是绝对配不上大伯。大伯和父亲一样，长得仪表堂堂，大伯为人象他的名字一样，既仁慈又厚道。因为爷爷是个甩手掌柜，大伯十五岁带着长工干活儿，收了麦子送到保定，给父亲交学费，父亲什么活儿都不会干。母亲说：你大伯成亲的那天，你大娘一下轿，你爷爷就气疯了，跳着脚骂媒人，说把你大伯坑了，你大伯是孝子，什么话都不说。大娘总偷着看我，待我回过头看她时，她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假装看别处，我只要回头就感觉她又在看我。她只生了大哥一个儿子，我的舅妈一个儿子也没生，她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看我的目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眼里看着心里爱。这一点我体会最深，当然也包括姥姥。 在老家过年让我终生难忘。虽然受管制，大伯和大娘还有二奶奶，天不亮就去扫大街。吃了早饭还得去挨斗争，一斗就是几个钟头。但是，我们在家里就闹翻了天！大嫂比大姐小一岁，大伯大娘前脚一走，大姐就按着大嫂的头，让大嫂管她叫姐姐。大嫂死活不肯，她的口才远远比不上大姐二姐，反反复复总是一句话：萝贝个儿小，长到背儿上了，孽（那）可木法儿。那时地主家的后代很难娶到媳妇，大哥成亲时已经二十五岁，在当时是大龄青年。一是大哥白白净净，浓眉大眼长得俊，二来媒人是我们的大姑，大姑选的是他们董家的闺女。大嫂的父亲和大姑父是远房叔侄。知道我们赵家的门风，大嫂毫不犹豫嫁过来。对于这一点大姐很不赞成，她说：不管耽误到什么时候，我也得找个八辈子正经八百的老贫农！要不在娘家受气，嫁到婆家还得受气！其实大姐也不小了，她比大哥小两岁，二十三岁也是大龄青年。姐妹三个意见一致，找婆家一定要找贫下中农！二姐甚至说：越贫越好！越穷越好！老人们都是贫死的，穷死的，饿死的！进门儿木有公婆，那多得呀！农村讲究和新媳妇闹着玩，闹的人多说明人缘好。我家是地主没人来和大嫂闹，我回来了我们就自己闹。大伯大娘前脚刚出门，我们马上闹起来，直乐得人肚子疼。大姐的主意多，二姐的胆子大，连生性腼腆的大哥也掺和进来。解放以后，这种欢乐气氛在这老房子里已经多年不见了。二姐给我出主意：红魁，你傻！人家闹都是要钱，你百屁也不要，大嫂心里不定多乐哪！你管（跟）她要钱，叫她给咱们买好吃的。可是我从小长大，没有跟任何人要过钱。一是姥姥给我零花钱，二是我家的日子由我过，母亲每天都要给我钱。不管给我多少，我根据手中的钱去买菜，打油买盐。三毛钱能过一天，两毛钱也能过一天。如果给我五毛钱，我们就可以开荤，我买四个兔子脑袋，三分钱一个，炖熟了一人一个。或者买一个猪肺，七分钱一斤。而且还能买水果，当然不是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就买一些山楂、海棠或者黑枣什么的，回家洗一洗分成四份，让弟弟们先挑剩下是我的。每逢这个时候，老二总是非常紧张，他一会儿说我要这堆儿，犹豫一下又扑向另一堆说要这堆儿，回头看看又说不，我还是要这堆儿！老三老四站在一旁等着。我心里非常清楚，其实哪堆儿都一样，即使数目不一样，大小我都搭配着，绝不会有多有少。但是每次都是老二先挑，他挑完我们三个好说，随便拿一堆儿就是了。 二姐让我跟大嫂要钱，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我往前推老舫让她闹。老舫说：没有亲兄弟亲妹子闹的，这屋里只有你能闹。大姐也让我跟大嫂闹要钱。大嫂笑着说：没有你们这样儿的啊。红魁怎么啦？红魁也是亲的呀，是一个老爷一个奶奶的孙子！怎么来不是亲的？二姐嘴快说：你快拉倒啊！是一个爹一个妈吗？少废话，掏钱吧啊！大嫂慢悠悠地说：那，我得掏多少呀？老舫说：越多越好呗。大姐说：不用多，能买二斤点心，二斤糖块，再买二斤果仁就行啦。大嫂惊讶地说：我奶！还说不用多，木有十块钱下得来吗？二姐说：红魁多少年才回来一次？啊？花十块钱你还心疼？大嫂说：不是我心疼，是我木有那些个钱！我身上揍有五块。大姐说：你不会上你屋里拿去呀？要不，你把钥匙给我。二姐一把抢过大嫂那五块钱，笑着说：这个人还怪实在，有五块揍说五块。走，红魁，咱们买好吃的去。大姐和老舫妹妹赶紧跟上，大哥也戴上棉帽子。大嫂说：你们都去呀，那我也去吧。二姐乐弯了腰说：你呀，你快拉倒吧，出了钱揍木有你的事儿啦。你那个腿儿撇拉撇拉的，跟得上吗？你快抽空儿歇会儿不行吗？怎么那么傻呀你！大嫂说：我奶！怎么这么不说理呀？饶出了钱还不叫俺们去。大家都哈哈大笑，不提防大伯进了屋，挨一天斗争他沉着脸说：乐么呀？有么乐头儿？大娘随后进屋，她申斥大伯：你嚷么呀？不乐怎么着哇？活活把人给憋死！大娘是乐观的，不管去挨斗争还是惩罚性劳动，只要到家看见这帮儿女，她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做好饭吃，尤其赶上过年。 除夕夜守岁全家人坐在炕上，大娘把新衣服准备出来，那时没有电视，大伯不健谈，大哥少言寡语，只有大姐和二姐说这说那，说的最多的是我们的大姑。大姐说：你说拿着咱大姑的长相、人品还有揍活，哪一样不是木得挑！我老爷怎么给我大姑寻这么个瞎行子，其丑无比，还是填房！真是活活把人屈死！大娘说：你老爷还不是因为你大姑性子太绵软，寻个厉害婆婆怕你大姑受气。这个主儿木有老人，你大姑进门儿就当家。你大姑父拿着你大姑当人，你大姑不受气。二姐说：敢情，你看看他长得那个缩样儿！那俩小眼儿象席篾拉的！世界找不出他那么丑的人来！真是老话说的：好汉无好妻，赖汉子戴花枝儿！大姐又说：你还别说，他还真拿咱大姑当人！哪天下地回来，进门儿先看咱大姑的脸色，要是看着没事儿，他才踏踏实实吃饭呢，要是他看着有问题他就揍反！那回咱二嫂叫咱大姑生气，咱大姑谁不知道哇，她是个压事儿的人，生气脸上不露出来，该干么干么。大姑父下地回来左看看右看看，怎么看他都觉着有问题，他揍问咱大姑：谁叫你生气了？你说出来没事儿，你不说揍是不行！咱大姑说：木人叫我生气，你快洗手吃饭吧。二姐接过话头儿说：嘿，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他？他比猴儿还精呢！他非逼着咱大姑说出来，谁让咱大姑生气了。咱大姑揍是不说，一口咬定木有人叫她生气，还说：你快吃饭吧，别木事儿找事儿了，我给你端饭去。咱大姑父揍急喽！他揍蹦高儿嚷起来了：不行！你不说出来我揍不吃这个饭！你非说出来不可！你说不说？咱大姑木法儿只好伸出俩指头。大姑父二话不说从窗台上摸了盒取灯儿，去院里抱上一大捆柴火，腾腾地来到二表嫂屋里，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蹲下就要点火烧房子。吓得二表嫂“窟通”一声跪在地下，一个劲儿喊：爹呀爹呀，我可不敢叫我妈生气啦，你绕了我这一遭吧！下回我可不敢啦！你说说，这个老东西多霸道！ 大姐说：他是护着咱大姑，不叫咱大姑生一点儿气。要是这么说，咱大姑嫁给他也算不吃亏。他这个行子歹毒！不管是儿子还是媳妇，哪一个错待咱大姑都不行。耍起脾气来，格拉不是东西着哪！大姐用手指了一下大嫂说：你们老董家什么行子人都有！大嫂笑着说：我奶，他护着咱大姑还不好？俺们老董家怎么啦？咱三姑干么都不行，三姑父把咱三姑怎么啦？不是也不敢欺负吗？见我诧异的目光大姐解释道：咱三姑父关咱大姑父是一家子，都姓董，是远房叔侄，亲姐儿俩嫁给了叔侄俩。咱嫂他爹关三姑父是平辈，大姑父比他们俩高一辈。说完大姑家又开始议论三姑家。二姐说：你说咱三姑她婆婆那个老猴儿，怎么那么精呀？格拉会来事儿着哪，要是去了她家，她格拉热情着哪！不渣儿个小脚，扭搭扭搭地给你斟茶倒水，给你忙活揍饭。揍熟了端上桌，不住嘴儿地让，真是精呀！大姐说：你别说了啊，咱们这个三姑也是真不行！说话说话不行，干活儿干活儿不行，要哪样木哪样。揍是一样会生小子！你还别说，揍这一样他家还揍是木的说！咱三姑父哥儿一个，他家揍是稀罕小子。什么人什么命儿，咱三姑寻的这个主儿也不赖，还得说咱老爷英明！给这个没出息的闺女，找的这个主儿也不受气。要不咱三姑这样的，遇见什么样的婆婆，不得受一辈子气？她那个木出息劲儿，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大嫂说：俺们老董家没有那个样的人，都是守规矩的老实人。二姐马上回她一句：你倒来得快，给你根竹竿儿你就顺着往上爬！大嫂不服气说：怎么啦？俺们董家怎么不好啦？你说是我爹我妈还有我奶奶，哪一个不好？我还是个后妈，对我哪一样不好哇？大姐连连点头说：你还别说，咱嫂这个娘家妈，还真是个难寻的好人！是个明白人！二姐也说：人家她奶奶那是多精哪！一天夸媳妇好，越来人越夸得带劲儿，媳妇伺候着也上劲儿呗。老婆子得了瘫祸病，你看人家媳妇伺候的，坐在炕上象个戚，不知道的，谁看得出来是个瘫祸病人哪！大娘听半天这才插上嘴说：什么时候也是两好儿买一好儿，光指着一头儿不行。你们姐儿仨都给我听着，过了门子不能不守妇道，不能给这个妈挣骂名！我不稀罕你们给我拿么，兹要不叫人家女婿骂我，你揍是我的闺女。你要是给我挣骂，你揍少来见我，兹当我木生你这个闺女！大伯说：时候不早睡觉吧，赶明儿个还得起早呢。 我睡得正香甜，忽然大娘推我的肩膀，小声说：红魁，起，该起啦，起来吃饺子。我睁开眼一看，外边天还黑着，屋里电灯亮着，全家人站在我面前，都换上了新衣裳，于是我赶紧穿衣裳起来。老舫妹妹忙着收拾炕，把炕桌摆上来，堂屋里两个姐姐和嫂子忙着煮饺子，饺子一盘一盘端上来，我刚要上炕，嫂子拉我一把小声说：还木拜年木磕头呢。二姐也凑上来说：不磕头不能吃饺子。这下把我难住了，从小到大我没磕过头，更没人教过我怎么磕头。我小声对二姐说：我不会磕头怎么办？二姐说：不会学呗，看着咱大哥，他怎么磕你揍怎么磕。这时我才发现，平日里总是最后上炕的大娘，现在已经和大伯端坐在炕中间了，专等儿子媳妇给他俩磕头拜年。只见大哥抱拳作揖举过头顶，说：给我爸爸拜年了。然后跪下去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又一次抱拳举过头顶说：给我妈拜年了。然后跪下去又磕了一个头，然后起身站在一边。大嫂是两手五指对拢在胸前作揖，也跪下磕了两次头，给公公婆婆拜年。二姐小声嘱咐我：神三鬼四人一个。记住喽，点一下脑袋揍得，千万可别多点！我问二姐：我磕完了你们磕吗？二姐说：木结婚的闺女不磕头拜年。奥，原来如此。我学着大哥的样子，给大伯大娘磕了头，然后上炕坐下吃饺子。没想到大姐跟大嫂闹起来，大嫂比大姐小一岁，大姐强按大嫂的脑袋，非让大嫂给她磕头拜年。大嫂光呵呵乐就是不给她磕头，两个人打估起来。二姐早上炕吃饺子了，她支持大姐说：对，小的揍得给大的拜年，不磕头不拜年不叫她吃饺子。老舫说二姐：最数你坏了，你挑唆她们俩打估，你看热闹又不耽误吃饺子。你们俩快别闹啦，一会儿饺子揍吃完啦。二姐瞥了一眼老舫说：揍你是好人！好人堆儿里挑出来的好人！饺子是什么味道已经不要紧了，这年的味道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我觉得在老家过年真是过瘾！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让我着迷让我陶醉。街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吃完饺子，大哥领着我去给家族的长辈拜年。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是去给长辈或是亲戚拜年的。乡亲们走个碰头儿都要道一声：过年好，拜年啦。这在北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有了这样的经历，在下乡这个问题上我要回老家。父亲不同意，那时毛主席还没下命令。我觉得在北京上不了学念不了书，整天看孩子做饭洗衣裳，心情特别烦躁。现在都说逆反，我那时十五岁也处在逆反期，我执意回老家。父亲说：农村很苦你受不了那份罪。我说：别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人家是人我不是人？父亲说：农村穷，去农村就得受一辈子穷。我理直气壮地说：穷有什么可怕的？富了还得挨斗争！将来消灭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一个样。父亲说：咱家成分不好，你回老家连媳妇也娶不上。我心里不服气，嘴上说：娶不上就娶不上，我还不稀罕呢。其实心里却说：我就不信娶不上！看你那点儿出息，就知道娶媳妇！父亲说：你就是想去也得等等，看看形势怎么变化，能不去咱就不去。什么大学你都能考得上，大学毕业你上哪儿我不拦着你。我却说：你还说呢！要不是你挡着，我早戏曲学校毕业了，都是你给我耽误的！那时候不讲成分，人家老师挑上我，你非不叫我去。我要是学唱戏就不会上山下乡，还用现在发愁吗？父亲连连点头说：这件事是我不对，我是老脑筋，认为唱戏是下九流。可是你各门功课成绩都好，你准能考上大学！何必这么急着回老家呢？我说：我怕到时候连老家也回不了，把我发配到天涯海角就回不来啦！这句话气得父亲哭了，也把我吓坏了，长这么大从来没看见父亲哭过。父亲伏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一边哭一边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怎么跟你解释才好！我当即不敢吭声了，父亲哭了一阵，起身去里屋睡觉了。 话真让我说着了。学校里要办学习班，部队派来军队每班一名军人，学校实施军管了。但是，同学们听说学习班是动员上山下乡，大伙儿都不去学校。后来，学校通知去卢沟桥农场劳动。城里孩子特别愿意出城，听说农场在永定河边，想着都是好玩的。于是大家交了钱和粮票，带上行李和洗漱用具，坐车来到卢沟桥农场。没想到，一到农场我们就被看管起来，每天只劳动半天，剩下的时间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后来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让大伙儿站起来握拳向毛主席宣誓：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然后让大伙儿报名，谁不报名就是欺骗毛主席！这一招真损！那年头儿谁敢欺骗毛主席？不要命啦？男生心里有主意，让宣誓就宣誓，让报名就不报名，看你们能怎么办？女生中有人哭了，随后一群女生都哭，不但老师没有辙，军代表也瞎掰！我们毕竟是一群孩子，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去吃饭我们都要列队行进，前后有军人押着。一次晚饭后，穿过一片柳树棵子时，我把饭盒悄悄交给魏云奇，嘱咐他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一闪身钻进柳树棵子。等所有人走过之后，我不敢走大路，沿着永定河边朝卢沟桥方向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天黑总算跑到卢沟桥镇，赶上末班公交车。到家时母亲和弟弟们都睡下了，我问母亲怎么办？母亲说：你爸爸已经不让回家了，我也没有办法。人家都走你就走，人家不走你也别走。我说不想去那么远，我想回老家。母亲同意我的想法，想回老家试试看。于是，第二天我坐头班公交车赶回卢沟桥农场。班主任老师薛辉祥是印尼华侨，看见我回来只说了一句：你胆子好大呀！后来才知道那晚军代表也慌了，少了一个孩子，大家打着手电沿着永定河寻找，一直找到十二点也没找着。没想到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回去了，军代表也没批评我。我向军代表说想回乡务农，军代表姓杨，同意我回去办手续，但是他警告我：你不要耍滑头！如果你不办手续去农村，我们会随时把你抓回来！于是，我背着行李离开卢沟桥农场。 我和母亲打点一些礼物，买了两匣点心，再买几斤红糖白糖。娘儿俩先回到张岗，找大队支部书记周贵和，给他送了一匣点心，但是他没答应。回到家里和大伯商量，大伯说姨奶奶家的表姑嫁到县城，听说表姑夫是干部，让我们娘儿俩去找表姑。我和母亲到表姑家，说半天好话表姑也不表态，她说：表嫂，不是我们不占面儿，是这个年头儿！你家成分那么高，谁敢沾你们！母亲说：多年不见面儿，把这匣点心留给孩子吃吧。表姑不敢要，硬把点心塞到母亲怀里，把我们推了出来。母亲娘家是县城，母亲把我带到她的表哥家，虽然大表舅二表舅很热情，做了一桌子好饭。但是说让我落户到他们家，他们也不吭声。母亲知道没希望了，在表舅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们返回北京。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大伯趁我和母亲去县城的时候去了大姑家，大姑家成分是中农，大伯想把我留在大姑家。但是大姑说：离这么近辖，俺们村还是张岗公社的，用不了几天，揍得叫人家知道他是地主的孙子，到时候连个媳妇儿都说不上。不是说叫他上山西吗，要是离洪洞县不远，也不算去了外地，那是咱们的老家。离得远点儿人家不知道成分高，不管怎么也得娶个媳妇儿呀。大伯觉得大姑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是大伯死了以后，妹妹老舫告诉我的。回想起那个年代，真是可怕极了！同样是人，黑五类子女连传宗接代的权力都没有！更甭说上学、参加工作、当兵入伍服兵役了！文革十年间，我家六口人没有笑过一声！十年过来全家人都不会笑了！现在有人怀念毛泽东我不怀念，我们全家也不怀念，黑五类及其子女都不会怀念的。还是现在好，人人平等，日子过得好坏全靠勤劳和本事。大队书记周贵和说：你这样的家庭成分，回乡就是往农村泼脏水，社会主义新农村坚决不要。我只好回到学校报名去山西插队，我们走的时间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那两年我经常骑自行车回老家，起因是大姑父。他说：你回来不用坐火车倒汽车，多麻烦。你揍骑车子，出永定门简直往南，过了固安县再往南骑，到霸县履着大堤简直往西，就到咱们家了。我都七十多了，什么时候上北京不是骑车子？你一个小伙子，花孽个冤枉钱干么？二百四十里地不算么。听大姑父的话，我十五岁时第一次骑车回老家。那天天气很好，开始时我有些兴奋，速度很快过了大红门，出城地广人稀，没有追赶和超越的对象，我的速度也降下来。骑到固安县路两边都是梨树，黄橙橙的梨子挂满树。路边有卖梨的，一毛钱一斤我买了二斤，一边骑车一边吃梨。过了固安县天气有些不对头，开始刮风而且是顶风。初时有三、四级，后来就有五、六级了，蹬起来非常费劲，速度几乎跟走路一样。我十分艰难地骑行，早晨七点从北京出发到下午两点钟，我已经连续骑了七个小时。看到路标离霸县还有十里时，我终于泄气了。风越来越大，东南风六级，沙尘弥漫，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把车子放倒在路边，躺在草地上想歇一会儿，找个人家住一宿明天再走。刚躺一会儿，来了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车子上挂着两个麻袋，不知是土豆还是大蒜。他把车子支好蹲下身子叫我：小兄弟上哪儿呀？起来一块儿走吧。我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说：雄县刘家铺。他说：那你比我近，我上任丘，简直往南正顶风。他拉我胳膊说：别躺着啦，地上凉，起来吧，咱俩就伴儿走。我说我蹬不动，不走了。他说：不走怎么着哇？走吧，一上大堤你就是顺风啦，咱俩说话儿一会儿就到。我拧不过他死拉硬拽，只好骑上车子跟他走。果然象他说的那样，他不停地问这问那，没多久我们就到霸县大堤上分手，他继续往南骑，我往西果然是顺风。走了大概有二十里地，看见大姑家院墙和十八颗大柳树。但是，我骑到大门跟前却下不来了，我捏闸靠在墙上大叫起来：大姑，快来人呀，我下不来啦。听见叫喊跑出一群人，四表哥把我抱下来，一直抱到屋里轻轻地放到炕上。 大姑心疼地说：哎呀，也不说选个好天气，这么大的风，骑这么远还不累坏了？两个表嫂赶紧烧热水给我烫脚，表姐拆被子洗被子，她们怕我嫌被子有味儿，要赶在天黑前拆洗完给我做好，让我盖上干净被子。洗了脸，烫了脚，吃了饭，被里和被面也晒干了，二表嫂和三表嫂把被子铺在炕上，给我做被子。二表嫂手快嘴也快：妈妈妈，引四行行吗？大姑贵人语迟，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她说：稀。二表嫂用手一胡撸问：妈妈妈，引六行行吗？大姑说：妹（密）。二表嫂又划拉一把问：妈妈妈，引五行行吗？大姑点头不说话了。于是，二表嫂和三表嫂一人引一边，不大工夫被子做好了。当天晚上，我盖的就是有一股子肥皂味的被子，睡得象个死人一样。第二天，二表嫂请我到她屋里去吃饭，二表哥还在服兵役。二表嫂生个女孩儿叫小翠，因为不长头发全家人叫她小秃翠。二表嫂特别干练，手一份嘴一份，只见她一只胳膊夹着女儿，一边洗菜切菜一边烧火炒菜，一会儿工夫就把几样菜摆上小炕桌。只剩最后一个菜时，她让我坐上炕，把孩子放在我对面，然后跑出去端菜，刚把菜放在桌子上，一回头她就惊叫起来：我奶！这个小秃翠呀，你他妈真行呀！瞅眼儿不见你揍办下好事儿啦！你可真是个好样儿的呀！看看你拉得哪儿哪儿都是屎呀！表弟，趁着热乎你快吃呀------听她说的这番话，叫人怎么吃？直乐得我肚子疼。 冬天我和两个同学终于拿到大串联乘车证，那年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所有宾馆和旅社住满红卫兵，北京市民每家都要拿出一条被子。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大学和中学生，来北京见毛主席是一个愿望，但是更多人是在旅游！只要是红卫兵就可以免费住宿，免费乘车，免费吃饭。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愿意参加？我们目的地是广州，但是火车走走停停，走了两天才到武汉，此时定员一百零八个座位的车厢，已经挤满了七百人！两人的座位坐三个人，三人的座位坐五个人。椅子下边躺的是人，行李架上也是人，连小小的厕所里都站四个人！想解手男生就对窗外撒尿，女生只好扶着行李架脚踩椅子背往厕所移动，厕所里的人出来让女生进去方便。好多女生都不敢喝水，因为上一次厕所太难了，而且要遭到男生的谩骂。 列车到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好多人见这趟车开往广州都想爬上来，他们喋喋不休地介绍，桂林风景如何美，桂林有多少美味小吃；我们都不愿意下去，生怕下去再也上不来。下边的人看光动嘴皮子不行，有的人开始往车厢里爬，本来车厢里人就多，大家齐声喊：快关窗户！我坐在车窗边，赶紧往下放车窗。旧式火车的车窗往上抬不容易，要两边一齐用力，哪一边或轻或重或快或慢都不行。但是往下边放，只要一按两边的卡子，“哗啦”一下子车窗就可以放到底。我放窗子差点儿切断一个人的脖子！只见那人的两只手伸在车窗里乱抓，却叫喊不出声音。吓得我赶紧往上抬窗子，窗子抬高一些那个人的头才能动，他忍不住破口大骂：你他妈要把老子脑袋切掉哇？他抓起茶缸在小桌子上拼命砸，茶缸的主人“啪啪”给了他两记耳光，他赶紧将脑袋缩了出去。 火车不走车厢里温度越来越高，男生都脱光膀子，女生只穿一件贴身的衬衣，大家汗流浃背，十二月的隆冬季节，车厢里象蒸笼。热得大伙儿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将车窗打开一条小缝。好不容易汽笛响火车动了，不担心有人往上爬，人们才把车窗打开。南方冬季湿冷，迎风的人觉得冻得不行，赶紧往身上加衣服，我和李致、张春芳三个人坐在背风面，不冷也不热。对面是两个上海女生，年龄大的是个麻子脸；年龄小得长得比较漂亮。张春芳给她们取名：大港督和小港督，因为她俩告诉我们“港督”在上海话里是傻瓜的意思，我们一路谈笑风生很开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条母亲河，当时的黄河真是浩浩汤汤，让人想起那著名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向海不复回。长江水湛蓝碧绿，象流动的蓝宝石一样。后来经过这两条大河时，黄河干了，长江却变成黄河，前后三十年光景。 经过四天四夜，火车到贵阳不走了，大家只好下车，坐了四天四夜火车腿和脚都肿了。广州铁路满了，临时改道贵阳。卡车把我们拉到郊区一所职业技术中学。没有床位，地上铺着稻草和苇席，两个人一条被子一条毛毯，毛毯铺在苇席上，人睡在毛毯上。我们的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得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来。草草洗漱一下大家都睡了，张春芳给我半条被，李致给我半条被，我睡在中间。大房间睡三十多个人，灯是不关的，没一会儿我们就睡着了。睡到半夜我突然被冻醒了，原来张春芳和李致各自裹着一条被，把我光光地晾在了中间！我起身拉扯他俩的被子，怎么扯也扯不开，急得我都要哭了，贵阳十二月的天气非常寒冷，阴冷阴冷的。我冻得直哆嗦，叫谁也叫不醒，无奈间看见李致旁边那个男老师向我招手，来不及多想我赶紧钻进他的被窝。没想到他们两人身下铺两层毛毯，身上竟然盖了三条被子！但是，俩人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睡觉之前跟他俩说过几句话，知道他们是昆明市一中的老师，一个三十岁一个四十岁。我钻进被窝，那个四十岁的老师立刻把我搂在怀里，那个年轻的睡得正香。啊，被窝里好暖和呀，我夹在他俩中间，贴着他俩的皮肤，他俩的体温迅速温暖了我，渐渐地我不哆嗦了。搂着我的老师开始只是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和脸；后来他的手往我的下身摸去，我立刻拿开他的手。但是他固执地继续摸，我刚刚暖和过来，真想在这个温暖的被窝里睡觉。但是他的手已经伸进我的内裤，我立即把他的手抻出来。他固执地继续往我的内裤里伸手，而且一把抓住了我的生殖器。前一次他把手伸进去时，我的阴茎已经勃起了，这次他毫不费力一把抓住，一下下地撸，虽然有一点儿快感，更多却是疼痛。我的阴茎从未翻起过包皮，龟头也没和包皮分开，没有露出冠状沟，每撸一下火辣辣地疼。我实在忍受不了“蹭”地一下挣脱他，扯开李致的被窝和他睡在一起。 第二天我感冒发烧了。接待站让我住进隔离室，一个人好几条毛毯好几条被子。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悄悄查看自己的生殖器，包皮和龟头撕开露出冠状沟，龟头边缘是一圈鲜红的嫩肉，热烧火燎地疼。大港督和小港督买了蛋糕和水果给我送来，大港督只坐一会儿就走了，小港督亲手给我剥橘子，一瓣一瓣地喂给我吃，说了几句话她也走了。她前脚走张春芳后脚走进来，诡异地笑着说：我还以为她要跟你谈朋友呢，就在窗外偷听了一会儿，咳，你们一句有关爱情的话也没说，真没劲。张春芳有四个哥哥，哥哥们谈恋爱他都知道。他看的书特别多，他能给我们讲《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还有《水浒》和《三国演义》等故事，他比同龄人知道很多。感冒好了，我们和两个上海姑娘分手，她们还要去广州，我们决定去成都。在成都住了一个礼拜，我们整天在街上瞎逛，什么好吃的也买不起。那时我们小也很傻，下火车我身上的十五元钱就被人偷了，后来的花费是跟接待站借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走到哪儿借到哪儿，写的是假名字假地址。我们写的是真名实姓不敢多借，后来才知道那些大学生高中生走到哪儿，都要把当地有名的酒楼吃遍，住接待站夜里偷跑，把接待站的毛毯偷走，卖给信托商店或者寄回家。 这时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他说今年的大串联告一段落，明年开春再继续。我们傻乎乎地相信回北京了。那些大学生高中生不相信，还继续他们的旅行，不，应该说是大串联。他们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上哪儿找这白吃白住，还有人给钱花的好日子？他们不相信周总理的话，事实证明果然是谎言。在大串联中我最深的印象是，黄河水的雄浑，长江水的清纯。我第一次被人偷了钱，第一次和一个女孩贴得那么近，第一次钻进一对同性恋的被窝，第一次被别人摸了我的生殖器。这些就是我十六岁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插队临走之前我又回一次老家，目的谁也没告诉，还是骑车回去的。先到大姑家住了两宿，再到张岗住了两宿。期间我悄悄去了一趟祖坟，我要去告别祖先，告别爷爷奶奶。我想告诉他们我要去哪儿，有多么远，这辈子能否回来我不知道。光天化日之下，我不敢给他们烧纸，看看没人我赶紧磕个头，然后跑回村里。第二天我辞别二奶奶、大伯和大娘，他们很难受只冲我挥挥手赶紧回去了。妹妹老舫把我送到东大洼，她冲我喊：二哥走吧，不用接记家里。我心说傻妹妹，你二哥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何月能不能回来了，让我把埋葬着祖宗先人的土地再多看一眼，这会不会是今生今世的永别------我含着眼泪蹬车子走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我们四百五十人分乘七辆大卡车，来到永定门火车站。送行的人何止四千五百人？我们这代人兄弟姐妹多，送行的亲人就多，更有亲戚、同学和朋友，一个人走恨不能有二十人送！那个场面是永定门火车站从来没有的，木栅栏被人们踩得粉碎。但是,在人山人海中找不到我的亲人！我的座位本是挨窗口的，其他同学送行的人多，我就把窗口让给同学，让他们说那些道不完的离别话，我家里没有任何人来送我。临行前我跟大姨告别，大姨只说了些客套话，让我记住给她写信。老姨对我说：我已经给你准备了礼物，你不是上山下乡吗？那里风景一定很美，我送你一对瓷花瓶。你看粉红色的，多好看呀！你收工的时候采几支野花插到花瓶里，不是也能给你们这帮臭小子，增加一点儿香味儿、增加一点儿情调吗？老姨说的这么好听我不能不要，拿回家父亲瞪了我一眼。三姨父给了我一叠稿纸和一盒曲别针，让我想着给他写信，我拿回家父亲脸色也不好看。只有舅妈亲自上门，跟我说了几句话我送出门来，她掏出五块钱硬塞给我。我坚决不要，舅妈用手指指院子里，我知道她不想让姥姥和三姨知道，那我也坚决不要。舅妈急得流出眼泪，她小声说：红魁，你就听点儿话吧！拿着！别让我着急啦！见舅妈哭了我只好把钱接过来，舅妈嘱咐我两句急匆匆走了。舅妈家还有表姐表妹也要上山下乡，不知道她家怎样安排。可能刚才她来找姥姥就是说这件事，但是她们没有当我面说。当火车启动时，突然间人群象疯了一样！车上的人都把身子探出车外，车下的人死死地抓住车上人跟着火车走，车速加快他们跟着火车跑，哭声、叫喊声淹没了汽笛声。车下边的人跑着跑着追不上了，有人摔倒爬起来还追！我们在车厢里也哭声一片。那时做什么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喇叭里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全体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后边再说什么根本听不清，车厢里除了哭声还是哭声，一直到琉璃河哭声才渐渐停止。车厢里有人抽烟喝酒，这是我们这些规规矩矩上学的孩子根本想不到的。后来才知道第二批去山西晋东南五县，襄垣、潞城、沁县、武乡和屯留，人数比我们多两倍是一千三百人，一九六九年一月八号从北京站走的，那天二五班同学孟长喜的父亲和张自强的妹妹，被送行的人群活活踩死了！
列车到高碑店火车站稍事停留，一群农民向我们兜售花生米。他们叫着：花生米，花生米，一块钱一包。我们见那个报纸包不小，有一本书的三分之二见方，想着没有一斤也有半斤，许多同学买了一包。大家随身带了吃的东西，好多人买了并没有马上打开，随手放在一边。但是有的同学打开了，他打开一层报纸里边又是报纸，打开一层又一层，打开第六层报纸，里边竟然只有七、八颗带壳的炒花生！一块钱买一堆报纸和几粒带壳的花生！“他们骗人！”一声叫喊，车厢里的人全知道了。一些同学接到花生以后立刻缩回去，让车下的人找不到。这时火车启动了，有的同学接过花生就将车窗放下来，火车越开越快农民追不上，捡起路基上的石头砸车窗，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被人欺骗。火车在太原停了一次，省政府和省革委会接待我们，每人发两个面包和两个毛主席像章，即所谓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然后，我们又登上同蒲线南下的火车，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在侯马站下火车，听说这里就是我们要当一辈子农民的地方。出火车站已是明月当空，一个临时的舞台上，有演员唱歌跳舞表示欢迎。我们坐卡车转到曲沃县城，住在碗碗腔剧团。那是一座古老的关帝庙，有十分威严的泥胎塑像，阴森森怪吓人的。我们在县城住了两天，负责人问我们愿意去哪个村？我们说越远越好。后来才明白有多傻！当然是铁道沿线好呀！县安置办把我们分到曲沃县最边上，离县城三十五里离侯马六十里，后来同学们骂自己：一群傻逼！ 上午十点钟，我们坐上村里派来的大车，摇摇晃晃往东走，一直走到天快黑时才到南韩村。村口有一群人吹喇叭唢呐，敲着锣鼓，在路边欢迎。雷全福说：跟他妈死人出殡差不多。村里用国家拨款给我们盖了一排房子，东边住的是女生和粮食库房，西边是男生宿舍和厨房。我们村一共四十三个知青，二十一个男生二十二个女生。村里有人放出话来：插学生可是一个男一个女配着来的，多出一个女娃来，弗莱（谁）胆拓（胆大）就是弗莱的。当晚给我们做的饭是面条，大家吃着有点儿淡，看见案板上有一盆黑乎乎的东西，以为是酱油就一人舀了一勺，浇上之后黏糊糊，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点儿也不咸，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地人吃的棉籽油，不管好歹反正都吃饱了。分宿舍时，我们十个人分在一起，一条大炕上有些挤，大家把行李打开美美地睡了一宿。 第二天，大队长刘万敏领着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无非是看看本村的庄稼地，路过一片庄稼时我发现一个秘密，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上边开的花有白色和紫色的，而且还结有毛桃一样的东西。我趁人不注意，偷着摘了几个塞进裤兜里。回到村子里，刘万敏又领着我们认黑红门，谁家是贫下中农，谁家是黑五类。同学中有造反兵团的红卫兵，他们进地主家就乱砸一气，吓得人家一句话也不敢说。吃完晚饭我把雷全福叫出来说：今天在地里我发现一种东西，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掏出来给雷全福看，他也不认识问我：不太象桃，可能是杏吧？我俩一人一个咬了一口，不想却拉出许多白丝来，雷全福忽然明白了说：这是棉桃，棉花桃，肯定是！向毛主席保证。他说他发现一块地种的是花生，在村子外边，天黑我俩胆小，又叫上三个人一起去偷花生。几个人来到那块地里，玩儿命挖起来。月光很亮，挖了半天也不见半颗花生，有人怀疑问雷全福：你搞清楚没有？这是不是花生？雷全福十分肯定地说绝对是花生！我们又继续挖，挖了一米多深，直径一米五的一个大坑，也没见着一粒花生，大伙儿泄气也都累了。我们没有带铁锹之类的工具，生是用手和水果刀或者钥匙挖的。毫无收效，我们就回去睡觉了。次日老百姓吓坏了，说村子南头儿不知来了啥家伙，在苜蓿地里刨了一个大坑，还有爪子印哩。其实雷全福说的不差，苜蓿苗刚出地面和花生叶子很像。好多时候说城市人连麦苗韭菜也分不清，那是不可能的，韭菜毕竟是经常吃的蔬菜，不可能跟麦苗分不清。 新鲜了三天，开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农忙季节，种小麦，收棉花，掰棒子，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大家累坏了想家了，晚上吃完饭不知谁唱起《在松花江上》，我们是十月十八号来的，大家就唱九一八，九一八------村里分管我们的干部是复原军人，他说话有句口头禅：唤撒赖，我们管他叫唤撒赖。他听见我们唱揪尾巴，认为事情严重跑去找支部书记尹克敏。第二天，唤撒赖说请贫下中农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还要吃忆苦思甜饭。结果很可笑，请来的贫农给我们讲的是：解放前的地主可好了！给长工吃的是大白饃，管饱吃！到中秋节还给月饼吃哩------尹克敏赶紧打断他的话，老头儿挺不高兴地说：额佛地（我说的）都是实情嘛，咋不叫额佛啦？接下来让一个从河南讨饭来到南韩村的老婆婆讲，她讲的倒是解放前很苦，吃不上喝不上，一家人没办法才从河南老家跑出来。走到这里一看，是个好地方。除了种小麦、棉花和烟叶，别的不种，要饭都要不到玉米面窝头，谁家拿出来的都是大白饃。要说苦就是自然灾害的时候，啥吃得都木有啦！连红薯叶都吃光啦！后来就吃榆树皮，吃完榆树皮吃洋槐树叶子。我们听着偷偷乐，尹克敏和唤撒赖都在打瞌睡。老婆婆说到吃桃符面（高粱面），屙不不出屎来用手指头抠，用棍棍杵，杵得沟门子（肛门）流血，那血流地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把沟门子杵烂了也屙不出屎来，撅着沟子腰酸腿发抖，实实地可怜哩------我们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唤撒赖一看忆苦思甜报告会弄成了这样！直后悔找错了人。忆苦思甜饭做好了，于是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开始吃忆苦思甜饭。大师傅从厨房里端出来，大伙儿一看原来是大窝头，一人给俩吃起来。确实不太好吃，这是用玉米面、豆腐渣、麦麸和大豆饼，再加红薯叶做成的，但也不是很难吃。那贫农老婆婆又说：这忆苦思甜饭不好做哩，没有材料哩。原先可不是用豆饼，走哪搭去寻哩？这豆饼可是好东西，俺们河南都是用豆饼喂头骨（牲口）。早年在河南吃的窝窝是用谷糠做，现在人和头骨一样平等啦，都能吃上豆饼啦------她这番话又把大伙儿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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