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启良世：西方世界与中国：从敲门到闭门的庚子历史（征文）

　　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中，凡是庚子之年总会发生一件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之年是1840年的庚子年，这一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是世界先进文明敲开中国国门的标志之年；而2020年的庚子之年很可能被后世认为这是世界先进文明即将对中国关闭大门的标志之年。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自认为中国乃中央之国，天下文明之巅。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东临淼淼大洋，西有高山峻岭，加上古代低效的交通工具，极大地限制了居于中原的汉人的视野。因此，与周围诸国相比，中国人认为自己有最广阔的地域，最发达的经济，最强大的军力，最先进的文化。所以历代王朝视周围国家和民族皆为蛮夷，它们有朝贡天朝上国之责，朝廷有抚赏蛮夷之恩。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

　　在早年，一些有关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的破碎零星的信息经过丝绸之路传来中原；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大量欧洲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但是，这些信息丝毫没有动摇过中国人对中央之国的信念。真正撼动了中央之国自信的标记事件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其实，中英在鸦片贸易上的矛盾只是引起这场战争的导火线。这场战争的大背景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志，人文主义已成为欧洲主导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实践；其次，由于世界性的航运和贸易的发展，国际间形成了一套公认的国际交往和通商贸易的准则；第三，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标志，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

　　反观中国，当时中国的宇宙观和政治理论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当时的社会架构和伦理信条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使中国最开明的先哲也没有想到过‘人生而平等’的概念，更没有以人为本的人权思想。其次，因为自封为天朝上国，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与外国平等交往的习惯，更没有国际法律的概念。第三，就经济方面而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生产效率几千年来没有明显的提高。小量的手工业不足以产生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因此，商品交易中的各种规则很难形成，或者即使形成也不够成熟。

　　面对如此顽固，封闭和后进的专制社会，如果没有一次猛烈的外部冲击，即使再过几百年，恐怕也不能期望它会有多大进步。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在高大而坚固的中国千年专制围墙上炸开了几个洞，标志了西方文明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参战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英国与清政府的国家关系置于平等的基础上，而绝不是在天朝上国对蛮夷的基础上。《南京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对此作了明确表述。当然，英国还想打开中国市场，进而取得优厚的商业利益。清政府参战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保卫天朝上国既有的法统，理念和礼仪免受蛮夷破坏。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清政府的保卫战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悲催，成了国人的百年国耻。但是，环视四周，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科学原理，设计理念，规划布局，直至格调风度全都源于西方。如果没有以《南京条约》为标志的巨大的冲击和阵痛，只是等待大清自己渐渐演变，那至今我们也不会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类先进的物质文明与思想文明的曙光。

　　这曙光带来的是一种新文化，完全不同于几千年来奉为圭臬的汉文化，因此它的入侵必然会带给传统社会新的烦恼，痛苦，抵制和反抗。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标志了传统汉文化对入侵的新文化一次怒不可遏的大爆发。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已经被西方打开了，中国的社会精英希望学习这新文化来强国救国。但当时精英们所看到的仅局限于西方的物器文明，特别是武器的先进。这个精英思想可归结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就是只要学习，引进和购买西方的技术，机器和军备，即能国强民富，而天朝上国的法统，理念，礼仪是治国之纲，应坚持不变。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在这几十年中，经济发展快速，军备得以提升，北洋水师成了亚洲最大的海军。可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清完败于被藐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看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被经过明治维新改造过的日本毁于一旦，这个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主流精英，促使他们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深一层的思考。思考的结论是，鉴于日本的经验，物质文明并不必然能导致国强民富，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才是王道。这个觉悟不但流行于精英中，也为一部分高层统治者所接受，包括当时的皇帝光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太后慈禧。

　　但是历史是诡异的。这个看似朝野一致的共识再一次受到强烈的阻击。这表现在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戊戌变法的失败（1898年）和1900庚子年义和团的反文明运动。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表层的解释是因为这场政治改革触及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深层的原因应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因素，也就是对天朝上国的法统，理念，礼仪的痴迷和骄傲，是对新事物的本能恐惧。这些特征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义和团因无知而狂妄，因贪婪而残忍，他们排斥和毁除一切外来的东西，毁铁路，剪电线，甚至谁用洋火（火柴）都会有生命之虞。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和狂热“爱国” 主义在民间流行广泛，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是中国难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极大障碍。

　　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打败了。满清政府同西方十一国（慈禧在庚子年宣战的敌国）屈辱地签下了包括巨额赔款的《辛丑条约》。无知又狂妄的义和团非但没有对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华北地区所有现代化设施均被破坏殆尽，钱庄银行倒闭，商贸活动凋敝，国家税收锐减。俄国乘义和团之乱在东北占据了大量中国领土，成了以后导致日俄战争的契机（1904年）。

　　1900年的庚子之乱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和艰辛的标志。其中既有统治集团因利益受损而引起的顽强反抗，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在感情上的强烈不悦和行动上的激烈排斥。

　　幸运的是，现代化的潮流之所以能够风行全球，其原因不完全在于西方国家的强大，而在于它符合人性，即人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追求。这种冲动是固有的，既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所能改造的。这就不奇怪，满清是因反文明的义和团之乱而屈辱地败于西方，但庚子之乱却给满清上了痛苦的一课，反而使得满清王室加强了变法的决心。清王室认识到如不顺应这股世界文明新潮流，结果就不仅仅是它的利益受损，而是它的统治地位能否维持下去的根本问题。在庚子之乱刚消停不久，慈禧太后痛定思痛，马上推出了把帝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的清末新政（1901年），并把过渡期初步定为九年，速度之快，出乎意料。

　　但是清末君主立宪新政很快就失败了。究其原因，清末的宪政同英国或日本相比，满族的统治集团企图保持更多的特权，这样的宪政改革已满足不了广大精英，特别是急进的革命党人的期愿。因此，革命赶超了改良，新政刚进行几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11年）。1912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从此，宪政成了事实上的政治正确。虽然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建立一个有效有序的宪政系统必然有很多曲折，但即使像袁世凯那样想做皇帝的人也同情宪政；蒋介石虽然被共产党骂为独裁者，而正是他遵循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之路在推进中国的宪政政治；甚至，中国最大的专制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也不得不用 “自由民主” 和 “民有民治民享” 这样的宪政旗号来忽悠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共产党在1949年以武力夺取政权，假以时日，一个成熟的宪政共和国一定会建立在中华大地上。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夺取了政权，定国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宪政过程戛然而止。这是因为，虽然它的国号有 “人民” ，有 “共和国” ，而它实行的是武装集团专制统治。之所以说它是武装集团，因为共产党虽然只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却拥有自己的军队，这军队姓党，它只属于党，由党来指挥。这军队不属于国家，不属于人民，但这个用来保卫党权的军队却要由全国人民来供养。之所以说它是专制统治，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就国家层面来讲，是毛泽东所钦定的 “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 ，党是主人，全国人民反而都成了仆人，由仆人出钱来供养大大小小作为主人的党书记；其次，就党内层面而言，实行的是 “定于一尊，一锤定音” ，也就是实行党的领袖说了算的独裁体制。这种明目张胆的专制独裁政体能与 “共和” 搭上半毫边吗？这种专制统治既 不符合政治伦理，也不符合人的本性，本应该很难长久维持下去。但中共在八十年代找到了维持这种武装集团专制统治的诀窍，而其契机始于六十年代的大饥荒。

　　1959-1961年在中国大陸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从官方承认的1500万至民间学者估计的5500万）。其背景是以毛泽东为首一帮人，既缺乏经济理论的常识，却有狂热的乌托邦冲动，在1958年推出了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的所谓 “三面红旗” 运动。中共不顾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推行像全民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大锅饭食堂等等没有经济头脑的政策，严重地破坏了经济运行基本秩序，造成全国生产力大幅度萎缩，粮食产量下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官僚系统和社会治理方式，包括官本位，欺上瞒下，消息封锁，舆论一律，户口制度，人身依附和残酷的专政手段等等，使得本来在正常的政治体制下可以减轻或避免的饥荒变成了世界现代史上罕见的人道大灾难。

　　大饥荒触发了将近二十年党内斗争和政治危机，导致中共对其统治方式进行了 新的思考，得出了新的结论，最终，做出了历史性改变。因此，大饥荒不仅仅是1960年庚子年的标志，但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导火线，引爆了中共从经典僵硬的马列主义向更狡诈更专制的实用主义马列主义的转型。

　　大饥荒的发生标志了以“大跃进”为代表的“三面红旗” 运动以耻辱的方式彻底失败了。这就引起了谁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党内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无可奈何地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一场斗争成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契机。这是因为像毛泽东那样深谙中国宫廷权谋的人不甘心大权旁落。他花了几年时间的策划，一步一步地制造舆论和组织同盟军，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权力大斗争，把刘少奇无情地打到，并且加以惨无人道的人身侮辱和精神迫害。毛泽东用的是阴谋家的方式来进行权斗，这种阴谋很难以原本谋划的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毛泽东原来计划进行二，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十年之久（1966-1976）。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数珍贵文物被焚毁，至少几十万人丧生，上亿无辜的人受到各种形式的冲击，优秀的专家被摧残，科技凋零，文化成了荒漠，社会道德沦丧，告密成风，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地对共产党统治产生了疑惑和不满，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仰，共产党的统治权威面临了严重的危机。中国应该向何处走，成了八十年代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课题。对中国应如何更弦改辙，路在何方，社会上意见纷纷，各持己见。党内开明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展开了复杂而残酷的斗争。最终，僵硬的毛泽东路线失势了，精明的邓小平掌握了大局，挽救了共产党的统治危机。

　　毛泽东受到的现代教育不多，他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娴熟历朝历代权力更替中的力量统筹和计谋，对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了解有限，也没有亲身体验，对经济和科学则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他聪颖勤奋，自负好强，有乌托邦的狂热，还有一点诗人的浪漫气质，这样的背景特征使得他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同时，对现实世界缺乏灵敏的嗅觉。邓小平像毛泽东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左派。在反右，大跃进，反苏论战等极左运动中，他不仅仅简单地附和毛泽东，还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和实际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邓小平，如同庚子之乱之后的慈禧太后一样，面临一个严峻的难题：如何把皇权/党权维持下去？不同于推行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的毛泽东，邓小平具有灵敏的现实感和机会主义的灵活性，他意识到苏式经典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共产党要想把专制统治维持下去，必须首先满足人性中的物质需求。要满足这需求，就要发展经济。邓小平从他的灵敏的现实感中知道，发展经济必须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邓小平机会主义本性又使得他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经典教条，可以以“改革开放”之名，推出“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政策。至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地位，邓小平认为可以用“四个坚持”的方式来维持。所谓“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白了就是中共一贯的专制统治方式坚持不变。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拯救了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中国的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邓小平必须一改之前的反美态度，声称中国要同西方友好。为了表示自己对西方友好是真诚的，邓小平以谦卑的姿态去美国和日本作长达十天的访问，甚至不惜在1979年骇然对美国的宿敌，同美国打二十年（1955-1975）恶仗的越南发动战争，作为对美国的投名状。这样，邓小平成功地解除了西方对中共的戒心。 另一方面，从西方政治战略家的角度考虑，如果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就会产生一大批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天然地会拥抱普世价值，假以时日，就能促使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的主流。另外，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又是低工资，低人权，西方资本有强烈的冲动来中国投资，以赚取比在本国经营高得多的利润。因此，西方国家愿意配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对中共长达四十年的绥靖政策。

　　在绥靖政策的掩护下，中共能得心应手地施展它的阴谋伎俩。就像当年对国民党的渗透一样，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渗透是它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现在，它的人员布局和影响力在西方各国，尤其在美国的政界，商界，舆论界，学术界，民间团体等，以及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已经不容小觑。中共在国际交往中信奉的是“只要目标 ‘正义’，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丛林法则，因此，它能熟练地使用 “先欺骗，后失信”的伎俩，并往往轻易得手。一个远的例子是参加世贸组织时的谈判。为了尽快挤进世贸组织，当时中共对各国做了很多承诺。现在骗进了世贸组织已几十年了，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但这些诺言从来没有几项兑现过。新的资料透露，中共当时的谈判策略就是“现在先答应下来，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其实，当时它心中就有数，将来也不准备兑现。事实果然如此。一个更近的例子是撕毁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为了利诱英国同意香港还归，中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并在联合国登记在案，这标明它是一份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协议。在声明中中方明确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包括同意声明中对权利和自由以及独立司法和法制的表述。但时隔不久，中共在2017年公然撕毁了白纸黑字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声称它只是一份 “历史文件” ，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不具备约束力。从此中共可以把在大陆的一套治理方式逐步推行到香港。直至最近，它毫无顾忌地推出港区《国安法》，彻底地把一国两制的承诺抛进了垃圾箱。在一个不知诚信和尊严为何物的国家，当庄严的国家信用都可以用作权宜之计，其他领域的所作所为更可想而知。像经济领域中剽窃专利，强夺核心技术，黑客攻击之类都是雕虫小技。近年来，中共更是启用战狼式外交，对它所不满意的国家和个人公然谩骂，恫吓，欺凌和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对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主张对武汉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这使得中共十分恼怒。为了惩罚澳大利亚，中共就在贸易问题上耍流氓，企图迫使它就范。最近甚至用 “戳瞎眼睛” 这种恶毒语言来攻击澳大利亚政府。总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一直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宿敌，打倒美帝是它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力量足够强大，中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美国置于死地。

　　在这四十多年绥靖政策纵容下，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但换来的却是一个更加敌视西方的共产党中国。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路线胜利了，西方的绥靖主义失败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西方的绥靖主义者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它专制统治和特权利益的决心和手段，高估了它对道德底线的敬畏感。虽然中共在三十，四十年代所用的统战伎俩和流氓本性已经败露，但绥靖主义者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轻信了中共的漂亮谎言和根本不想兑现的承诺。而共产党用它的统战伎俩找到了西方同盟军，那就是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的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政治掮客，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把中共美化成一个理性的伙伴。

　　但是，不管如何精心打扮，中共的流氓黑帮嘴脸最终总会败露的。一觉醒来，西方国家终于发现中共像历代中国皇朝一样，凭着它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国的本钱，也做起了“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用共产党自己的语言来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要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要向世界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以中国为中心）。总之，中共要向全世界输出专制独裁的“中国模式”。2020年的庚子年标志了美国，一定程度上欧洲也是，认识到中共的扩张性和野蛮性最终会捣毁西方的立国之本：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对这样一个背信弃义、蛮横无理的流氓黑帮政权，西方国家都觉得不可理喻，无法交往，关闭自己的大门就成了一项无可奈何的选项。

　　从1840年的庚子到2020年的庚子，是一部从西方文明国家想要敲开中国的大门转而变成想要对中国关起自己大门的历史。经历了这一百八十年，最终中国也没有能成功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究其原因，历史学家会去做很多研究，其中必然会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譬如，用描述性思维代替逻辑性思维，儒家理论对普世价值的排斥，中央之国的迷梦，偏执的历史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等等。

　　到下一个庚子年，2080年，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中国？会不会重新走上宪政道路? 今天谁也难以预言。从短期来看，前途并不乐观。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马列主义至少在目前历史阶段是成功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既满足了人性中对物质追求的渴望，又满足了对“天朝上国”的痴迷；以“四个坚持”为中心的专制恐怖统治放大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恐惧心理，阻吓了对专制统治的挑战。另外，中共极端地放大和妖魔化了民主政治中的不完善之处，瓦解民众对民主政体和普世价值的向往。综合这些因素，不能期望在短期内中国会出现政治变革的曙光。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必将同世界文明主流融合在一起。这个乐观的态度也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因为从本性上讲，人作为人，总是渴望自由的，不希望长期生活在一个高压而恐怖的环境中。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缺乏充分自由的环境中，经济发展会达到一个极限。这是因为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新技术，新的技术则源于新的科学知识，而一个缺乏充分自由的社会很难孕育出突破性，原创性的科学知识。当中国把西方的先进技术都模仿或剽窃完了以后，它的经济发展的潜能也就耗竭了。可是人性中内在的物质追求是无限的，到那时候，邓小平的法宝，用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去笼络民心，巩固政权，这个策略也就走到了尽头。

　　谁也不知道这个光明的未来会有多遥远，一个现实可行的宪政路线图还有待探索。但是，有一个共识，这应该是目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为了缩短这个“遥远”，中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理性崇拜”和“敢于求知”。这个运动的起点是自我，每个人首先启蒙自己，再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启蒙家人，亲戚，同学和朋友，最终，让理性在整个社会中成为主流，这个“遥远”就会变得不太遥远了。

　　让我们一起祈祷，到了下一个庚子年，中国人民将会摆脱专制独裁统治，生活在自由，和平，富足和博爱的家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