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科学创新的背后，都有一个自由飞扬的灵魂
中国的孩子从进幼儿园起，就被父母反复叮嘱：到了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到了小学阶段，再被叮嘱：到了学校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到了中学，就更加码：在学校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进了大学，这种要求再次升级：千万不要乱说话！
当然，这种“听话”以及“不许乱说话”的要求绝不仅仅来自于家长，更来自于社会。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主流传统的中心部分。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春秋战国那么一段“百家争鸣”的思想奔放时期，但流传后世的思想文化体系主要是三家：儒家、法家、道家。
这其中，儒家和法家都是入世的，道家以及后来从古印度传进来的佛学是提倡出世的。所以，出世的道家和佛学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较少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主要还是入世的儒家和法家。
儒家的核心是礼制，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而法家的核心则是极权专制、是对社会大众进行严刑峻法的管理、规范与压迫。从古至今，“儒表法里”就构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政治结构，从而也铸就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现在的中国家长嘱咐自己的孩子出去要听话、不要乱说话、更不要惹事，社会组织要求成员要忠诚、要绝对服从、不许按照个人意志自行其是，否则就要进行惩罚，都是源自于“儒表法里”的传统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
其中，“不许乱说话”是这种“儒表法里”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
说话，表面看上去就是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向外界传递自己的思想。其实，绝不仅如此。
语言是什么？语言绝不仅仅是人发出表达意思的声音，而是人的思维工具，是人的思维的主要载体。当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被限制的时候，他的思维能力也就被限制了。当然，对于成熟的中国人来说，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嘴上说出来的话往往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但是对于儿童和少年却往往不是这样，当他们的语言表达被限制的时候，同时被限制的还有他们的思想。在中国大多数好孩子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要顺从、要听话、要讨老师喜欢。这样的好孩子走出校门，也就习惯性的顺从权威、顺从上级、讨领导的喜欢。因为只有在学校里讨老师的喜欢、在社会上讨领导的喜欢，你才能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而科学是什么呢？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对现实的否定、是对权威的叛逆、是对世界的怀疑。
所以，科学与科技创新无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诞生和发展，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有人会对此发出愤怒的反击：你在胡说八道！你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污蔑！我们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我们的高铁、我们的5G、我们的造船量世界第一、我们钢产量世界第一、我们的导弹、我们的火箭、我们的卫星……这些难道不是科学的成果吗？
我要对这些发怒的爱国人士说一声抱歉，同时我还想说，我说的是科学与科技创新，而不是工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成果。在上面列举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工业成果里面，有哪一项是中国人发明的呢？
科学创新，就是从“0”到“1”，技术升级、工业化改造则是从“1”到“10”。从“0”到“1”难，从“1”到“10”易。
有一个姓金的名嘴到处鼓吹“中国的产业制造门类最齐全，世界第一”，“门类齐全的产业制造是国家的核心力量”。
首先，“中国的产业制造门类最齐全”是谎言。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中国的中低端产业制造门类最齐全”。
另外，“门类齐全的产业制造”也不是国家的核心力量，“门类齐全的中低端产业制造”更不是。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的产业制造能力并不是中国社会自身长出来的，而是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家和跨国公司顺从全球化的需求从先进工业国家搬进中国的。而在背后支撑这些产业制造能力发生和发展的，是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与科技，是西方国家的科学与科技的创新能力。而支撑这些科学与科技创新能力的并不是西方的那些国家机构，而是那些国家中的一个个独立、自由、思维飞扬的个体生命——牛顿如此，爱迪生和特斯拉如此，现在这位独领风骚的伊隆.马斯克也是如此。
中国的学子们已经在世界舞台上证明了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各民族之中最高的那一档次，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科学与科技专业里面挤满了来自中国的学生，美国的大学也培养出了几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顶级的华人科学家。很遗憾的是，这几位顶级水平的华人科学家都是西方大学培养出来的，是在西方的科研环境中创造出的成绩。
中国社会现在的主流文化依然是“听话”、“忠诚”、“不许乱说话”。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比如“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些暂且不论。在这种主流文化氛围中，中国的学子们距离世界一流的科学与科技创新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