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风骨与悲凉
1985年3月4日上午，在北京西三环一座简陋的礼堂里，一个颤巍巍的老人站在讲台上，他的第一句自我介绍就博得满堂彩：“我是梁漱溟，今年二十九。”
哄堂大笑，然后是热烈的掌声。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据说也是梁先生在1953年与毛发生当面冲突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讲课。梁漱溟先生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不断重复一句话：“诸位有什么问题，欢迎到我家里来谈”，并且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家的地址。那个时候自己太年轻，再加上八十年代的北京各种思想潮流风起云涌，游弋在这座充满了新鲜思想的都市里，每天都感到应接不暇，当时虽然记下了地址，但讲座过后就丢到一边了，错过当面拜访梁先生的机会。不过，从那之后，我对于有关梁先生的轶闻和典故都是十分留意的。
1938年初，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后，说：很荣幸能够结识毛先生。毛泽东则笑道：梁先生，我们早就认识。梁漱溟惊道：毛先生何出此言？毛泽东说：梁先生还记得二十年前北京豆腐池胡同杨家吗？梁漱溟说：当然记得，那是我的北大同事杨昌济教授家，我经常去拜访的。毛泽东说：梁先生每次敲门，总会有一个住在耳房里的青年来开门。那个青年就是在下。毛泽东的这段开场白让梁漱溟不免有些尴尬，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给他开门的是谁。
实际上，梁漱溟生于1893年10月，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两人是同龄人。但在1918年，梁漱溟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北大著名讲师，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操着难懂的湖南口音的北大图书馆小职员，借住在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教授家，两人之间的地位相差极大。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那次著名的冲突发生在1953年9月，其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毛泽东心气正盛，再加上在战争中痛失爱子，肝火也盛。梁漱溟在中央政府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毛泽东大为恼怒。周恩来讲话时，毛泽东屡次插话，对梁漱溟大加鞭挞：蒋介石是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笔杆子杀人；梁的“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的说法是彻底的反动思想；梁是野心家、伪君子；等等。梁漱溟想讲话解释，“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这次冲突后，梁漱溟被毛定性为“思想反动分子”，但还不是“反革命”，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身份。
梁毛冲突，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民间知识分子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之间的直接言语冲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漱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有风骨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梁漱溟先生的风骨其来有自，面对毛泽东的雷霆暴怒如此，面对海洋上的惊涛骇浪和日本军机的轰炸也是如此。
1940年5月，梁漱溟在重庆，碰上日军飞机轰炸，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只有戴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的梁漱溟一人从屋里端出一把藤椅，坐在操场上平静读书。梁漱溟坦言：“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1942年1月，在日军占领香港后，梁漱溟先生与范长江夫妇等5人搭乘一艘小帆船渡海北上，一夜间狂风巨浪、日军巡逻艇探照灯闪烁，同船之人不由得惊恐万状，只有梁漱溟在船上呼呼大睡。小帆船清晨到达北岸，梁漱溟也从睡梦中醒来。同行的人问他为什么不担心船覆人亡，梁漱溟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事后，他给儿子写信说：“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
现在的人说起儒家，都以为是酸腔酸调、脸色苍白的书生，却不知孔子开创的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是由以布衣之身担当天下的儒者所组成的。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行》）”细读这些孔门弟子传承下来的孔子的话语，再对照梁漱溟先生的言行举止，便可知真正儒者的本来模样。
在中国历史上，“风骨”是属于儒者的典型特征。但对照现代英语，竟然找不到“风骨”一词合适的翻译词意。“风骨”、“气节”、“青白眼”等等描述中国知识分子不畏权贵、傲视流俗的词汇，虽然在当代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在现代西方社会却找不到对应物，这真是一种文化与制度差异的尴尬。
所谓“风骨”，也许用孟子的这段话概括最为贴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但是，这种“风骨”在现代西方人看来却有点莫名其妙。在现代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尊严，平民与高官或富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各过各的日子，相逢一笑，云淡风轻，没有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实际上，太有钱的人往往有负罪感，需要用做慈善的方式去自我救赎；而高官往往在平民面前更显谦卑，因为他们需要讨好自己的选民。在这样的社会，“风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其实，从孔子到梁漱溟，他们用特立独行的“风骨”所追求的，不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吗？这种平等不是财富的平等、能力的平等、结果的平等，而是人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社会权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有了这些平等，不需要权贵施舍“雅量”，也没有富豪仗势欺人，还要“风骨”做什么呢？
从1953年到1985年，作为学者和师长的梁漱溟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权利、失去了教书育人的权利，同样也失去了一个儒者身体力行地去追求社会理想的权利。在那个特殊的十年里，他更是经历了被抄家、被殴打、被凌辱的地狱般的生活。他用儒者的“风骨”努力护卫自己的尊严，但是，他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失去了用自己的学问与信念改造社会的机会。当他在1985年中国文化书院的讲台上用苍凉的嗓音奋力说出自己“今年二十九”的时候，九十二岁的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快到尽头了。
三年后的1988年6月23日，九十五岁的梁漱溟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部分埋在故乡广西桂林，一部分埋在山东邹平县小黄山，那里是他壮年时代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
在中国，有风骨的人免不了命运的悲凉，就像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