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留下的四大政治遗产
第一，国际化的自由香港
1949年10月，中共“四野”劲旅携横扫大陆之威攻占广州，随后进占宝安县，来到深圳河畔，对岸就是香港，大军进占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如同探囊取物，却硬生生勒马罗湖桥头，没有踏进香港半步。这是中共统帅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所致。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代表米高扬，说了这么一段话：“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内地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海岛”指的就是台湾，留着香港发展海外关系和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是毛泽东的战略思路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有远见的。香港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扮演一个独特的中国大陆与西方往来通道，为中国大陆的军事、经济、人员往来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1980年代，邓小平两次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商定了香港和平回归的“一国两制”路线图，承诺香港的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奠定了香港1997回归之后继续繁荣发展的政治基础。香港也因此能够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继续扮演着金融与科技的重要通道，以及转口贸易和受限物质进口的码头。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香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毛泽东联手邓小平为中国大陆留下的宝贵遗产。
第二，一国框架内的台湾
上面引述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重点就是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思考：“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
1949年2月，国共内战著名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已顺利结束，中共解放军威风赫赫、横扫千军如卷席。但毛泽东却并没有被中国大陆上解放军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冲昏头脑，冷静地分析了“海岛上的事情”的特殊之处，并指出了未来的解决方式：“灵活的方式”、“和平过渡的方式”，以及“花较多的时间”。正是由于毛泽东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并且在1958年已经完全取得沿海作战优势的条件下留下金门、马祖不去攻占，而是通过有规律炮击的方式宣示国共内战仍在继续，把台湾牢固地留在了“一个中国”的国家概念之中。
1980年代，邓小平与蒋经国这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通过互派密使的方式进行往来，探讨两岸实行“联邦制”或“邦联制”统一的可能性，可惜随着蒋经国因病去世，这一进程停了下来，但却为两岸化解战争戾气、开展友好往来奠定了基调。
邓小平的智慧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洞见，1978年在谈到中日两国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时，邓小平说：“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方式来解决。”这里面的关键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形式、方式”。邓小平的这种睿智的表达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赢得了对方的尊重，而且在现实中也是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不仅对钓鱼岛问题，对其它现实中无法逾越的难题邓小平的态度也是如此：“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
搁置争议，努力做现在能做的事情，是邓小平作为具有历史洞见的政治家体现出来的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前瞻智慧。事实上，很多国家大事也跟生活小事一样，暂时搁置起来，顺应事理的发展，本来的难题届时可能就会迎刃而解，而不必为了急于求成而大动干戈。
毛泽东和邓小平正是这样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为历史难题预留了巨大的辗转腾挪的解决空间，从而把台湾牢牢固定在“一个中国”的国际政治框架之内。
第三， 中美友好关系
1949年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特意留下试图与中国大陆的新政权建立联系未果，中美两国也就因此互相错失了二十多年。1971年，毛泽东痛感与苏联交恶后中国大陆面临的孤单国际环境，抓住时机启动“兵乓外交”，促成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重返联合国，获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可以说，是毛泽东为1979年的中美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的1月28号，邓小平访问美国，明面上只是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但实质上却开启了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中美两国全面合作的蜜月关系。这种蜜月关系虽然在1989年之后一度被冷却，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之后逐渐恢复，奠定了中美经济、科技、教育、贸易等一系列长期合作的基础，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铺设了四通八达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石之一。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联手为中国大陆政权留下了三大政治遗产，为中国大陆的长远发展铺设了道路。
第四， “不争论”的世俗化经济改革开放之路
这是具有鲜明的邓小平个人特色的政治遗产。
1989之后，中国大陆左倾思潮泛起，几乎阻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之路，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力主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姓社姓资”话题“不争论”，为中国大陆继续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
“不争论”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不争论”的形象解读。1979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邓小平就明确指示“不要争论”。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不搞争论”就是把意识形态话语暂时冻结，贯彻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质的哲学意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世俗化”。这是欧洲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统治之后进入“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的解放”、进而爆发“工业革命”的必由之路。对于在1949之后的意识形态教育环境中长大并习惯于非黑即白判断标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的这种“不争论”哲学看上去是推卸历史责任的一种苟且手段，却不明白这种朴素的世俗化哲学思想恰恰是人类现代社会宽容与多元化的基本特质。
正是在邓小平这种“不争论”的世俗化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大陆在1992之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的解放”和经济制度的“底层设计创新”，从而开创了延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
当然，由于邓小平没有见识也没有勇气开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大陆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弊端丛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无论历史怎样评价中共以及中共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都不能否认他们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联手为中国大陆的长远发展留下的以上四大政治遗产，其中蕴含的深远洞见和历史智慧是值得回味的。可惜的是，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显然不具备他们前辈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