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国之初，面对东方与西方两大对立阵营，选择了向苏联东方阵营“一边倒”。在今天的中国政府里和民间，更多人认为，在两大阵营间搞平衡对中国更有利。在当时也确有很多国家选择了平衡的路线，比如埃及，印度。即使在供铲阵营里，也有国家如南斯拉夫，对苏联保持距离，以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于是朋友中多数人猜测，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是这个“选边站”决定的原因和时间起点。这个想法可能是不对的。持这种想法的人忘记了1949年美国政府出版的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和毛泽东的多篇应答文章。我找到些相关史料，下面与大家分享。为避免不必要的细节性或技术性争论，此文引述了较多的关键人物原话，并很多引自《毛泽东选集》。对《中美关系白皮书》关键引文的翻译，也主要采用《毛泽东选集》里的版本。

中共和美国决裂在先，朝鲜战争在后。前者大约发生在1949年夏，当时中共已占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后者始于约一年多后的1950年冬。不是朝鲜战争造成了“一边倒”，但“一边倒”确是朝鲜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共内战开始，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变冷，但关系决裂的标志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同时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附信》。之后不到十天，毛泽东从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连续在新华社发表五篇对《白皮书》与《附信》的评论，其中包括著名的收入大陆官方中学教材的《别了，司徒雷登》。简单地讲，当时中共即将武力夺取政权，对充满怀疑的美国摊牌。美国说，我们支持中国民主，但认定中共将实行专制。毛说：对，我们就是要专制。我们的军队横扫中国，我们可以独霸权力，以后不需要被分权被制衡，所以不要民主，也不要美国掣肘。摊牌的后果是双方决裂。

《白皮书》洋洋洒洒100多万字共1054页，包含很多原来保密的美国政府内部文件，全面总结从1844年到1949年百余年间的中美关系，重点在抗日战争后期到1949年。《附信》则是浓缩的政治总结。两篇文字对国民党政府严厉批评，对中共放弃希望，对中国近期未来悲观，但对远期未来存有乐观。艾奇逊明确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中国）政府能趋于稳定和走民主之路，并在此条件下保持中国的和平”。但他承认此目的已达不到，“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美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之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到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评论中共：“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对中国远期未来：“...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关于什么是艾奇逊讲的“摆脱外国的羁绊”，毛泽东在其第一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给出解释：“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

《白皮书》与《附信》发表后，国民党，共CD和中国社会各界震动。当时是内战和中共建国极端紧张而关键的时期，但毛还是抽出时间和注意力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五评白皮书”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些文章，政治内容分量重，篇幅不短，并且完成时间密集。这在毛一生的写作过程中都罕见，可见毛和整个中共对《白皮书》的重视。“五评白皮书”经常大  段引述《白皮书》与《附信》中的话。毛态度痛快地承认，中共将实行美国反对的专制制度，反对新闻言论自由，切断中国社会原有的与美国的多渠道民间联系。毛全面否认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甚至用激烈和长篇的文字，点名骂美国政府内的，对中共怀柔派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宣示自己绝决的态度。从此中共仇视美国为敌人。

《白皮书》与“五评白皮书”是中共与美国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强烈地冲击了中共党内和中国各界人物的思想。在此之前中共与美国曾有过很长的关系热络期。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有过美好的期望，并为此从多方面长期观察中共。美国左派人物很早就把中共介绍给美国大众。1942年初，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就对中共感兴趣。1943年9月，史迪威提出了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共同抗日的建议，但被蒋介石否决。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始向华盛顿提供全方位的关于中共的报告，直到1947年4月观察组离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9年6月竟然不随国府南迁而留在北平，主动与黄华接触，为美国与中共的未来关系做最后努力。二战期间及之后，美国一直是民主党当政。美国左翼思想对民主党影响较大。杜鲁门政府，看到中共比国民政府廉洁，行政更有效，曾对中共抱有幻想，认为中共有民族主义成分，所以可能会容纳资本主义，或至少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虽然排斥资本主义但不完全受控于苏联。中共当时弱小，距离政权还很遥远。苏联当时深陷对德国的战争而自顾不暇，使得当时的中共失去了传统的思想政策的主心骨，也失去了金钱与物质的来源。美国的关注和接受可以为中共带来巨大好处，包括被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城市知识阶层认可，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合法性，减轻国民政府武力清剿的压力等，当然还有信息和物质上的直接好处。为了得到美国的接受和肯定，中共当时努力表现，态度殷勤到了愿意说几乎任何话做几乎任何事的程度。其中最能打动当时中国人心，和最能让后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中共那段时期无保留地推崇民主，自由，人权和美国制度。下面就民主等关键议题，对比“五评白皮书”和抗战后期的中共政治宣示。

民主与专制

1949年8月：毛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抗战后期：《新华日报》1945年4月：“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刘少奇1940年12月：“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新华日报》1942年11月：“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新华日报》1944年2月：“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

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

1949年8月：毛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说：“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抗战后期：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刊于《解放日报》：“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3月：“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美传统友谊

1949年8月：毛在“五评白皮书”里对此长篇大论。大概因为美国在抗战期间曾对中国的巨大帮助，在当时中国一般老百姓心中，美国的地位非常崇高。在《“友谊”，还是侵略？》里，毛首先大段引述艾奇逊的原话，然后反驳。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毛主动补充：“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毛又说：“（抗日）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但毛把美国对中国的通商政策，宗教与慈善，和教育交流，统统归结为美国对中国的“精神侵略”；把抗日战争时的美国对中国军事和物资援助归结为“帮蒋介石杀中国人”。毛说：“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毛说：“（美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毛又说：“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新生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全世界战争受害者提供食物救济。当时中国打内战，饥荒连连。城市里学生和市民经常举行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国民政府于是大量申请接受美国粮食援助，然后向老百姓提供廉价美国面粉。在《别了，司徒雷登》里，毛对此予以激烈的讽刺。毛说：“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并赞扬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还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抗战后期：毛泽东1944年对谈谢伟思等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新华日报》1943年7月：“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总结

对比1949年毛的“五评白皮书”与中共抗日战争后期的政治宣示，差别不可谓不大。以前民主平权的保证，彻底翻盘。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政治，虽看似纷繁，但主线只有一条，就是抓权。古代的帝王们，尤其是靠武力上位的新帝，都痴迷权力，坚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权力，他们目空一切，包括伦理道德。如刘邦赵匡胤朱元璋朱棣等，为权力可以干任何事，杀任何人，违反承诺则是太小的事了。1949年的毛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帝而已。毛与美国绝交，根本上是因为不想自己的权力被美国，或任何人，掣肘制衡。类似的为权力而耍无赖的事，以后在中共历史上又多次重演。比如1960年代和苏联决裂时的《九评》，多方面和“五评白皮书”相像。看似在争论冠冕堂皇的理论问题，实质上是毛和赫鲁晓夫争权。89之后“郑重保证”要打击腐败、清除特权，是为保政权的权宜之计。之后腐败和特权的爆炸式增长，是因为政权保住了，要享受权力。当年保证香港2017年普选，是为了暂时安抚民心，夺回香港治权。现在出尔反尔，则是为了避免政权未来受到民意挑战。中国公民社会被严重限制，没有人守护大众利益。老百姓作为整体，不知不能不敢为保护自己的权力而奋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这些“枭雄”们很简单很粗劣的谎言欺骗。

初写成于2014年10月下旬，发布于2014年11月中，后有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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