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年前到30年前及以后和更以后

　从100年前到30年前及以后和更以后

作者：生命之轻

　　我们要说的100年，是中国4000多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中，社会变动最剧烈的100年。可是这100年变动的主线，经历曲折，穿越迷雾，走到今天，竟然意外地简明清晰，即走出帝制，走出秦制，走出一党专制。

　　（一）

　　中国最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地方是，2200年前就实现了从分封制（封建制）向统一大帝国的转型。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兼并战争，六国灭·，四海一，在秦始皇手上完成了统一。以后的中国，因农民起义、因外族入侵，分分合合，但争夺的都是绝对皇权，帝制和郡县制的文官治理体系自此成为社会的标配和历史的主流，区别只在帝国的版图大小。

　　而西方国家，德国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才完成统一；日本也是到1870年代的明治维新，才实现废藩置县，归政天皇。欧洲诸国统治者相互联姻，形成家族，某位君王绝嗣，他（她）的外国家族成员也可以继承王位，而女儿出嫁则可以带着自己的领地并入他国，王位和版图都没有那么神圣，改朝换代，有矩可循，很多情况下都不必诉诸战争与杀戮。即使后来通过军事征服出现的、内部包含多种文明的大帝国，其结构依然可以是封建领主制，每个人只效忠自己的主子，并没有普天之下、万世一系、一竿子插到底的绝对皇权。此外，欧洲还有教权制衡着世俗王权，还有商人通过赎买而结成不附属于领主的自由邦。总之，保存诸多差异的小共同体，就有了思想的空间、竞争的空间和进步的空间。罗素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二）

　　中华文明的早熟与早衰，深受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一是黄土高原易于开垦的土地，使中国早早进入相对安稳的农耕文明，从石器、木器、铜器到铁器，产量增加，人口繁衍，小共同体扩张为大共同体，部落和部落联盟演变为国家，从分封制的国家到大一统，其背后一是稳定的农业生产力，二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统治者治理大共同体的能力。三是中国与其它先进文明的隔绝，中国核心地带，北方是大漠，东方是大海，西方是高山，南方是瘴疠之地，周围只有劫掠成性的落后民族。中华民族走不出去，守着相对安稳的“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的生活方式，被束缚于土地，也没有走出去的动机。

　　我们和西方航海民族、游牧民族比，长期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缺少新鲜事物的刺激，缺乏来自其它文明的挑战和启发。面对年复一年的自然规律，和日复一日的社会人际关系，我们的祖先渐渐失去思考人与自然之本源的好奇。除了屈原的《天问》、老庄、和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片段，中国人，曾是上千年的第一大经济体，只是记录和接受既成事实，对人类的科学、数学和哲学，几无贡献。中国人90%以上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享乐和人际关系上，总算，前者派生出诗歌和围棋，后者催生了儒家文明。

　　（三）

　　古人云：“食、色，性也”，什么性？动物性。有人主张，西方人重色，所以有了辉煌的艺术（如弗洛伊德所主张），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古希腊的悲剧和史诗；中国人重食，为了口吃的打得不可开交，所以阶级斗争绵延不绝。这是戏话，当不得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国，战国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国降卒就达20万。战争、饥馑、瘟疫、天灾，哪怕削去一个地区1/3甚至1/2的人口，几十年就长回来了。显然，光靠吃，是吃不出孩子的。

　　如果本能一样，何以文明却走向两岔？你应该能想到答案，中国人只做不说，我们的文明从源头上就带着虚伪的基因。如果你比较中国神话的诸神和希腊神话的诸神，中国神灵都道貌岸然，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都重色重到淫乱无度。如果我们假定神话多是来自原始祖先的事迹，而人类的原始公社都经历过群婚、乱婚的阶段，我们只能认为希腊诸神的行为方式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在阳具崇拜时代，性能力最强者就是部落的大神。而中国神话“为尊者讳”，缺少西方那种诚实的品格，我猜也有它的不得已——维护大共同体中的婚姻秩序，高效繁衍。如果进而联想到，《圣经》中的“原罪”可能也源自原始公社的性交模式，那中国人的避讳文饰和选择性遗忘，影响就更深远，与神绝缘。公元7世纪才出现的伊斯兰教，因已远离原始公社，又允许多妻制，他们也自说自话地替上帝赦免了人类的“原罪”。

　　（四）

　　如果各民族的神都与祖先相关（如从最早的日本天皇家族演绎出日照大神），这里的中国特色又是一个话题。古埃及人把死者的像画在人形棺材上，经历几千年的岁月风尘，仍栩栩如生，这是一种真正的爱与不舍。而中国人对死者的敬畏，是怕他(她）还在我们中间作祟，送葬，祭祀，敬天法祖，只希望他一路走好去往另一世界，别再骚扰我们。中国人抽象不出灵魂的归宿，很直观地想象自己躺在坟墓里的感觉，假定死者的灵魂必是充满怨恨的：为什么你们都活着，就我死了？同时也假定另一世界一定不会善待他们，所以才需要我们定期给他们烧钱上供。这样的祖宗保佑能有多大神通且不说，却形成了 1）贿赂神明的传统，泯灭了人可能有的宗教情感，2）各小共同体供奉自己的祖先，大共同体就难有统一的、制约现世首领的神明。中国人的信仰和文化建基于惧怕与假装，不求真相，只求合宜，从众，现实得近乎自欺欺人——祖上已心领了，贡品我们替他吃了吧。

　　（五）

　　出自东非大裂谷同一祖先的各种族，在遗传基因变异上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而自然环境的差异和人类对这个环境的生存反应，将各民族早期文明引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中国最早出现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我以为是3个因素在起作用，早熟的农耕文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大共同体的治理过程，与其它先进文明的地理隔绝。大一统的推动力是治理水害、防御边患、还是纯粹的君王兼并野心，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和走出帝制相关的是与治理大共同体相关联的、形塑民族性格的文明特质——没有个体、自由、权利的观念，彻底地现实地活在当下，彻底的无神论，依附于共同体，只要合宜可以接受任何似是而非的观念或附和众人之说，崇拜权力，屈从暴力，富于心计而蔑视真理，缺乏自省、真诚和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机会主义和流于形式，等等….

　　在爱琴海阳光下牧羊的古希腊人，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古中国人，他们后来形成的观念发生碰撞之前，历史流淌过了3000年。

　　(六)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说过：一部中国史，就是汉族核心地区不断被异族入侵、统治和同化的历史。中国人的隐忍屈从，兼容并包，实用主义，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一脉相传。但中国人的悲哀就在不断被周围落后民族打败，却没有新的文明、新的生产方式融合进来，只是使专制变得更野蛮，社会变得更虚伪，更固步自封，更万马齐喑。

　　事实上，一脉相传，并不意味着比西方的文明更迭，少流血。从秦始皇到袁世凯，中国一共经历过83个王朝（国号），408位皇帝，他们每一位的上位和倒台都大概率地伴随杀戮和流血。中国一直在为丧失创新能力的大一统专制和治乱循环，付出代价，不仅是生命的代价，还有文明毁灭、社会停滞的代价。

　　一个专制王朝的崩盘无非三个原因：1）外族入侵，2）民众造反，3）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内讧。到了明清两朝，以前的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外戚掌朝，朋党争讼，都绝迹，专制皇权第3方面的危机基本被消除。李自成和太平天国两次造反，连没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改朝换代都没有实现。而满清征服中国后，被落后民族打败的噩梦也作到了头。大一统专制将千秋万代了吗？终于，经历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西方先进文明来叩门了。

　　（七）

　　虽然西方文明的叩关只求贸易与交流，完全不同于古代鼙鼓动地、铁骑奔突的异族征服，却引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老大帝国的恐慌和抗拒。东邻日本很快领悟和顺从了西方的意图，开埠通商，革故鼎新，还在佩里船长登岸处勒石纪事。中国呢，为保持闭关锁国，不惜开战，闹出所谓“百年屈辱”，被日本远远甩开。屡战屡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变法维新，还是没挡住西风东渐，民智启蒙。曾坚信“不怕，有兵在”的清廷，最后还是败于兵之手。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200年的家天下帝制，但经过1912~1949的博弈挣扎，中华民国到底也没在大陆扎根，中国重回党天下的帝制。

　　在大一统的“空窗期”，中国向何处去，取决于谁、用什么体制能真正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100年前的“五·四”思潮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多大直接的影响，值得怀疑。爱国运动，无可厚非。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没人游行，因为那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国，我爱不着。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华权益让与日本，不公，抗议，紧接着就在华盛顿和会上纠正，因为这个国已是民国——人民之国，“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有人说“爱国压倒启蒙”，导致国家主义之一种的马列主义谬种流传。是吗？启蒙运动早在清末就已启动，并推动了清朝的垮台，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迎接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ience），甚至白话文，都是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启蒙，是刷新虚伪繁琐的旧文化，已不再是追究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的国家主义启蒙。其次，中国的马列主义都是从日本传入的，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给日本带来马列主义，而它在中国漫长的专制文化中生根了呢？说到底，是当时还在摸索、过渡中的制度和社会状况，决定了五·四的思想高度和它后来的影响，而不是反过来，五·四思潮决定了后来中国的重回帝制。

　　（八）

　　如果我们真要挑剔前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只反对儒家道统，反对中国文化的虚伪和束缚人性，而忽略了帝制意识形态的内核——鼓吹“以天下奉一人”“视万民如刍狗”的法家。数千年来，外儒内法，法家是皇室秘笈，对百姓宣讲的都是君臣父子、礼义廉耻。可是你看看商鞅、韩非这些人鼓吹的极端利己和极权主义，赤裸裸地反人民，他们不装，连君权神授都懒得说，我只告诉你怎么严刑峻法让旧贵族和人民屈从，所以2000多年后的毛泽东赞赏法家，实践法家，镇压百姓、折辱知识分子，直言“百代都行秦政制”，我比秦始皇厉害1万倍——秦始皇只坑了400个儒，我们镇反杀了何止400万！习近平最能听得进去的就是这些，所以他也公然把人民共和国偷换成了“共产党的家业”——我就以人民的名义以权谋私了，你能怎么着吧。

　　五四一代以为清朝垮了，袁世凯败了，帝制意识形态也灰飞烟灭了吧。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后来的反右与文革，想不到到了21世纪中国的诺奖得主还瘐死狱中。

　　（九）

　　让中国重回帝制的马列主义，在大一统的空窗期，怎么就成了燎原之势呢？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根子不在主义，在试图重整河山的各派政治力量。当时割据一方的军阀后面都站着外国势力，欲统一中国的南方国民党人也不得不依赖高举反帝旗帜的苏俄，于是有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接下来是国共合作、北伐、宁汉分裂、清共，中共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在各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武装割据，然后十年内战，直至日本人打进中国才停手，再次联合。8年抗战，国军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中共在敌后“七分发展、两分摩擦，一分抗战”，逐步坐大。以后苏军将东北和大量装备送给中共，而国民党因抗战胜利在“劫收”中迅速腐化，此消彼长，国民党渐落下风。与苏联的暗中积极介入相比，美国对援助腐败的国民党渐失信心，最后撒手，中共席卷天下。

　　（十）

　　马克思加秦始皇，共产主义加专制集权，这是双重的发展创新：中国出现一种新帝制，马克思主义出现一种新发展。按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社会不再需要不再容忍不公平的产物，而在实践中，只有各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起发难，才会成功。列宁说，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力量最薄弱的环节，一国革命可以首先胜利，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生产力，输出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说，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觉醒都不是必要条件，只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你爱怎么发展爱怎么折腾，都随你，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有专制传统和阶级斗争传统的落后国家实现，实现后还不能因发展生产力而变修，还得继续革命，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彼岸。除了借用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来代替“奉天承运”外，毛用中国式的专制思维，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

　　（十一）

　　笼统地说列强，说帝国主义，忽略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异数：我们离欧美太远，离俄、日太近。清朝垮台后，民国政府一直在挣扎，试图建立起对全国的有效管治。此时，俄日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渐渐显露。欧美从敲开清朝的国门起就知道，中国不是印度，它的经济总量和治理能力，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将它变为殖民地，而各国瓜分中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又糟蹋了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所以欧美，尤其美国，基本上是和中国站在一起，抵制俄日，尽可能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日之间，侵略中国的策略也不同。日本是直接的领土野心，得了台湾，又想满洲，最后全面侵华。他们认为，你中国打不过满清能接受它的统治268年，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统治？日本比满清进步、强大，与中国也有更深的文化渊源。苏俄呢，因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先胜利”，被全世界帝国主义围剿，无力直接入侵中国，它的唯一希望是通过中共作它的代理人，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

　　二战，日本战败，满洲光复，台湾回归，中日之间的账已经算清（钓鱼岛不过是捕鱼权之争，大不了还交还美国托管，搁置主权）。而中苏之间的恩怨，源远流长，即使到今天也远未了断。

　　（十二）

　　中共从建党之初，就是靠苏联的卢布，它内部的自我认知也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谁当头都要莫斯科点头。只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中心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行不通，而老毛的占山为王，胁迫农民入伙的盗匪策略，柳暗花明（当然，打的是阶级斗争的旗号，苏维埃的旗号)。最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愚蠢，葬送了根据地，红军弃城而走。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了80%，电台也丢了，共产国际够不着了，老毛在遵义上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红军最后能到达陕北，主要是蒋介石尾随战略，湘江之战后红军大势已去，中央军追而不打，尾随红军，顺势进入西南各省。和毛的“用兵如神”，没半毛钱关系。但当老蒋准备最后收拾红军时，老毛后来千恩万谢的日本人出手了，“七七事变”,尤其是此前的“西安事变”，老蒋被抓，只能收手。

　　（十三）

　　在打天下过程中，毛就坚信自己比斯大林、季诺维也夫高明，更懂中国国情，只是有求于人，不得不作低服小，甚至为了得到苏联二战淘汰下来的武器，不顾新中国刚成立，就为斯大林、金日成打了一场朝鲜战争，死了50万人，从此被绑上苏联战车，也绝了渡海攻台的念想。

　　毛一生耿耿于怀于两件事：1）早年，这个操一口谁也听不懂的湖南话，满脑子无政府主义胡言乱语的青年，被五四一代的北大学人轻慢；2）受了共产国际太多腌臜气，莫斯科回来个鸟人就是爷，一句话就把国内同志的流血奋斗都否了。前者种下了毛后来迫害知识分子的远因，后者导致了中苏最终决裂。

　　斯大林一死，毛觉得他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他一手缔造了红色中国，功绩和思想都远超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所有共产国家的领袖。可惜，中国经济太不争气，工业基础还要靠苏联援建。于是毛发狠，大跃进，饿死3700万人，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灾难。而为掩饰他的失败，清除反对他胡来的党内同志，毛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地左转、反修、把阶级斗争从地富反坏右扩散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内走资派，遂有十年内乱。

　　（十四）

　　我以为，未来史家治史，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成两部分，前朝与后朝，以文革结束，四人帮就擒断代。因为前朝太另类，不仅是政权暴虐，而且形成一种长达27年非理性的社会运动，成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无双，带有返祖倾向的半现代社会。而后朝，虽然继承了一党专政，但它的腐败却是否定前朝的产物，至少在动机上是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它因体制性的以权谋私而色厉内荏，只能回归传统帝制，以专制暴政维稳，并无新奇之处。

　　前朝至少有5个特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1）否定私有产权，在“一大二公”和奴隶劳动的基础上，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2）以翻旧账的方式大搞阶级斗争，形成一种全民互害体制；3）大规模迫害、羞辱知识分子，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4）全民狂热的个人崇拜，一句“最高指示”，山河色变。5）斗私批修，以强制思想改造，塑造共产主义新人。

　　所以我一点不同情，甚至有点鄙视，担心文革重演的无病呻吟，我怀疑那些不甘被边缘化的文革中人，内心深处可能还盼着重演，他们的一生已经定格在那个灰暗的年代。真正清理文革，要到发动文革的党下台，你若舍不得党下台，就别混淆视听。明摆着，朝代变了，没有上面5条，你演的了吗？

　　（十五）

　　后朝开国，有一个拨乱反正、去毛化的开明期，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平反冤假错案，给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解散人民公社，开放私人经营，给公民以迁徙自由，恢复高考，知青回城，对外开放，提振教育科研，等等，几乎是对前朝的全面逆转。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开明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的自然结果，不幸它也导致了开明期的终结。接下来，是后朝的腐败期和反动期，向帝制的本色回归。

　　中国人势利，惟以成败论英雄，这是文化底色，你没法指望他们有更高境界。6·4清场是因为学生们太过激，不知见好就收吗？如果你对比苏联东欧，为什么人家都成功了，唯我向隅？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人家一上来就非常明确地提出社会转型，共产党下台，理由就一条，你那一套70多年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中国学生可没提打倒一党专政，共产党让贤，至多是要李鹏下台，邓小平退休，却遭杀身之祸。那个扮演先知的名嘴，唾沫四溅地告诉你，这就是中国国情，狼说你该死，你就得死，谁让你到河边来喝水？老实在家呆着不什么事都没了吗？

　　（十六）

　　其实我们如果退回到当年的时空，民众和学生确实还沉浸在后文革-解放思想的 euphoria（欣快感）中，他们觉得剔除四人帮那样的坏共产党，换上胡、赵那样为百姓着想的好共产党，中国就会变好，共产党没理由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前8年不是都在遵从人民的意愿，改正毛时代的错误吗？后朝开明期，当时社会矛盾还非常初级，转型的形势远未成熟。那时的官倒，现在看简直算不上事，只要“民倒”也放开，就没人在乎了，何必非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邓小平的物价闯关，引起通胀，于是民众被动员，误以为都是官倒、康华、邓朴方造成的，文革那种“造反有理”、有道伐无道的劲就上来了。谁是坏共产党，你们老百姓要作党的主？而且用文革方式？这就杠上了。

　　共产党里除了邓小平还有陈云那另外七老，他们不喜欢改革开放，不喜欢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不，出事了吧，都是你老邓支持胡赵搞自由化惹的祸。你要么认错下台，中国回到不折腾的文革前17年，要么收拾掉资产阶级自由化，保住改革开放。邓选择后者，武力清场，干了老毛七六4·5都没敢干的事，中国民众和全世界都傻了眼，保守派也没话说了。

　　“天有常情事有缘”，我们不割断历史看六四的话，是当时的时势和民情民心，引发了党内的逼宫和反逼宫，政变和反政变。真正的焦点不在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而在邓小平与保守派元老之间。现在的研究者只说民众不过激就如何如何，而不说党内保守派，不反自由化，不给市场化改革设置那么多障碍（如价格双轨制），后面很多矛盾（价格并轨-通胀）岂不根本不会发生？这就是中国体制内学者的官本位思维取向，“臀部的封建纹章”。

　　（十七）

　　六四清场几天后，老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在北京见到邓小平。他代表了全世界的疑虑，正在挣脱暴虐毛时代的中国何以犯下如此罪行？接下来准备怎么走？老邓作了怎样的解释和承诺，不得而知。但是对六四的定性渐趋温和，也没有发生对学生的大规模清算，方励之夫妇走出了美国大使馆，被捕的学运领袖在关押若干年后陆续被流放到美国，而保守派元老属意的李鹏、邓力群都没有上位，从上海找来了滑头的江泽民。保守派希望回到不折腾的前朝，没有发生。相反，以武力清场获得绝对话语权的老邓，慎了3年后，开始南巡，重启经济改革，而且讲明，不许讨论姓社姓资。被治理整顿和国际制裁压抑3年的中国经济，在私有化、市场化的推动下，焕发生机。保守派元老彻底失声。

　　89六四的后续发展，证明了我的判断，事件的真正焦点，不在邓-赵之间，在邓-陈之间。邓动武，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保住代表他历史地位的改革开放，不是要回到前朝。谁能削去邓的权力？显然不是赵和学生，是两宫太后中的另一宫。在如何平息学运上邓-赵意见相左，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方向一致。所以学运过去后，邓多次希望赵写个检查，出来工作，说赵的13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但赵不能认同杀人，坚守底线至死。

　　当然，耀邦跌倒后，邓-陈之间也有一个默契，永远搁置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学生的偏执导致党内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不可能，其实是欲加之罪。两宫太后在六四前就定的事，赵不倒或复出，也一样做不了。周孝正说邓已同意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每届递增5%，被六四断送。每届5%，20届党代会，100年，才差额选举，候选人还是主席团和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名，这叫政治体制改革？骗鬼去吧。为了抹黑六四，讨好当局，周名嘴也太不爱惜羽毛了。

　　（十八）

　　30年前的以后，可以说3件事——权贵私有化，经济崛起，抛弃韬光养晦展现“厉害了我的国”。看起来是3件事，其实也有一个前后一贯的逻辑叙事。

　　权贵私有化起初是说改制，搞活，卸下财政包袱，克服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效率低下，其实就是分赃。前朝以革命的名义化私为公，垄断了全社会的生产资源，后朝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说是走市场化道路，以符合入世的标准。他们总能找到冒充全社会利益的说辞。胡平说，枪都开了，人都杀了，这点以权谋私还不敢吗？不讨论姓资姓社，也不是因苏东变天“觉今是而昨非”，是我们既然靠暴力把持政权，靠政权攫取利益，何必还要用意识形态作茧自缚？保守派元老也别装了，权贵私有化也有你家的份。陈云家的孩子，王震家的孩子，回家和老爷子一说，都懂了。

　　分赃避免了休克疗法，产权明晰同时保持原有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完整，无缝对接到市场条件下持续运作，有利于经济，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且资本的自由化伴随着雇佣劳动的自由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可以自由迁徙，才取代了铁饭碗时代的下岗国企员工，让中国进化到象狄更斯时代一样黑暗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的发财热望和血汗工厂制度，当然也吸引了国际资本，世纪之交，朱镕基承诺一切先加入WTO再说的策略，让外部资金和技术如潮水般涌入，同时使中国的外部市场如天际线般广阔，出口倾销，连年翻番，基建楼盘，大干快上狠捞，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何以南巡 + 改制 + 入世缔造的权贵资本主义盛世如此短暂？何以新主上位不能继续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不折腾”？何以非和美国叫板走上资本输出、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内外矛盾使然。矛盾的总根子就在中国特色，市场+专制。市场绝不意味着党国放弃控制，相反，市场意味着只要是权力就能控制，就能牟利寻租，就能体制性腐败。发散性的腐败是不是经济的润滑剂？和前朝的计划经济比，是，和民主法治国家比，不是，它增加交易成本，它也腐蚀体制本身。你看，反腐的发条一拧紧，就出现懒政怠政乱政，乃至高级黑低级红。从中国特色的源头说，权贵私有化就没有合法性，而且没办法逆取顺守，重回法制的轨道，只能眼看着法纪崩颓、社会溃败、贫富分化、环境破坏、人心萎靡。既然这不是你要的中国梦，你要执政下去又不能不做事，国内的改革，老大说了，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只能搞国家主义，用举国体制对外扩张，让厉害国麻痹国人的不满，然后引起外部世界的反弹。红色帝国从盛世转入末世。

　　（十九）

　　终于要说更以后了。两句话：1）专制帝国不会永垂不朽，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2）中共和民众，现在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但长期地看，民众的害怕会越来越少，中共的害怕会越来越多，骆驼早晚被稻草压倒。理由呢？a）不管当下的中国民众多么畏葸冥顽，科技在进步，信息分布越来越平均和透明，中共的宣传，他们的用心，他们到底有多大能耐，大家只会越看越清楚。b）更真诚、更少私心、更不畏惧的新一代不断登上舞台。

　　还记得前面总结的导致专制王朝崩盘的三个原因吗？1）外族入侵，这在战后国际秩序下，已不可能；2）民众造反，至少六四不是，他们当时还没意识到中国需要社会转型（而三年大饥荒，整村整村的人饿死，也没人敢抢县里的粮食局）；3）统治集团内讧，前朝的覆灭是一个典型。六四，是另一个由于人民的抗议所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虽然它以最极端的手段成功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崩盘，但人民的流血种下对专制的仇恨，而且它使这种极端手段难以再用。

　　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三个因素都会发生变形，形成新的组合。外族入侵可能变形为对红色帝国的共同抵制，变形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包括意识形态、人权和地缘政治的冷战；民众造反可能变形为维权、公民抗命、不合作、网络舆论乃至大规模街头抗争；这些内外因素又会和统治集团内的纷争、不同步、错判、甚至动摇相结合，生出多姿多彩的内讧、内耗、对峙和决裂。今天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太多元了，所以才导致习越集权，中共的统治力越减弱，越来越多的常委、局委成为旁观者，偶尔上台跑一圈龙套。都拜托你啦。习老大呢，外有川普，内部离心，手足无措，为了显示他还在管事，甚至能想出改地名的荒唐事。

　　设想，如果将来北京出现了香港反送中的一幕，习能调的动部队吗？部队愿意为他杀人吗？部队为什么不趁机作好人，学袁世凯，逼老大和示威者谈判，由他们掌控局面呢？那从习的博弈策略想，与其被部队出卖，将来被人民审判，何不从一开始就由我向示威者让步呢？以前人们总惋惜，以今天共产党的腐败，如果是当年国共内战的形势，共产党早垮了。今天我们应庆幸，未来的转型，不是内战的形势，是清廷不得不退位，8·19苏联军队欣然倒戈，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自请下台的形势。

　　6·4的最大意义就在它使屠杀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你以流血希望保住的政权因你的疯狂而变得没有存在意义。你习老大可以发疯（从他晒书单的装逼范儿，也未必），具体执行者、扣动扳机的人呢？当年的当事人，从邓家杨家的后人到“共和国卫士”都一致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你能猜想他们的感受吗？所以和平转型将是大概率事件。剩下的事，就看麻秆和狼，谁先不怕了。

　　（二十）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它从哪里来？本文一直追溯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人类的立场、普世的立场，它是一个好的特色吗？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说，人类是所有物种中最后出现在地球上的，却是唯一能用自己的大脑改变自然的物种。但在人类进化的亿万年间，我们的很多祖先只是“默默地活着，悄悄地死去，什么都没留下”。如果有一种文明，反对普世价值，反对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说，孩子们，你们已经获得温饱，别要求更多啦，默默地活着，悄悄地死去吧··· 这是符合人性的特色吗？由这种特色产生的制度，值得维护吗？我们那样活法对得起我们进化了亿万年的大脑吗？

　　王东岳先生说，文化是一种生存现象，是智性动物以智性方式对其生活环境的反应。他还说，越原始的人类文化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越现代的文化受的影响越淡薄。看看我们周围的生存环境，已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时代，我们还能说是原始的人类文化，还要恪守农业文明的特色、恪守帝制的传统吗？中国人一向标榜自己聪明，什么是聪明？不是抖机灵，不是唯利是图，是同情心和学习能力。如果我们中国人还自认为是有学习能力的智性动物，而不是行为被遗传基因所规定的低级生命，请对周围已经改变了的生活环境，作出智性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