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脊梁——盘点近代史“学生运动”

　　中国的脊梁——盘点近代史“学生运动”

作者：花蜜蜂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有坚强的民族主义情感支撑着。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奋发图强的历史，也是天下读书人不断推动进步的历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这些豪言壮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寒窗苦读”的学子，在外族入侵，列强凌辱之时，他们有拍案而起，舍生取义的壮举。他们也参与了披挂上马、收刀下马，“打天下，得天下，治天下”。中华千年改朝换代，“学而优则士”，兴旺国家，离不开读书人的努力。

　　毛泽东曾经对学生们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学生荷尔蒙分泌旺盛，热情洋溢，最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一旦遇到适当时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必然会强烈释放出来，他们最容易冲动且义无反顾，“学生运动”成为近代推动中国不断变革进步的原动力。

　　研究近代史上发生的学生运动，许多专家为运动寻找思想基础，时代环境基础，经济基础。为纪念这些运动，国共两党还为事件赋予更多自己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为自己需要拔高了的优秀政治人物。这里，蜜蜂试图从学生运动中发现更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基础。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学生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朝迅速衰败，奄奄一息，朝野仁人志士图谋发动变革，挽救王朝的命运。1861年启动的“洋务运动”，朝野共同努力经历三十余年，并没能使中国强大起来。1894年的一场“甲午战争”，“北洋舰队”惨遭小日本毁灭，大清国不得不割地求和。

　　1895年春天，各省举人乘坐“公共马车”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会考。会考结束，正在等待朝廷发榜的时候，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其丧权辱国的内容包括割让台湾及辽东，赔偿战争款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被披露，引发举子们群情激愤！

　　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出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强烈反对与日本签约！在北京马上有600多人联署。《上书》的内容流传出来后，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中国东北）的举人们接连响应，从不同渠道联署向朝廷上书。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各省举人与北京官民数千人齐集于“都察院”门前，跪请代奏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

　　不过，已经签署的《马关条约》木已成舟，康梁的《上书》被朝廷拒绝。但其“变法图强”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后，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开堂议政，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日俄“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等也在各地扩大宣传。1898年，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尝试推行维新改良新政，史称“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了。维新“六君子”被杀害。但是“维新、变法、图强”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既然“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路子走不通，仁人志士们开始另谋出路，孙中山、黄兴领导同盟会坚韧不屈，发动暴力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才演导出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史上第二场学生运动：“外拒强辱，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袁世凯趁机在北方逼迫清廷退位，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满清跟列强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不得不继续支付赔款，不得不承认被列强划分控制的势力范围。

　　当时的中国东北是被俄国和日本控制的势力范围，他们都在收买利用地方军阀以谋利。日本曾经收留过当年逃亡的康有为、孙中山，支持过辛亥革命，也支持过袁世凯上台，他们必然要借此取得更大利益。

　　1914年，欧洲爆发一战，英国发展了日本成为其在东方的盟国，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向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租借地发起进攻，激战后占领了租借地。

　　1915年1月，日本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利益，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并以武力威胁迫使袁世凯接受，欧美各国当时深陷战祸，无暇顾及东方事务。袁世凯政府讨价还价之下，又没有等到外援来制衡日本。不得不妥协签署了包含《二十一条》主要内容的《中日民四条约》。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5月9日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中山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当时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周恩来（17岁）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

　　1915年底，袁世凯获得日本的支持，急匆匆称帝，因德不配位，举国声讨。1916年中，在国人的骂声中，退位后的袁世凯急匆匆死了。但是中国国民还得为袁世凯买单。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向德国正式宣战。段祺瑞为获取日本对自己的借款，再次出卖国家利益，跟日本搞了一个承认《二十一条》的《换文陈诉书》。日本用资助裹挟中国共同派兵参战，并资助北洋政府在国内为英法招募了十四万劳工，输送他们到英法二国为战争服务。

　　1919年1月，一战战胜国“巴黎和会”召开。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要求；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陈述书》。但均遭拒绝！“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根据《关于山东之条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中国，引发民众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在和会反复请求磋商，但是，英、美、法、日、意等国完全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感受，在6月28日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中，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送日本。

　　中国政府外交失败的耻辱，使爱国民众义愤填膺！在北京大学学生的联络谋划下，商定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路线。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3000余名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前，他们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学生代表意图求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但是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

　　在“外争国权”而不得的情况下，队伍中有人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头迅速转向“内惩国贼”！

　　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汝霖宅胡同口，学生们说服了军警，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予以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和支持，蔡元培、朱家骅等为了营救学生，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上海、天津先后成立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后也先后宣告罢课，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抗争。

　　6月以来，学生不断抗议又不断遭到镇压。警察先后逮捕学生近千人。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罢课罢工罢市响应。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6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作为悬案搁置。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占领的德国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还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权，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暴和为和正义而战的精神，成为时代进步的楷模流芳百年。

　　中国近代史上第三场学生运动：“国共合作”运动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民国军阀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奉军作战期间，冯玉祥部在大沽口设防，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施压，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出军舰云集大沽口，发出武力威胁。

　　“又有日本鬼凌辱我大中华！”这个消息又一次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国共两党当即共同筹划组织抗议。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集结于天安门，声言抗拒“八国通谍”。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来自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大会在慷慨激昂气氛中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到达执政府门前广场示威请愿。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要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段贾二位并不在执政府内，学生市民与卫兵发生冲突，互有伤害，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当场有学生和市民达47人被枪杀，受伤者150余人，死者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还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

　　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大会组织者和领导人，全国舆论沸腾。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的大屠杀。3月20日，执政府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祺瑞下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教授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国民军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不过，张作霖仍然迅速击败了冯玉祥，进入北京，全面控制了北洋政府。

　　我提出这场学生运动，是因为这场运动是国共首次合作筹划达成的第一场运动，其意义非常重大：在面临日寇和列强施加外侮的时候，国共两党总是能够抛弃成见、平抚仇恨、握手合作。紧接着，就是新的一场合作“北伐”战争，讨伐北洋军阀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再接下来便是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合作“共同抗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才真正一跃成为现代国家！

　　仔细翻看历史记录，前面这三场学生运动最大共同之处，都是在爱国情感影响下，都是反抗外侮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人就是这么特别仇恨有日本鬼施加的凌辱！所以，这些运动都获得国人各阶层广泛关注和支持。虽然运动中学生有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抓捕，发生过冲突和残杀，但镇压力度和对学生的伤害还是比较小，学生们遭遇的是比较弱势的政府。

　　过后，中共在抗战和内战时期，还运动过许多学生运动，其政治目标明确，影响力不大，匆匆而过。

　　相对后面要盘点的二次学生运动，就会发现有很大不同。

　　中国近代史上第四场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上“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包揽了大饥荒饿死人”的责任，主动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逐渐全面掌管了党政军权力，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将北京建成了“针插不进，水扑不进”的独立王国。到后来，党务政务有重大决定，他们不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甚至不能在北京发表文章了。

　　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仍然可以引领党政军，发动那么声势浩大的文革呢？

　　我的回答是：毛泽东是在运用他的“威望”而不是运用“权力”发动文革。

　　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周恩来、林彪、叶剑英手中党政军的号召力，启用“四人帮”一伙文人，发动红卫兵运动，自下而上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发动工农兵“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夺回失去了的权力。

　　文革中反反复复的纠缠较量，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力斗争。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马上就“束手就擒”，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确实早已失去权力”，毛泽东用了“文革十年”也没能将他们的权力培植起来。

　　1966年《5·16通知》发布，文革开始，刘少奇当时主管中央工作，彭真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之前也主管过文化革命。他们派出工作组进驻大学，煽动大中学生，冲击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残害“地富反坏右”，制造了一场血腥的“白色恐怖”，这就是著名的“红八月”。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得出办法来对付刘少奇，他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7月2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为运动初期派“工作组”造成的错误检讨。刘少奇说出自己那句名言：“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毛泽东是在刘、邓、周检讨完毕之后才出场的，他从舞台东侧进来，刚一露面，就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声震惊！他一生中得到的欢呼和掌声太多了，但没有一次像这天一样使他感动，那都是一些十五六、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呀！

　　一位参加了会议的中学生回忆说：事先并没通知毛主席要来，学生们一看到毛主席，人们都疯了！又喊又叫，我站到了椅子上，喊得嗓子都哑了。他说，他看到毛主席用手背拂了一下眼晴，毛泽东哭了！

　　他被这些孩子们疯狂的爱感动！他几乎享受不了这太热的爱了，于是加快脚步从舞台西侧消失。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没讲一句话的公开露面，他太激动，他有很多话要讲，但已讲不出来了。不过，这天夜里，他把要讲的话打好了腹稿，两天后，震惊全世界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布了。毛泽东找到了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进攻的先锋队——红卫兵。

　　文革时期的学生运动，是以先后二种“红卫兵”之面目出现的。

　　文革初期先出现的第一种红卫兵：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学生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的意思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这个时期北京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央高干子弟（有名有姓的可以在网络查到）、红五类子弟。主要组织名称“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后来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被称为“老红卫兵”，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红卫兵”。

　　他们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饰标志，彰显出红色贵族高贵血统。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着肥大的军装，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他们横冲直撞，非常嚣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配打洞”等政治歧视口号，就是他们喊出来的。他们打砸抢抄、破四旧、斗封资修、打击黑五类----地富资反右、反动学术权威，揪牛鬼蛇神。

　　6月5日，北京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学生们打斗死亡，就是文革悲剧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当时发布的统计，“红八月”期间，北京市区和周围区县共有1772人被打死。老舍等许多知识分子自杀，还不在之内。有人做过粗略估计，全国在“红八月”这一波浪潮下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

　　他们的《红后代的宣言》指责 “江青太狂了”，他们6次冲击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刘少奇万岁”。文革中，他们采用当年父辈“红军革命”首创的模式：“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罚跪”、“剃阴阳头”“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直至“打人杀人”，违法犯罪。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他们惹恼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领队，组织几万群众民兵，在全市进行了雷庭扫穴式的大围剿。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陈士榘将军等，还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当时在北京六中还举办了“联动罪恶展览”。

　　1967年4月，在周总理捍旋下，释放了被抓捕的联动分子，谢富治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东城区少管所”办学习班。最多时候集中了65名，最长时间有人集中居住了5年。当年，习近平薄熙来兄弟都有幸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文革后，他们把这个学习班称之为“789集中营”，称自己是“受文革迫害”。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过8次全国串联到北京来的红卫兵，前几次接见的多数成为“保皇派红卫兵”。全国的运动浪潮从北京浪起，浪到边远地区还需要很长时间。边远地区也许还没开始，北京地区却已经结束了。“保皇派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活动到67年中，“全国武斗”开始之后，中央派解放军支持左派维持秩序，“军事管制”之下，“保皇派红卫兵”很快被边缘化逐渐消失。

　　文革中出现的第二种红卫兵：

　　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中央文革“十六条”指定“党内走资派”才是文革目标，66年底，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建立。这时候的多数“红卫兵”才是“造反派红卫兵”。

　　他们斗争的目标很明确----党内走资派，参加这样的红卫兵，就没有家庭成分必须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城市贫民）的要求，有许多麻五类（中农、职员、店员、小土地出租、小商人，）甚至黑五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加入了“造反派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也把保皇派红卫兵的运动做法接受过来，冲击政府机关，对走资派实施人身侮辱，比如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等。有许多行为实际上是对运动初期工作组“施暴”的报复，对解放以来地方政府“暴政”的报复。

　　67年春天开始发生的“全国武斗”，上半年是在“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下半年却是造反派内部分化而斗。“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全国武斗”，就彻底不受任何人控制了。

　　最后，毛泽东愤怒召集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命令他们停止武斗“再搞武斗，就是国民党、就是反动派，就消灭你们！”全国武斗最后被中央派出解放军“支左”制止。加上“联动”保皇派红卫兵父母被冲击，自己组织被剿灭，全国红卫兵运动接近尾声。

　　68年底，中央再开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被分流到四面八方，组织偃旗息鼓，彻底解散，在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一日三餐苦干，就不再搞什么活动了。

　　文革红卫兵运动，彻底冲击并颠覆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按毛泽东说是“乱了敌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红卫兵运动时期由“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的形式，自下而上，“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造反有理”的正当性和破坏力，给历史留下了深刻影响。给邓小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六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初，他就异常敏感！反应迅速，决然要扑灭运动于萌芽。所谓“没有文革就没有六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近代史上第五场学生运动，是结局最惨烈的“六四学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大与清华学生在校园内设立灵堂，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大字报，歌颂胡耀邦“廉洁奉公”，并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同时在揭露中共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特权大搞“官倒”和“腐败”的问题。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北京当地学生，也跟人群陆陆续续聚集在一起搞悼念活动。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制作了大型花圈，下午5时，500名学生来到靠近天安门广场哀悼胡耀邦。晚上，又有3,000多名北大和1000多名来自清华的学生游行到来。学生们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发表演讲。其中自然不少是议论“朝政”的内容。

　　与此同时，上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外，要求的高层领导人和学生对话。警卫组成人墙，阻挡学生进入中南海，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到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不过，仍然有200名学生坚持继续静坐，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学生开始鸣冤叫屈！

　　这场学生运动一开始，是不是跟文革时期“大字报、群众游行、演讲串联、包围中南海、运动不断升级、‘4·5运动’纪念周恩来”一模一样的模式发展着？！

　　围绕“胡耀邦逝世”和纪念胡耀邦引发的“新华门事件”出现了三个层次的反应，

　　一，激怒了更多学校的学生，过去没有参与运动的大量学生因此参与进来；

　　二，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群众也参与进来，率先发布了两份挑战“中共统治”的传单。

　　三，《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曾经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所撰写的文章中，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中央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

　　不能忽视，这三个层次一直贯穿整个六四运动。运动的影响激发了外地学生呼应，他们也大量涌到北京，甚至有政府官员教授学者公务员和各行各业干部工人，解放军警察参与其中，包括国外返回的学者，他们的思潮和呼应也左右着运动。

　　4月22日，北京市封闭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举办国葬。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已经驻留在广场。胡耀邦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虽然军警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李鹏总理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共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新华门事件“后，学生们就在联络筹划成立组织，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大学生王丹、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全面并无限期罢课，以表抗议诉求。

　　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湖南、陕西也发生了学生运动和社会骚乱。

　　随着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高层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和应对产生分歧；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学生返校上课，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展开与学生开放式的对话，而总理李鹏认为应该谴责并采取行动阻止学生和群众的游行。

　　赵紫阳按预定计划应邀赴朝访问，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李鹏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社论用词相当强硬，对这场学生运动的定性非常严重：“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并号召“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

　　不过，学生们对此没当一回事！在“高自联”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漫长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的封锁线，并受到沿途市民广泛支持。学生领袖们希望借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还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鉴于此，政府态度有所软化。

　　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返国。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随后，政府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两天，赵紫阳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学生和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

　　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赵紫阳5·4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26社论》的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对政府所做的让步满意。讲话结束后，除了北大和北师大外，其他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退出抗议活动。

　　接下来的一个月，就是学生领袖不断误判形势，不断地升级示威活动规模推动活动往极端方向发展；政府发布“戒严令”后，仍然在不断地劝告学生“撤离天安门”，直到“仁至义尽”！政府使不动北京卫戍区部队，不得不调集外地军队进北京。而北京市民奋力阻止军车进城，发展到暴力“烧军车，杀军人”那样无法无天的事件！这一个月是政府和民众各自走极端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外部势力”“幕后黑手”介入，学生运动逐渐进入《4·26社论》所指责的那样“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之实质的过程。

　　“六四学生运动”以解放军武力清场，造成数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结束。

　　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五场“学生运动”，有一些共同点：都是民间年轻学生自发的针对政府的运动，都发生在北京。北京市民积极响应支持，并蔓延到全国，引发全国人民响应的运动。前三场运动都是日本和列强霸凌欺辱中国而引发。学生展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思潮。最终都有被政府瓦解被镇压的结果。

　　“五四运动”拥有最大社会影响力，被赋予深刻的思想意义：彰显了学生当时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促进了社会各阶层觉醒，加深国人自立图强之意识，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得到国共双方政府高度评价，所以得到长久的公开纪念。

　　“文革红卫兵运动”被毛泽东发展为“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夺权”的先锋队，是运动发展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触及灵魂最深的一场学生运动。文革后虽然遭到彻底否定，但是，当年的红卫兵，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主要组成，许多人经过考试进入大专院校，成为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30年“改革开放”“中国崛起”的栋梁。现在中国党政军上下领导层，许多人其实都是当年的某一种“红卫兵”。文革后，二种“红卫兵”被打包一起被妖魔化被彻底否定。

　　“六四学生运动”学生要求促进“改革开放”，跟政府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学生运动”有突出的“文革模式”传承，邓小平有深刻的文革受害阴影，他当然紧张而毛骨悚然高呼“狼来了”？！由此，学生运动组织者和政府领导人一直在互相误解误判，造成立场对立不断升级，最终遭遇一场最惨烈最血腥的镇压。连带着牵连中共党内开明势力代表赵紫阳下台。

　　六四学生展现的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行为，引发了民众同情和支持。在政府通缉抓捕“学运领袖”的时候，香港市民自愿捐款，组织了“黑白红”三道势力共同营救他们的“黄雀行动”。直到30年之后的现在，世界各地总会有人在“6·4”这天，为他们“点燃一支蜡烛”，表达追思纪念之情！马英九说过：“不平反六四，两岸不能谈统一”！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历史不会停滞不前，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不会消失，而且还在被不断地点燃。加上传统“儒家”教育“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教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影响，从“五四”到“六四”学生运动的楷模，看出中华民族虽忍辱负重却脊梁坚强！将来，必然还会有青年学生激情燃烧、义无反顾地投入为国家、民族、理想而奋斗的潮流中去！像春暖花开，雨后春笋，自然勃发，势不可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