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四--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
回望六四--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
作者：Sparker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我知道当我闭上眼睛时，耳旁一定是响彻着从三十年前穿越而来的枪声，眼帘里一定是冒着鲜血倒下的身躯，脑海里一定是大大的被血染红的两个字---民主。
这三十年来， 几乎所有愿意正面评价八九六四运动的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八九六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它失败了且很多人为此而流血。
八九天安门学生运动真是一场民主运动吗？
我在来到西方接触并了解真正民主之前从没质疑过这一点。 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却有很多话想对民主人士，爱国人士，改革派，甚至权贵派们说，也想在此分享一下来到西方之后我对民主的重新认识和对六四学运的思考： 六四学运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 它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却失败了？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以及“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这两个议题。
上篇
一．六四学运是什么性质的运动？
我出国后曾间接地听好几个当年广场参与绝食的学生说过下面类似意思的话：我们学生是拥护共产党的，游行是学生抱着爱国热情要帮助党内改革派进行改革，整治腐败和官倒，仅此而已。学生们一直以为4.26社论只是李鹏陈云等保守派搞的小动作，直到严家琪的5.17宣言和赵紫阳到广场告别后显现出的局势恶化，学生们才意识到邓已经放弃赵站到保守派一边了，学运大势已去。但那时已经晚了，多数学生都进退失据，从5.20戒严后，坚持抗争的学生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免于被“秋后算账”而赌一把希望把李鹏拱下去。（我想，也有部分学生抱着如柴玲那样想法做民主先驱唤醒民众的）。
我相信上述的话的确反应了95%参与的学生们内心的真实情况，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劝说还是学生领袖决定撤离广场，学生们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是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有自己固执的想法（或者说是那份“想不通”），而那固执的想法并不是要民主。
再拉长到一百年前去看五四天安门学运，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们真懂民主吗？他们天安门游行的目的是要民主吗？ 我看，答案也是否定的。
关于民主，先说说我个人理解的下面四点：
民主是为了保证社会成员人权和自由的，以成员放弃部分绝对自由为代价的一种社会契约（在卢梭看来契约就是自由的体现）， 在以国家为政体的社会里，民主即是一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它给与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机会参政（即体现了“主权在民”），通过多数形成“民意”来使每个人都得以参与社会与国家治理。
现代民主的前提和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平等的人权，包括生命权（或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政治权，安全保障权（或称反抗权）等。 其中自由权包括了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
2. 上述这些人权同时也是为互补民主制度而设立的宪法之基础和原则，这样一个社会或国家，以宪法为基础，以多数民意为立法和执法提供内容和手段，再辅以陪审团的司法制和大法官解释宪法的终审制，就达到了既实现多数成员的人权自由也保证了任何人的人权不受侵犯。注意：宪政对民主制度互补的重要性。
3. 因为民主制度保证立法权，行政管理权都是多数民意的体现，它可以提供社会成员最大的人权和自由的程度， 所以社会成员们越是有强烈的和众多的个体自由需要被保证，他们就越渴望民主，成员们需要个体自由的需求越小，那需要民主的需求也会越小。 注意：这里的成员是指大多数成员而不是少数精英成员。
4. 有效地实现民主保障成员自由还要求每一个成员懂得如何行使民主赋予自己的政治权利，懂得如何在与其他成员的自由需求相矛盾时取得平衡或妥协，懂得创造一个人人都顾及他人，从他人角度出发考虑社会问题的习惯和社会环境， 懂得保持各成员间的有效沟通，交流，互动和影响的途径与渠道，懂得与不同政治观点的社会成员妥协并寻求共识，懂得自觉地维护上述社会良序使民主制度良好运行， 即懂得做一个好公民并维护一个公民社会， 因为这关系到你的自由得到保障的好坏程度。从这点说，台湾和南韩虽然实现了民主，但还没实现好的公民社会，所以经常会在议会上演“全武行”。
从上述的理解看，民主是一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型态，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只有法国大革命这样以更替为民主制度为诉求和目标的运动才可称之为民主运动，而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六四运动都没有这种要更替为民主制度的诉求，甚至包括运动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以实现民主为主要宗旨和目的，所以这两场学生运动都不能称为民主运动。
从这个角度说，其实连辛亥革命也不能说是民主运动。 第一，因为辛亥革命是汉族精英和官僚们发起的，其动力是源于富国强兵的救国（实质上也是反清救汉），而广大的底层农民和工人根本不知民主和制宪为何物以及对自身有何影响。无数次的反复起义被镇压，直至用大总统位置换取了一个大军头的支持才迫使清帝退位都说明了辛亥革命没有来自社会大众的民主诉求和目标。 第二，中华民国的精英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制宪而不是民主（至少短期目标不是），虽然后人说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民主共和，但实际上仅仅是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 国会议员都是各省各界的精英豪绅或军阀代表，从来就没有过民选。更可笑的是孙中山在清皇帝退位后即率百官前去祭拜朱元璋太祖皇帝，从这些搞“民主共和”的精英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心里都没有多少民主和反皇权专制的意识。
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预备立宪，中国精英中的保皇派（多是尊儒的）一直推动仿日的实君立宪，可以断定若清朝是汉人的，也绝不会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同盟会等一众革命党反对君主立宪，肯定全都是保皇派。事实上，武昌起义之前的多次起义都是以反清复明的帮会为主力，而武昌起义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只包含了以汉人为主的十八个省，东三省，内外蒙，新疆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武昌起义的十八星旗可以证明）。从这点看，辛亥革命更多地是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性质。而从底层民众来看，最大的民众运动是义和团和太平天国，都是反洋务和复辟汉室运动，更是连一点制宪的诉求都没有。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民族精英主导的一场民族救亡运动，所谓“共和”和“立宪”之举不过是为了强国的一种“西为中用”的模仿罢了，民主从来就不是辛亥革命党人心中的目的。结果是辛亥革命只剪掉了辫子，百姓们心里的皇帝还在。
说这么多辛亥革命是因为，如果刨去中间日本入侵的十几年，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两段，一段是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一段是49年之后的红色中国。而要看历史对中国人自由和民主意识的影响， 前一段就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洋务运动和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后一段就看改开之前的文革和之后的六四学运。因为这两段之前的中国历史全都是奴化国人的历史。
经过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中国人饱受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浸濡和洗礼，这些思想无一不是教人顺从，要么顺从长者，要么顺从强者，总之每一个人天生就有好几个主子要服从，第一个是父权，然后是皇权，还有宗族长，官吏（称为父母官）等主子要顺服。中国人的骨子里不是逆来顺受，就是长幼尊卑或礼仪纲常这些完全剥夺个体自我意识的教条。 作为人，他们的基因早就演化成了天生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众多服从的义务， 如果得到任何一点个体的自由或权利，那也是以主人赏赐为前提的。 历史上唯一鼓吹个体自我意识的是战国时的杨朱，另外，墨家的兼爱也与基督教的博爱接近，可惜这两家思想只是于春秋战国昙花一现，随即湮灭，从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自从汉朝董仲舒以后，融合了法家思想的功利主义儒家就牢牢地独霸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几千年，自由也就从中国人字典里消失了，更不用说人权。
可以说历史长河里人权和自由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于中国人的脑子里，那几千年的进化自然也把它们从中国人的DNA里淘汰了， 反骨早绝种了，能生存下来的都是奴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和民主这些单词才第一次被中国人所认识和听说。 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形势上共和之后的中国社会乱象使得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到中国落后不止在于制度，更在于文化，所以国人需要被启蒙。 如果说五四运动指的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主体内容的运动，那五四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启蒙运动。 该运动早期提倡个人意识，个人自由，个体解放，打倒孔孟宗室礼教等确实对青年人有很大影响，对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意义重大，所以从推动民主的角度看，胡适的个人自由主义是最值得倡导的真正启蒙。
令人遗憾的是，巴黎和会引起的5月4日学生游行中断了胡适推崇的以人的自由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启蒙，即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救亡让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导价值观，它与陈独秀推崇的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相结合，从此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与包含普世价值和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渐行渐远之路。 这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推翻了父权和宗族长等旧主子，但却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新主子---国家主义（或民族集体主义）。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打着民族救亡的旗号在牺牲个人自由和人权，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新青年，在摆脱了家长包办婚姻投奔延安革命自由圣地后，却愿意接受革命组织安排的“革命婚姻”。 新文化运动后期提倡的自由已经不是西方的人权自由，而是向日本学习的反儒崇法的个体自由，这种自由是以尊崇和服从代表国家民族和集体的图腾为前提的个体自由，它强调小我服从大我。 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是否为了国家民族而舍弃个体自由是个人的权利，由个人自主决定，而中日的自由主义认为：小我服从大我是个体的义务，小我必须服从大我。 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人脑子里直到今天还驻留着一个有义务要服从的“主子”---即那个“大我”。 曾有网友说中国人脑子里都有个“大东西”，我不知他意指何物，但在我看来其实这“大东西”就是那个驻留下来的国家/民族集体主义法家思想， 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利维坦”。 日本的崇法产生了军国主义，但后来经过二战后被美国人给纠正了。中国却经过毛，邓，习的继续崇法把那个“大东西”一直发扬光大至今日。
当初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批儒不批法的启蒙结果就是：一部分知识精英放弃了资本主义这个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发展路径，而拥抱了马列主义这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民族“富强”之路。因为怎么看社会主义都要比资本主义更国家化和集体化，也更理想化（物质层面看上去更平等的乌托邦）。 “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因为其贪婪的本性才跑来欺负和掠夺我们国家的”是很多新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
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到的多是受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众多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是笃信儒家，何以他们也跟着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走呢？ 因为是毛泽东抓住了农民“吃不保饭”的这个痛点。毛看到了并利用了民众盼“明君”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用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恩惠的简单方式就轻易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红太阳（共和后不能叫“明君”了），可以说是毛凭着红太阳魅力替共产党收编了农民大军并以此赢得了对蒋之战。49年以后毛于文革继续批儒弘法并走向极端法家，造就了一代红卫兵造反派（注：文革的影响面也是局限于城市，农民们依然继承了千年遗传下来的儒家思想）。毛的法家富强之路最终失败在于他不懂如何搞经济又不相信科学，其实毛和中国的农民一样完全没有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德赛两先生”之启蒙。和胡适，陈独秀相比，毛就是个地道的想当皇帝的老农民。
毛氏法家的破产也让中国知识精英们认识到，儒家和法家都不能救中国，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的民主，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笃信并要引进西方民主的最大原因和动力。 虽然邓通过承包和自留地又一次让农民们感受到恩惠并也把自己塑造成了邓太阳， 可是领略了西方自由生活方式且轻儒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已经不满足缓慢的改革步伐，他们渴望更多的自由与平等和对现状的改变，所以腐败和官倒这种既剥夺他们自身经济权利也带来不平等的东西当然就成了城市青年和市民极力抗拒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打着反官倒的六四学运能够在大型中心城市一呼百应，而在乡村却无人关心的原因。
再仔细看八六和八九六四学运，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从自身的民主人士的角度出发，认为六四学运是延续了从西单民主墙到八六学运以来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最新且更大的一场民主运动，但实际上，“民主自由”（或“自由民主”）这东西一直是知识精英们把它诠释成一个单一语义灌输给学生的，使得学生们误以为“民主可以带来自由”甚至“民主就意味着自由”。虽然学生们打出的标语口号中有民主，但无论是八六还是六四学运学生们的主要诉求本质上是人权和自由。
学生们要自由却不懂民主，广场上从普通学生到学生领袖频繁的非民主和破坏民主的行为（这里就不举例了）都说明了他们并不懂民主是什么。也许方励之读过，但学生里有谁读过《人权宣言》和《社会契约论》呢？有谁真的懂得什么是民主呢？中央美院学生模仿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搞的雕塑却被命名为“民主女神”，就说明了学生们根本搞不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也说明了学生们被误导有多深。
另外，个别知识分子精英把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称之为“民主改革”也混淆了学生对民主的认识。 精英们的主观愿望也许是想通过给政治体制改革冠上民主的名字好把民主因素引进来，但邓小平规划中的政改只是党政分开，从来就没打算搞民主，邓一直很清醒地知道共产党和民主是对立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历史就是要把六四学运放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中来观察分析，也只有这样的观察角度才会发现下面的结论：
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的民主运动。因为真正懂得并想要民主的知识精英是绝对的少数，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以一个整体发起过大规模社会运动。
2. 在八九六四的那个时代，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认识是分三个层次的： a)一个层次是对民主和自由有一定认识也极力追求的知识精英。 b)一个层次是要自由和人权，对民主缺乏认识或以为民主就能带来自由的城市知识青年和部分知识阶层市民。 c)一个层次是满足于改开现状（生活得到改善），不懂自由和民主的广大的社会其它各阶层人群（以底层为主）。
3. 尽管知识精英层次的人极力鼓吹并以民主运动给六四学运冠名，但六四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部分城市市民为辅体的占领天安门广场运动其本质就是一场学生自发的以自由和人权为诉求的启蒙运动，而且获得的支持仅限于大城市的部分知识阶层市民，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即没有人数众多的上述c层次的支持。
4. 六四学运的后期学生诉求转变为免于被“秋后算账”的自救和要李鹏政府下台，偏离了要人权，要自由的启蒙意义，从而也失去了多数市民的支持，为运动失败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定六四学运的政治意义， 热爱民主的人士大可继续称之为“六四民主运动”， 这里只为澄清认识，看透本质，以便能够摸清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
二．六四学运为什么失败了？
从当事的学生到知识分子精英，从当事的改革派到关心中国民主的有识之士，对六四运动失败的总结和反思非常多，比较突出的有：
1. 认为是学生不成熟，不懂得见好就收，执意绝食占领广场造成了运动的僵局，最终导致了流血的失败结果。 这类观点的极端派甚至认为是绝食的学生葬送了赵的改革和中国民主进程，学生是历史的罪人。
2. 认为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太软弱，没担当，在有广大群众和学生支持的这场民主运动中没能站出来和保守派决裂，赵没有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号召民众并领导这场运动，从而被保守派打倒并导致运动被血腥镇压。
3. 认为赵紫阳太冒进，面对强大的保守派没有韬光养晦地保存力量，过早暴露。 如能潜伏下来，熬到邓婆婆死后，赵大权独揽时再图民主改革，则大事可成。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投降派，这里不予讨论。
持前两种观点的人都认为八九六四学运是中国走入民主社会的历史契机，只是由于个别偶然因素使得学运失败并导致中国错失了民主之路。
说实话，从三十年前开始就我一直不认同这两种观点。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精英只从自我认知角度看六四学运，而没有从底层的广大民众的民主认知这个社会基础看学运，从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在我看来，六四学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也包括一些学生）还缺少对人权，自由的需求和认同，更不用说对民主的认识认同了。广大的底层民众不但不懂自由是应得的人权，也不知他们想要的自由和推翻共产党统治有什么关系，更对学生们坚持要的“民主”一头雾水，在普通民众灵魂深处的潜意识里，还认为自由应该是主子赏的，而不应该是自己凭空要的，他们认为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带来的，如果党说民主不好，肯定有其道理。 一句话：八九六四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实现民主的契机。
有很多事实分析都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1. 开始得到广大市民支持的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要改革，要言论自由，产生这些诉求并得到市民共鸣的直接原因其实是毛三十年的均贫富制度和革命造反精神给他们带来的一种政治正确和正义感，也是学生们自认为游行不是在反党，是在帮助党改革的主要心态所在。但无论是多数学生还是广大市民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到，反官倒其实是他们应得基本人权---平等的生存权和经济权。正因为学生没有认识到那些诉求其实是自己应得的人权，所以才会下跪交请愿书（请求赏赐），所以才会在学运后期轻易改诉求为“撤销4.26社论”，甚至“李鹏下台”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学生太年轻，他们还无法认识到，自己心里的正义不会随着坚持就自动变为政治胜利）。事实上，当运动后期学生打着要“民主”的旗号坚持占领广场时，得到的市民支持是越来越少，多数去广场的群众要么是去看侯德健（所谓看完女神再看侯），要么是去看运动怎么收场， 而不是认同“民主”的。
2. 柴玲给外国记者金培力的录像中有一句话说出了她为什么要坚持守住广场不撤退。她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她做这个录像时市民对学生支持的热潮已退，广场局势一片混乱，她自知自己带头的绝食已经失败了，故给自己的坚持找个坚持的理由。 其实，她没看出来的是：绝食开始时市民的支持完全是出于善良的人性，是仁慈和同情而不是象学生想的那样要让政府下台，当无果的绝食停止后，多数市民对学生还坚守广场的行为是持观望态度的。其实市民拦军车也是出于“人民军队爱人民”这种观念，不忍看到人民军队杀人民的结果。广大市民对学生支持一直是自发零散的，并没有也不会象柴玲期望的那样“真正团结起来”。
3. 虽然北京的少数工人组织了“工自联”支持学运，但大多数工人只是下班后到广场看热闹，并没有像波兰那样，当团结工会罢工时群起响应举行全国总罢工。事实上，学生们曾经组织人力到各个工厂去动员工人罢工给政府施加压力，但无一成功。 当时虽然物价闯关导致不小的通货膨胀，但工人们在文革过后刚尝到经济改革的甜头，尝到可以自由穿衣，自由跳舞，自由谈N个女朋友的幸福，对中共正心存感激，自然不会去罢工，去为了学生争民主这种遥远且不知所以然的东西。 换句话说，当政府说学生是动乱，多数工人是相信政府这个“明君”的判断的。
4. 以农民，工人和部分市民组成的人群，于5月31日在北京郊区举行了支持政府的大游行，虽然这肯定是政府组织的，但也说明了尝到邓主子赏赐的改革甜头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认同邓这个“明君”的， 这和学生以及知识精英们对邓的认知有着非常巨大的反差。但似乎没有一个学生领袖或知识精英在当时或事后对此有任何觉醒/反思。正因为知识精英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赵紫阳对戈氏谈话出来后，冲动的5.17宣言把运动矛头对准邓小平，以为只要喊出“垂帘听政”就可以激发大的民意反弹并让邓下台。但这个宣言只得到一天的知识界游行响应，却直接导致邓家和邓下决心倒向保守派， 而被儒家熏陶了几千年的广大的底层市民其实对“垂帘听政”和“老佛爷”并没有象知识精英们想象的那么抗拒。有图为证：
5. 曾看到过一篇39军116师一名中尉军官李晓明写的文章。 他在该文中主要说了两点，1。中央的命令并不是直接的开枪镇压命令，命令只是说：不惜一切代价，必须于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广场。2.虽然他没有给士兵们下达开枪射杀命令，多数士兵也是向天开枪的，但他手下有一个士兵后来报告说其向人群扫射了一梭子子弹（30发弹夹冲锋枪）。我相信有这样的士兵也会有这样的基层军官， 他们绝不是孤立的个别人，也不是因为挨了群众的砖头而报复（那样是不会主动报告的），他们是一部分真心相信4.26社论的军人，一部分相信共产党清场是正确的军人。李晓明的部队是6月5日早开进广场，已经几乎没有开枪的必要了可还发生这种事，这足以说明6月3日夜里有多少这样杀人的士兵或基层军官（当然杀人的主力还是38军组织的二十四个特种兵“防暴队”，他们有“杀人开路”的明确指令），这也说明了共产党能够用武力镇压六四这样的群众运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我可以确定地说，赵紫阳若是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毫无疑问会被打成筛子！莫斯科地处欧洲且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苏军士兵普遍对自由和民主有相当的认识，这和被奴化了几千年的解放军士兵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们是思想差距非常大的两种军人，这必定导致同样的坦克进城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还有下面一些次要原因和因素导致失败也值得分析：
1. 从知识精英们在学运期间发表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5.16宣言》，《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里都可以看到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p/document.html），中国知识精英错判了当时社会和学生对民主的认识，硬给要自由，争人权的学生运动带上要民主的帽子，并以民主来引导学生运动的诉求。误导了学生（至少误导了柴玲）去争取不切实际，脱离社会底层现实的诉求，使得运动成了无根的浮萍，成了六四学运失败的因素之一。 精英们的另一个错判是以为邓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中间摇摆，从而想用民意来逼邓保赵， 而实际上，邓小平深知自由可以一点一点给，但民主一点也不能给，因邓知道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天生与民主相克。所以无论是八六学运还是八九六四学运，只要一打出要民主的旗号，邓就一定要强硬压制（邓精心炮制了4.26社论即为铁证）。而这两次学运恰恰都是精英们用民主在包装，引导的学运。 最后， 在赵对戈氏谈话后出台意在倒邓的5.17宣言也是一个错判并且对邓下决心流血镇压起了催化剂作用（前面已提到过）。
2. 赵紫阳的应对策略有误，他也和精英们一样错判了邓小平，也错判了学生对民主的认识，对邓小平太强硬，而对绝食的学生太绥靖。 设想一下如果赵能够做到： A)指导知识分子引导学运的诉求一直在反官倒上。 B)坚决堵住外地学生进京。 C）趁着绝食前多数学生复课的大好形势，以及绝食初期广场学生最缺少人气和学生支持的时候，以关心爱护的名义组织人力把绝食学生都送往医院变相软禁，再一个一个分化瓦解。D）不对戈氏说那番话，或作为机密严禁外泄。E）对邓小平怀柔，暂时搁置关于民主的改革宣传。 虽说做到这些赵还是会下台，改革也会被滞后，但可能有机会避免六四流血的结局。
3. 学生自身的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早期以反官倒，言论自由为诉求的运动很好地抓住了社会矛盾和痛点，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对4.26社论的反对也是有理有据，克制理性，直到赵的五四讲话后大部分学生开始回校复课的六四学运非常完美。但是少数学生组织的绝食出于担心被“秋后算账”则失去了正义性和民意， 成了少数人靠同情和人道来绑架广大群众和政府的非民主行为。北京学生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绝食这个行为又被外地涌进广场的学生所绑架，成了无法控制的局面，以至于最后想撤出广场也不可能。局势演化成了总是少数激进学生用“为了中国民主”这个高帽子成功绑架全体学生，这也说明了精英们给戴的这顶“民主”帽子是如此的失败和具讽刺性。如果学生一直坚持反腐败，反官倒，要言论自由（哪怕是通过绝食），我想六四学运的结局可能会不同，至少会得到广大市民更多，更深度的支持。
4. 李鹏这个跳梁小丑也起了极坏的作用，当然李鹏的背后有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保守派的支持。保守派一直是反对改革的，借六四学运的机会扳倒赵紫阳当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很多信息和现象都足以让人怀疑保守派们的很多小动作在推波助澜并激化对立的双方。那些在广场学生犹豫是否撤出的关键时刻跳出来高喊口号的“激进学生”真的是学生身份吗？ 即便真是学生身份，那他是真要民主的学生还是被收买而打入的学生奸细呢？
注：以上对六四学运失败的分析是站在改革派和学生的角度来反思，如果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看，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在邓小平身上。邓是六四镇压的最初策划人和最终决策人，关于这一点我有博文论述过，在此不赘述。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东欧和前苏联能顺利成功实现和平民主转型。 其实看前面对历史的分析，大家也都会知道了，中苏（包括中国和东欧）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它们的国民不但没有被中国的儒家，法家的侵蚀和奴化，而且深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一直牢牢地扎根于它们的国民头脑里。所以，东欧和苏联得以实现民主转型是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的，也是和中国的民主转型没有可比性和借鉴性的。 我们要诚实地承认：中国的确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盲目照搬或比照东欧。 我想，刘晓波说的“中国还需要被殖民300年”，如果他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需要长期改造才能搞民主。那我是基本赞同的。这个在下面论述。
下篇
三．中国的民主之路该如何走？
我注意到有不少民运人士（多为六四当事人知识精英）主张推翻共产党，并在之后施行一人一票直选的美式民主。
也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类似地，中共的宣传机器也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中共一党领导下的民主，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民主”。
反对的人则说：“同样华人社会的台湾和新加坡都能搞选举民主，中国也应该能”， 所以等待着下一个赵紫阳或蒋经国的出现。
我个人觉得上述说法都太关注民主本身，而忽视了实现完善的好民主之大前提---宪政和法治。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类最早的民主是由古希腊人的社区/部落自治演化来了，社区由部落里所有男人共同商议治理，有了决议就推举一位德高望重有威信之人去落实执行。久而久之这种部落治理方式就演变成僭主制，即那个执行人变成了权力极大的“执政官”并开始损公肥私，侵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和人权。 万幸的是这个独裁的执政官并不拥有武力和军队，因为军队都是下层农民以招募形式组成的，所以农民就很容易起义反对执政官并造成部落社区的分裂和不稳定。进入城邦社会后梭伦第一次对僭主制进行了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相当于宪法）来制约僭主的权力，并以民主形式给每个城邦公民一定的参政的权利。 包括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会，民众法庭。后来克里斯提尼进一步增加了平民的政治权利（如陶片法），公民得以大量参与立法和司法（陪审制度），从而形成公民社会。 同期罗马共和国建立时确立了执政官，元老院，人民大会三权分立。由于前两者都由贵族出任，后来增加了护民官，可以否决元老院并制约执政官权力并以此保护平民的权利。 总之古希腊/罗马的民主都是以制定法律法规为前提和基础，经过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和博弈，慢慢增加平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现和完善民主的。即在法治环境下的民主才能真正保证每个成员的人权。
与此相对照的是法国大革命民主实践，它有过三次争取民主的民众起义：第一次起义推翻了封建王朝和教会，发布了《人权宣言》，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第二次起义则是共和派民众推翻了君主立宪派，建立了共和（即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并处死了国王。 第三次起义是代表民粹和激进的雅各宾派夺权，推翻了温和的吉伦特派，巴黎公社掌权，形成“雅各宾专政”，断头台残杀了7万多人，而全国死于“民主专政”的有十余万人。 物极必反，随后是热月党上台，用同样暴力手段清算了雅各宾党，形成一派滥杀另一派的街头暴力。如此这样民主暴力的混乱局面才导致了最后政权只能交给军人（拿破仑）统治来稳定社会。
这三次起义都是底层民众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甚至也都制定了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可是却由于宪法缺少对权力的制约，缺少完善的法治，以及放任民粹形成的专政暴力，宪法中的平等人权并没有得到保障，完整的宪政其实也没有建立起来，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法国走进了拿破仑的民族主义时代。讽刺的是拿破仑的第一和第二帝国都是由人民公投授权产生的，说明了没有完善的宪政民主也会产生独裁专制。
由此可以看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没有宪政和法治对它的约束，它也可以是虎狼。反观英美的民主道路，都是先建立宪政和法治社会，且在长期施行宪政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在成熟，适当的时机建立或过度到民主机制，使得民主机制的建立一直在宪政的管控下免于走向“多数人暴政”，更免于拿破仑式的民族主义独裁。。。
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实践不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搞直接民主，而且选民权大义务小，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就实现广泛的民主。 而英美的民主之路则更多地参考古希腊民主，在宪政，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增加民主成分并逐步完善，最后搞代议制民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中国规划民主之路时借鉴。
说到建立公民社会，这在中国社会也是个艰巨的任务，部分原因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法律观念淡薄，另一个原因是道家思想也根植于中国人的基因里。
前面说过了儒家和法家是如何毒害中国人的，这里再说说道家是如何毒害国人的。
道家的理论精髓就是“无为而治”和“顺应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主张“不干涉不理睬冷眼旁观让一切事物随它自己去”的意思。 老庄派的隐世和遁世桃花源的思想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凡事趋利避害以求独善其身”等民间处世哲学泛滥。 黄老派的法，术，势，利，力等采自法家的“帝王面南之术”的东西演变成了厚黑术和狡诈术，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不守信用，不讲规则只讲利益和结果”等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基础。杨朱派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民间信条的直接来源并导致了“三个和尚无水吃”的中国特色。需要注意的是，杨朱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利己主义，这种以个人为先的思想与西方的把个人自由看成是平等的人权的思想完全不同，前者认为利己和利他是对立的，后者认为在社会中利他就是利己，这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逻辑。
总之，道家思想和公民社会要求负责任，重平等，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公民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些世界任何地方看不到的“特色”现象，比如，看到想要跳楼自杀的人就猛喊“快跳啊”， 可是看到政府把民权律师王全璋抓起来没一个人出声，直到再把为王全璋上庭辩护的律师余文生也抓起来关押16个月还是没人出一声，反而是联合国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呼吁放人，看上去似乎中国人都认为这事和自己压根没什么关系。
诚然，道家思想毒害国人如此之深是以长期封建皇权和人治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的，但正是道家思想看上去相对儒家更独立于政权统治，才使得它深入国民骨髓，最终变成中国文化和民间价值观的一部分，以至于中国长期停留于以家庭为单元的人情关系社会而难于走入基于法治的公民社会。 这样的社会若是被立刻给予一人一票来施行民主参政治理，后果可想而知！
说了这么多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施行民主，特别是要在中国施行民主，那么施行宪政并完善法治这个大前提和培育实现公民社会这个小前提是必不可少的两个必要条件，否则，中国一定会比法国大革命出现的乱象还要乱！
我个人觉得最适合中国民主的路径是三步走：
1. 第一步，首先要文化启蒙国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之启蒙和毛氏的批儒弘法都只影响了城市知识阶层，儒家在农村还有很大的残留（何况毛之后的中共又变相的尊儒）。而法家和道家思想不但没有任何削弱，反而由于毛的文革和中共的人治统治被发扬光大了。所以要在中国搞民主，必须先把儒，道，法这三颗与民主思想相冲相克的大毒草批倒批臭，把它们从中国人脑子里彻底扫出去， 用普世价值的价值观来代替它们。
2. 第二步，文化启蒙也需要制度上的配合才能更有效，即要以最小的社会代价首先实现宪政和法治社会。我个人推荐在类似普京或李光耀式的强人治理下推动宪政，如果没有强人那由强势政党主导下推进宪政也行。 比如，如果中共愿意领导中国走民主之路，那由中共继续执政并推行宪政也未尝不可，前提必须是真正的宪政而不是今天的人大政协之翻版和名义上法治实际上人治的伪宪政。如果立法还不能完全基于民主，那至少也要做到司法独立，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拆除网络防火墙，实现新闻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军队国家化，社会非政治化。
3. 第三步，在真正的法治环境里，通过逐步的，一点一点提高公民的政治权利来提高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对民主与自由之关系的认识，培育起公民社会的意识和普世的价值观，为以后条件成熟时实现三权分立和一人一票的代议制民主做好准备。至于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更适合中国，我个人倾向议会制。
估计会有很多人说我这三步走是痴人说梦。 我想说的是，在习上台之前，这个规划是最贴近现实的梦想（至少比推翻中共要现实），也是签署零八宪章那些人的梦想。。。 在习上台后这个梦想的确有点“痴人说梦”，不过我深度怀疑习真的能够一直坐稳这个位子。等习倒台改革派上台后，这个梦想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坚信从党内到党外，从底层平民到上层知识分子，认同并向往人权和自由的人越来越多，除非习像金三胖那样闭关锁国，否则中国走入文明世界的大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下面有详述。
也许会有人说：台湾，新加坡，南韩也都深受儒家影响，它们没有经过三步，不也一步到位了吗？为什么中国非要走三步？
首先，新加坡如同香港一样由英国殖民多年，早实现宪政且经历了多年的完善法治社会，国民性已经得到改造。而台湾和南韩也都经过日本殖民多年，况且台湾多数原住民受儒，道，法的影响远比大陆小，加上民国政府退守台湾的多是已经削弱了儒，法意识且认同民主的知识阶层，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较小的单一经济体，没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一点是大国实现民主政体的障碍）。这里多说一句，台湾的国民性已经比大陆好了，可由于道家思想没有很好清除，其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西方社会相比还有差距，议会里的文明程度也不如西方，国民劣根性也还有不少驻留，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可以作证。 我对南韩的文化了解不多，儒家对南韩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深不好妄加评说。 有了解的网友可以补充。
对于那些“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的说法，我觉得应改为“中国人由于深受儒，法，道思想的毒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启蒙和改造，所以还不适合立刻施行一人一票式的民主”比较准确。
至于中共的那个说法则是为了自己长期执政的私利而抛出的洗脑之词，根本不值一驳， 就不多浪费笔墨了。 我只说一句：我出国前就是一个与千万个深受儒，法，道浸濡的国人一模一样的普通中国人，既然我能摆脱那三颗大毒草，接受普世价值，他们也一定能！ 中共说中国的国情必须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等于说中国人只配做共产党的奴才。有谁会认同呢？
四．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
这个议题源于最近看了一些海外民运人士举办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和研讨会，我发现有不少人比较悲观。 基本观点有两种：
1. 一种观点认为：当今红二代主导的中共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政体的高效优于民主政体，大力发展军力和国力，对内铁腕统治，对外一带一路扩张势力都很成功，已然建立起庞大的红色帝国，且势不可挡，未来几年GDP超美国已是板上钉钉，军事和科技上也将最终会赶上美国。如是这般，中国民主已遥遥无期了。唯一可寄希望的是美国在被超越之前和中共干一仗，把中共打趴下。
2. 另一种观点认为：习上台后一面高举反腐和中国梦大旗，一面严控言论和媒体，一面用高房价的纸上财富套住民众，一面通过增发纸币涨工资牢牢掌控社会各阶层，搞得中国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回避民主，自觉的人是因为怕失去既得物，不自觉的人是觉得没有民主，中国发展的也挺好。 所以结论是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远不如三十年前，中国距离民主比三十年前更遥远了。
我觉得这两种观点还是没有从社会群众基础的角度看中国民主问题。
如果回到前文所述的按照对民主的认识程度所划分的三个层次的国人，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
现在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认识还是分三个层次： a)一个层次是对民主和自由有相当完整的认识也极力追求的知识精英，人数比三十年前多了不少。 b)一个层次是要自由和人权，对民主有一定认识也认为民主是好东西的城市知识青年，中产和部分知识阶层市民， 人数比三十年前多了很多，重要是中产增多了。 c)一个层次是不满足于现状，渴望更多自由但对民主认识不足的广大的社会其它各阶层人群（该层次最需要启蒙），人数比三十年前多了非常多，而还停留在三十年前 c层次的人数已经非常少了。
我认为今天中国人整体上对民主的认识比三十年前提高了很多，由于儒，法，道还没有清除，很多有理性的人能够免疫中共洗脑而认同自由和民主，只说嘴上不讲，但心里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你承认这个现实，你就会同意：中国距离民主是比三十年前更近了。
这是因为一个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即上述我对民主理解中的第三点：民主的动力和需求是由个体对人权和自由的需求决定的。 只要中国人对人权和自由的认识与需求在提高，中国人就一定会更加渴望民主！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或通过媒体网络接触到普世价值，越多的国人认识到自己应有的各项人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走进中产，越多的国人具有保护其平等人权的需求(众多有钱人移民就是佐证)，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从这个基本原理说，西方精英们“拥抱熊猫”的政策没有错，中国有了中产还没变仅仅是由于中国社会深受三颗大毒草的毒害，无法和其它社会相比较，中国需要更长的演化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当然，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精英们对此是有认识的，我认为，美国拥抱了熊猫这么多年直到习上台特别是19大后才开启贸易战，与其说是习放弃韬光养晦使美国猛醒，不如说是美国精英看到习这个障碍需要清除，从而打响了针对习的战斗。 我相信：习下台之日就是贸易战鸣金之时。 从这个角度说，期盼中国民主的人也应该期盼和推动中美贸易交往，贸易战要打倒的是习而不是中国的中产。
我还相信，今天中国党内的改革派虽然不如三十年前赵那样位高权重，但他们比赵一代的改革派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深刻，对政治博弈也更睿智。 他们既认清了民主这个文明大趋势，也清楚中国需要的那三步只能一步一步地推动，他们应该是海外民主人士在党内最值得信赖的同盟军。
也许有人会有疑惑，难道中共当权者就认不清民主的大趋势吗？
我认为中共当权者分两伙人，一伙是以习红卫兵为首的红二代，认为红太祖打下的江山红太宗，红高宗就要继续坐以保红色皇朝不变色，甚至相信太祖打江山的法宝可以一直灵光地使用万代，他们被浓厚的儒，法思想局限了视野，看不清民主的大趋势。 另一伙是依附于中共的由红色知识精英演变来的权贵集团或其代理人，他们既知道民主的大趋势，也知道儒，法，道可以如何在中国阻碍民主进程。 他们拒绝民主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想保住使他们得以敛财的权力和已取得的财富，一个是想保住他们权力的来源和附着体---中共，甚至认为保中共就是在保自己免于被清算。 因为中共欠下血债太多，一屁股都是屎，连这些人自己都怀疑国人是否愿意让中共领着走民主，他们极其担心自己会被民主化后的政府清算（王岐山研读了不知多少遍《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怕中国的雅各宾党），所以他们才与前一伙红二代同流合污抵制民主化，王沪宁给习提出的“中国梦”就是一例。
说到这里，我想给民运人士一个建议：要分化并争取部分权贵们反正，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在民主化后不受影响，以孤立或推翻红二代一伙，最终联合党内改革派，以中共执政这个载体推动中国民主进程。
因为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敌人既不是红二代也不是权贵，更不是共产党，而是儒，法，道家这三颗大毒草，民运人士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铲除这根植于中国人头脑里的三颗大毒草。可以确切地说，一旦这三颗毒草被从中国社会铲除，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也不管是谁执政，它都不得不走民主之路。你只要看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如何挤压波共的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那时波共无论是加税，还是涨物价，还是增加劳动定额，还是减少福利都必须得到老百姓同意才行，和今天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差不多，差别只是没有选举权和一党执政而已。后来的团结工会罢工也是由于波共强行面包涨价引起的。
由于铲除这些毒草主要是依靠前两步---文化启蒙和建立宪政法治， 而落实这两步都需要执政资源的大力配合，所以说，在短期内中国没有哪个政治势力具有中共这样强大的社会组织力和动员力的情况下，争取中共的配合及参与民主化是缩短中国民主进程的最佳捷径（也是最低代价）。
我也想对党内权贵们说几句：中共曾经有过甩掉历史包袱赢回民心的时候，胡耀邦就是因为擦掉了毛甩在中共屁股上最大的一坨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如果你们能够擦掉邓抹给中共的另一坨屎，带领人民走富裕，自由，民主之路，你们和中共也会赢回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的。 记住，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永保你们的财富！
可能有不少翻墙网友会质疑：你把三颗大毒草说的那么邪乎，可是我现在要啥有啥，想去那儿去那儿，从没感觉有什么毒草和毒害，你这是被美帝洗脑了吧？
估计也会有很多人疑问：这儒家早被批臭了，法家和道家现在也没人提了，你还要批三颗毒草，都批啥东西呀？ 启蒙都启蒙些啥东西呢？
说实话，西方还真没人指出中国文化里什么东西是毒草，倒是有不少西方人从儒，法，道家中寻找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东西。西方文明讲究包容和多元化，除非是直接明显有违普世价值的东西，一般不对一种思想或学说加以批判。 儒，法，道三家的理论并非赤裸裸的直接违反普世价值，不过它们与几千年的封建皇权历史紧密结合后产生于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和思想并以此指导中国人行为所汇集的社会结果却是与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完全相左的一套东西（有些西方人称之为“另类文明”）。 如果中国自己独占一个星球，大可继续自己的这一套理论去独自发展。 但如果中国要融入地球这个世界文明，作为被这些理论浸入骨髓的中国人自己就要把它们当毒草来批判，需要刮骨去毒才能脱胎换骨，这是我为什么要把它们说成是大毒草的原因。
我说国人毒入骨髓并不是夸张，儒家虽然被批了多次，但都没批透，何况习最近又在兴儒。可以说启蒙的任务依然艰巨，很多人不知道都要启蒙些什么，都要批些什么正说明了毒素已经溶入国人的血液，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了。
启蒙就是要告诉中国人：“中国梦”和“明君”都不能给你生活带来美好幸福，幸福不是那个人给的， 幸福是你自己与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用智慧一起创造的。
下面举例说明都要启蒙些啥东西：
1. 当你从小被告知要爱国爱党，听从祖国召唤时，你可曾想过你的人权可能被侵犯吗？ 你也许会诧异：人可以不爱国的吗？ 如果“爱国”要求你必须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如果“爱国”里的国指的是国家政权，那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指的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山水土地，你是否热爱你赖以生活一草一木是你个人的情感问题，别人无权要求你什么。国家政权指的是这群人同意订立一个契约，通过放弃一些自己的自然权利来委托一些人管理国家（民主的契约是这个国家契约的一种），这个政权的组织叫政府，所以是否爱这个国家政权极其政府完全是你个人自由，是你的权利，除了契约中规定的你的义务，没有人有权要求你为政府做什么，相反你有权要求政府履行契约中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你尽了交税义务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治安，环保，交通，卫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还没有公路，学校，医院，公园等设施或设施不够好，你就有权向政府要求。如果有了这些设施，那是你应得的，你不需要感激爱戴政府。 至于党，党只是某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利益建立的一个团体组织，党与那个契约和契约下的政府更是没一毛钱关系。用一句话说就是：国家是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也包括你），国家政权极其政府是所有人共同雇来打理（管理）这个国家的组织，你是雇主之一。 而党只是某些人的利益小团体，若你加入了党说明你认为该党可以代表你的利益，你若没加入党倒是应该防范该党是否侵犯你的利益。 所以当有人说“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的时候，你有权表示反对或认同，当某党对你说“爱国就要爱党”的时候，无论你是否加入了该党你都应该知道这句话的逻辑错误在于：国是属于所有人的（也包括你），党只是某些人的利益小团体，它们没有任何逻辑联系，而爱不爱这两者完全是你个人的自由选择。所以如果有一个党用强权占了你的国，未与你签署契约就自己成立一个政府来强迫你爱它，强迫你服从它的一切指令，那你的人权就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了。你之所以感觉良好并不觉得有谁在侵害或剥夺你的权利，那是因为几千年来总是有一个人翻来覆去这么干以至于你都习以为常了，现在换成一个党这么干你也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了。
2. 如果你认为党并没有强占你的国，而是如其创始人所说党解放了你且使你当家作主了，那么当你村里的支部书记分块地给你种并以此要求你交税或管理费而且要你服从政府随时把地征走（仅补偿农作物）时，当你市里的市长把一块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建成房子再高价卖给你时，你可曾想过这地原本就是属于你这个主人的？这个党曾以搞人民公社的名义把所有权属于你的地无偿收走，过些年再让你去种那块地，可地的所有权却秒变为政府的，然后它就可以随时以国家名义无偿拿走这块地去卖高价了。你的祖辈来到城市落脚，自己用一砖一瓦搭起的遮风挡雨之地，突然这个党说要拆迁，给的拆迁补偿和当初盖房子成本差不多，根本不够你另置一处住所，你若不干它就强拆赶你走，结果你瞬间秒变无家可归之人。你是否想过：国家不是应该属于所有人的吗？你这个国家的主人不是也天生就应该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块土地的吗？怎么党这个小团体可以肆意夺取属于你的那块地呢？这不正说明党用强权占了你的国吗？如果说卖地的钱属于国家，那你这个主人是否从卖地钱得利？你可否过问卖地钱都花哪儿去了？ 你想一下，你真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空有主人的名头实际上是那个没和你签约的国家政权之奴仆呢？
3. 当一个党用武力夺取政权且未曾与所有人签契约就按照自己定的税率向你收税时，就如同几千年来总有一个人这么干的那样，你是象几千年来那样默认呢还是质疑过？也许你质疑时党说了：我是在你爷爷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就相当于签了契约。你明知爷爷当初是相信了党承诺的社会主义美好幸福的主人翁生活才支持党夺权的，而后来幸福生活和主人翁待遇党都没兑现，但谁让爷爷傻呢，你决定还是让一步交税。可是，看着党使劲给自己党员干部加工资和福利，随意用税金下馆子，旅游，享受，甚至揣自己兜里，看着党总书记通过一代一路给外国撒钱来塑造自己大国领袖形象，你是象几千年来那样把交出去的税看作是别人的应得财产还是认为这税是你雇用政府给自己提供服务的？你是否认为你有权知道并控制这些税都怎么花和花在哪儿？ 你是否再次问自己，你到底是国家（包括政府）的主人还是某党的奴隶？
4. 如果你认为你有权知道政府的开支和预算，有权评估开支的合理性，当你看到杨绍政教授发了一篇“20万亿公款养党”的文章，你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你交的税是雇政府提供服务的，怎么党务人员都拿去花了呢？于是你就在微博转发了。可很快公安就叫你去“喝茶”，还封了你的微博，你很不解：公安不是你出钱雇请的政府部门吗？怎么还替党卖力出头呢？ 对街的老大爷劝你说：你这是犯上，这要在上个朝代是要砍头的。你是觉得该对党感激涕零谢不杀之恩呢？还是觉得该支持杨绍政把这20万亿的事情搞清楚？ 你是否觉得有谁在剥夺你的言论自由呢？还是觉得你本来就应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后来杨绍政被党报复，党指使政府开除杨教授的公职没饭吃了，你觉得是该躲杨教授远远的呢？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他为你交的税讨个说法？ 再后来对街的老大爷家拆迁，由于补偿太少大爷不同意拆，躺在床上不走，结果被推土机埋屋里了。你是庆幸拆迁的红线刚好划到街对面而对大爷的死不闻不问地明哲保身呢？还是勇敢站出来为大爷讨个公道和有政府靠山的恶势力斗？ 要知道那政府可是你和大爷交的税雇来为你和大爷服务的，政府本应该是你和大爷的靠山才对呀！还有，既然这国是你的国，这社会不就是你的家吗？社会成员不就是你的家庭成员吗？社会里的事不就是你家里的事吗？只有每个人都站出来参与管理社会事物，才能突现出你作为主人的社会责任，并且把社会打造成你喜欢的社区，也才能让你雇来的政府不再伸长手乱管你的家事。
启蒙的内容太多了，为了节省阅读本文的时间，只能停笔于此。 大家可自己往下想，想到了就去做，如果你盼着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启蒙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的事，在你和亲戚，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在你往朋友圈转发此文的时候。
最后，回到“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这个议题。
我个人要比刘晓波乐观，如果上述三步的最佳捷径能走通，可能只需要50到100年，如果走不通，则可能需要100到150年。
也许我不能活着看到中国实现民主化了，但我今天对中国民主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乐观。 我始终相信历史是向前走的，任何想开倒车的人都是短命的并将被历史车轮所辗压！
献给三十年前血洒长安街的勇士们！
与期待中国民主的人们共勉！
2019年6月3日
后记：
1. 本文多处提及当年六四学运时知识分子精英对学运的性质和社会对民主的认识有误判，这全是我的个人观察， 如有失察我愿道歉。 我并非在这里指责精英们，我当然知道精英们努力想实现中国民主的愿望和动机全是好的，他们也是当时的我仰视的民主前辈和斗士，但站在客观分析和实话实说的角度，不得不说：正是由于精英们当时的判断失误和对社会的认识不足，结果在引导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战略上失败了，并间接导致六四学运的失败和中国民主力量大逃亡。 如果精英们当年不提民主，不以“要民主”引导学运，而是引导学生紧紧抓住反官倒和要自由和平等，即抓住广大底层民众的痛点来启蒙他们，那样，六四学运有可能是另一个结局，中国民主的进程也许和现在不一样。。。我有注意到，三十年后，严家琪先生发起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关注国民启蒙这个关键问题了，可喜可贺。
2. 我当然也知道，三十年前还有众多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精英没有现身于轰轰烈烈的六四学运，我猜，他们要么是认为六四学运不是一场民主运动，要么是认为在国民没有被启蒙前这样的抗争是不可行或无助于民主进程的。这些精英最终得以留在国内的教育战线献身于启蒙国民的活动三十年，为中国民主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可见的有许章润，郑也夫等，还有很多默默无名者。 在这些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国民主最要紧的是启蒙和宪政的知识精英中，我不得不提到刘晓波，他为了保护学生，不顾个人安危，在六四开枪前的最危机时刻带领其他三勇士挺身而出，为引导学生安全撤离广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凸显了知识分子精英勇于负责和担当的英雄本色。面对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他放弃了逃亡，选择留在国内为实现民主而奔波并为启蒙和宪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勇于为了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自己生命这不是每人都愿意和能够做到的，更不是那些自己做不到还说刘晓波是沽名钓誉的人所能理解和度量的。 在此我要向尊敬的刘晓波先生致敬，并为他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