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民主化的过程对照中国八九民运
从韩国民主化的过程对照中国八九民运
作者：和谈
内容摘要：
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同南朝鲜光州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而正是这些不同才导致南韩和中国在民主化进程中路途完全不一样。认清这两个事件的同异则有可能给我们指出中国民主化的方向和出路。简而言之：韩国政体是以美式民主搭建起来的多党制的国家；建国以来大大小小出现过几十个党，党不掌握军队，党内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除朴正熙被刺杀外，韩国几任强势总统如最后都是在面对民众抗议示威时把权力交了出来，他们没有把国家政权当作他们的私产，更没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韩国宗教界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一个团体，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发生在韩国的民主运动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强人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让学生及民众行动起来进行抗争。这些都是韩国民主化运动能够成功的原因。除此之外，八九民运时，中国还缺乏一个像金大中那样坚强意志和正义形象的反对派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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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在中国首都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场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在那持续五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共先是以恫吓、推延、拒绝为手段来回应学生的诉求。然后动用军队实施戒严直到把坦克、装甲车开到北京街头开枪镇压，扼杀了一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时间最长、参与面最广的非暴力抗争运动。
毋庸讳言，以镇压作为手段，中共明确地拒绝了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同时也中断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由于血腥场面所具有的镇慑作用，三十年来，它有效地弱化了大陆民众反抗的意愿和声音，使得当今中共政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专制。不过，当人类社会朝着更讲人性、更懂得尊严的方向发展，普遍把民主制度作为统治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时，中共这种以强权和暴力支撑的形象矗立在世人面前实属不智之举，其道德形象丑陋不堪，他们已经、而且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崇尚的自由和民主威胁。民国初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尚且遭遇被国民骂死的下场，一百年后习近平改宪废除连任限制大陆朝野无人挑战，更没有公开示威抗议活动，可见“六四”镇压造成了中国社会在政治领域里彻底倒退的局面。
当我们今天扼腕痛惜，回顾反思那场运动的得失成败时，“有人说八九民运太激进，也有人说八九民运很温和，还有人说为什么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民主运动只能是一种道德的诉求呼喊，而不是在程序上理性的实践”，（见万维“六四”征文启事）我以为这些问题问得很好。但如果我们把视界扩展开去，离开学生、民众、民运组织这些群体自身存在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和不足、看一下周围其他国家学生运动，比如近邻南朝鲜的光州事件，或许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为什么（从体制上）大陆民运总是失败的深层原因了。
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同南朝鲜光州事件有太多太多的相似之处。
1979年10月，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被暗杀，意外地中止了他16年的高压统治，这让韩国人民产生了营造一个全新民主社会的期待。但是军人全斗焕无视人民这一呼求。1980年4月，韩国爆发了由学生、市民等各阶层参与的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 5月初全斗焕宣布在汉城戒严，取消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大学也被勒令停课。15日，数万名大学生举行集会，提出撤销戒严令，恢复国家的民主制度。16日，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全罗道光州市也有3万学生集会示威。17日，戒严令扩及全国。18日，光州国立大学学生和戒严军发生了冲突。军队出动全副武装军人、包括坦克上街野蛮镇压，打死打伤学生数百人。政府的暴行激怒了光州市民，他们同学生联合起来奋起抗争，但终敌不过全副武装的军人。
光州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镇压民主运动。5月28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反对派人物金大中死刑（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當局將光州事件定性為“內乱阴谋事件”，是一场暴动，参与者亦被指责为暴徒。在军队和民众对抗时，有一个青年站在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随即被军人射杀。全斗焕的血腥镇压达到了震骇效果，使他进一步掌握了实权，三个月后当选总统。在随后他执政的韩国第五共和期间，光州事件真相被掩盖、被扭曲而成为不可碰触的禁区。
当然，在这些相同的后面，天安门事件同光州事件也有很多的不同，而正是那些不同才导致南韩和中国在民主化进程中呈现相当大的差别。抓住、认清这两个事件的同异，则有可能给我们指出中国民主化的方向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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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体是战后以美式民主搭建起来的。1948年李承晚以韩国民主党候选人高票当选首任总统。
李承晚出生于朝鲜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接受了基督教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朝鲜脱离清朝成为日本的附庸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期间朝鲜民间一直进行着独立抵抗运动，青年李承晚是其中之一，因此他23岁时被判处死刑。1904年获特赦后去了美国，1908年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哲学硕士文凭，1910年以《在美影响下的永久中立论》获得普林斯顿国际政治博士学位。考虑到战后李承晚牵头组阁，这让人容易理解为什么诸如多党制，总统和国会议员通过自由竞选、由民众投票产生以及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能够在韩国被接受、而且日后能够生根、壮大的原因了。
1919年，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远在美国的李承晚缺席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统，他随即代表临时政府赴法国向巴黎和会递交韩国独立请愿书。之后，李承晚曾赴上海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旋因与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不和而离职。此后他一直在朝鲜和美国两地为朝鲜独立运动努力。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战后朝鲜由美苏中三国共管。日本投降后，三八线以北由苏联军队接收，在南方则向美军投降。9月初美軍設立駐朝美軍司令部軍政厅，并設立朝鮮顾问委員会。一年后，临时议会及政府建立，分別由金奎植和李承晚领衔。12月，美苏莫斯科会议确定了一个共同管理朝鮮半島的5年政策，但是双方在如何建立統一政府的問題上出现分歧。1947年9月，美国將朝鲜問題提交給联合国大会。联大决议：在联合国的监管下，朝鮮半岛举行大选，以此建立一个統一的政府。然而，金日成拒绝接受此決议，最后大选只是在半岛南部举行。1948年5月制宪会议通过宪法，规定总统由国会议员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随后李承晚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得票率92.3％。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国政府成立，取代了运作3年的美軍政府。
我们知道人类对权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民主制度并不是克服这一弱点的良药。1950年国会选举中韩国民主党成了多数党，而这时李承晚却与该党产生了分歧。这样，他担心将无法担任下届总统，所以另外成立了自由党，并修改宪法，把总统由国会选举改为国民直接选举。由于他具有“国父”那样的政治资源，52年全民直选中连任成功。这让他贪权恋位的野心继续膨胀，进而提出取消任期限制的方案，56年他又连任成功。1960年李承晚靠舞弊、修改选票再次赢得了第四届总统选举，这次他遭到了韩国人的反对和抵抗。人们走上街头，舆论要求李承晚下野，国会也投票支持这一要求。李见大势所趋，宣布辞职，流亡到了美国，1965年7月19日在夏威夷去世。
不像同时期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实行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做法，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李承晚在朝鲜南半岛开启了民主制度之先例。如果他能够身体力行，为韩国打造一个健全且又稳固的政治体制，可能避免朴正熙、全斗焕发动政变、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让社会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民众亦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反过来看，从李一再修改宪法以适合个人政治欲望以及在民众的抗议声中主动下台，说明民主制度还是有一种制约的力量。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给中国也带去了一个机会，是民主还是继续专制那两条路同样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客观方面，不像韩国是在空地上搭建未来，中国封建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如成王败寇，打江山坐江山的糟粕太多太深。主观上，49年前蒋介石政府虽然一党独大，但36年民国政府就着手召开国民大会，因日本大举入侵华北而中断。倒是毛泽东把民主、自由当作口号手段同国民党周旋多年，而打下江山后他非但没有兑现诺言，而是如前朝一样继续一党专政。什么事情开头都很重要，共产党49年那第一步错了，这就注定七十年后中国人还要奋斗，还在争取实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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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建国以来大大小小出现过几十个党，但是，韩国政党不掌握军队，党内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战后自美军占领始，朝鲜南部民众即参照美式政党体系开始组党。美国的政党是按照选举需要形成的，只要投票给某党候选人则自动成为该党党员。党员没有党证、不交党费，不用参加组织生活。党员也不用遵守党章党纲，头脑里更没有什么“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行议会政治的西方社会，政党（多党）又确实是实行民主（通过选举）的有效工具。所以经过短短三年，韩国就有了几十个不同党派，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共有48 个政党登记角逐参选。据选后统计，其中有14个党的成员当选为国会议员。1952年国会选举时，韩国登记参选的政党则降到39 个，党员当选国会议员的政党数量亦降至11 个。至第三届国会议员选举，党员当选国会议员的政党数已降至4 个。没有党禁的自由社会，民众很快就意识到多党制并不意味着越多越好，所以他们不断改变形式以实现结党的最佳效果。到了如今，韩国政党基本上也以自由和保守而分成两大类。
一段时间内，韩国执政党是党首动员和控制政治选举的工具，而在野党则是反对执政党政府势力的联合。1954年，三十岁的金大中开始投身政治，参加韩国第三届国会议员选举。由于他本人之前的经历，金得到了当地工会的全力支持。不过工会组织提出一个条件，不希望他以在野的民主国民党身份竞选。但是金大中本人从心底里鄙视朴正熙强人专制的种种做法，不愿意加入执政的自由党，这样他就以无党派人士加入竞选。所以政党政治在韩国政治历史的前半程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并不明显。
同样，在1988年举行的韩国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中，金大中、金泳三与金钟泌三位野党领袖全部进入国会，开启韩国政坛的“三金时代”。三大在野党在国会议席的总数超过了卢泰愚执政的民主正义党的席位，韩国政坛首次出现“朝小野大”的局面。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因由政府运作中处处受到在野党的制约，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卢泰愚先后对“三金”发出联合执政的邀请。金大中拒绝，而金钟泌和金泳三被说服。1990年1月，执政的民正党与在野的统一民主党、新民主共和党合并成为民主自由党。党派之间如果能够如此轻易转换合并，则说明在政党内部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种抽象的政治理念。
应该指出的是，朴正熙执政时期（1963-1978），韩国在野党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形成了非竞争性的（执政）一党制。1987年全斗焕宣布下台以后，韩国才实现从威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大、小政党才获得了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才开始了真正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时代。到了卢泰愚发表民主化宣言及之后金泳三、金大中政府的上台，韩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光州事件才得到了彻底的肯定。
政党政治是中韩两国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里，立宪在先，宪法保证国家权力通过民主选举后由多数派（赢者）去行使。也就是说结党是为了赢得选举——即权力。在中国，这个顺序是倒过来的（至少中共是这样）。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纲领，以夺取国家权力为目标而组成，通过拥有军事武装再去夺取政权，再制定宪法把他们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中共党“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做法是打江山、坐江山封建土匪技艺的延续。49年之前虽然有效，不过离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相去实在太远。这样的党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他们更在意怎样去巩固他们手里的权力而对民众政治经济方面基本权利则关心甚少。所以中共既不会遵守选举规则，更不会尊重其他党派的地位和利益。虽然中共党纲会去凸显“人民”的地位，那实在只是一个招牌。在关键时刻，比如1989年春天，他们不会接受学生的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放弃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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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朴正熙被刺杀外，韩国几任强势总统如李承晚，全斗焕最后都是在面对民众抗议示威时把权力交了出来。他们没有把政权当作是他们的私产，更没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
1960年3月15日，韓国举行建国后第四任总统大选。选前在野党候选人赴美國治病死在当地，一般认为李承晚有脱不了的干系。选举后李再次当选的结果出来后引发民众的不滿，馬山市爆发了警民冲突的流血事件。4月18日，高丽大学示威学生从国会返校途中遇到暴徒袭击，40多人受伤，导致隔日更多學生前往青瓦台抗議。因警衛部隊开槍而导致186人死亡的事件，成了“四一九學摺钡目耍鹑珖源笠幠５目範帯?4月26日李承晚宣布放弃选举结果并辞去总统职务，一个月后流亡美國，90岁时客死夏威夷。
李承晚下台后韩国开始了新一任总统的选举，1960年8月，尹潽善和張勉分別当选总统和总理。一年不到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于63年开始执政，直至1979被部下金载圭刺死。之后由崔圭夏任代总统，其时韩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可是好景不长，1979年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韩国开始了第二个军政府时期。第二年，韩国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全斗焕下令军队镇压，即光州事件。暴力镇压之后全斗焕经选举成为韩国总统。
1987年4月，全斗焕发表声明拒绝修宪恢复总统和国会直接选举而引发抗争。6月10日全斗焕宣布卢泰愚作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这再次引发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全斗焕再次命令镇压，但被军队将领拒绝。至此全斗焕宣布不谋求连任。同年6月29日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主席卢泰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六·二九宣言，决定开始民主化改革。
1988年4月，全斗焕家属多名亲戚因贪腐被捕，全斗焕被迫发表谢罪声明，并辞去一切公职。但韩国民众要求政府惩罚光州屠杀的责任人，公布（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和光州事件真相。从11月3日开始，光州特别委员会和第五共和国特别委员会启动了现场电视直播的听证会，舆论沸腾。总统卢泰愚迫于压力提出要全斗焕发表谢罪声明并离开首尔。全斗焕居然接受了这一指令，在公开向民众谢罪并主动捐出个人财产和剩余的政治资金139亿韩元后携夫人隐居在佛教寺庙。
政治、军事强人在手里尚握有重权时，说下台就下台，说归隐就归隐，这除了反映特定人格和自尊外，大概更能体现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以国家、民众福祉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文化。可以想象，这种文化在封建和专制国度是无法孕育生长的，所以在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中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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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宗教界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一个团体，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从时间的连续性上看，不少人认为88年汉城举办奥运会是平反光州事件、韩国民主制度成功转型的契机。事情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否则怎么解释北京奥运没有促动中共为“六四”正名？奥运会只是一个客观因素，而韩国政体、政党制度，学生/民众抗争的热情以及全社会坚实的宗教信仰等则是其内在的原因。
分析对比韩国和中国在民主道路上的差异还可以发现，韩国的宗教团体起到了一种独特的作用。在光州发生武力镇压后，在韩国天主教会的名义下成立了"光州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一边公开呼吁当局结束暴力，一边派出神父到汉城宣讲光州事件真相，以突破政府的信息封锁。同时还送神父专程到罗马，促请教宗出面干预韩国政府肆意屠杀。光州事件后，韩国天主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每年都举办追悼会为死难者祈福。该会在1987年第一次发行了"光州事件"资料集、相片册，并举行7周年纪念活动。"天主教正义具现神父团"（具现即实践之意）更发表反政府声明，并放映从德国、日本带回来的"光州事件"录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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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韩国社会的民主运动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强人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让学生及民众行动起来进行抗争。
1960年3月15日，李承晚赢得了第四届总统选举，随即爆发了街头流血事件。四一九学运高潮中全国民众踊跃加入形成全国性反抗活动，迫使李承晚下台。
在朴正熙年代，韩国爆发了多次学生民众抗议示威。1965年韩国同日本进行邦交谈判，日本提出对其在殖民時期造成的損害将通过贷款和补偿金的形式予以偿还，不作道歉，引发了韩国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朴正熙宣布在汉城实行非常戒严，示威游行被镇压。1974年和1975年兩次实施紧急法令，逮捕百名异议人士。然而，抗议活动继续扩大，学生联合社会各行各业要求民主。
1978年，朴正煕第四次当选总统，又一次促发大規模的抗议。朴正煕免除反對派領導人金泳三的职务，并鎮压示威者。1979年再次爆发大規模反政府示威。10月26日朴正煕被中央情报部部長金載圭刺杀，結束了他18年的軍政府統治。
全斗焕执政期间，韩国反美情绪高涨，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全斗焕独裁政权的建立，以及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镇压同美方的纵容与支持有关。1980年12月，丁顺哲等天主教农民会会员纵火焚烧光州美国文化院。次年，釜山和光州的美国文化中心被韩国民众焚烧。1982年3月，韩国青年学生焚烧釜山美国文化院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同年4月，江原大学发生焚烧星条旗事件；9月，大邱发生美国文化院爆炸事件。1985年5月，“三民斗”策划接管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首尔的大学的生占领了美国文化中心，并开展遣责美国支持独裁政权的绝食斗争。1986年5月，釜山又出现韩国学生占领釜山美国文化中心的事件。
1987 年的「六月抗爭」，让一向对政治冷漠的都市中产阶级与白领阶级都湧上了街头。全国大小社运团体串联在六月十日成立“泛国民运动本部”，为对抗独裁暴政掀起高潮。六月二十六日並发动全国二十多个都市举行数百万人的“和平大遊行”。
2016年12月，朴槿惠由于纵容閨密干政等丑闻，民众上街示威集會，国会通过对她的弹劾。次年3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朴被迫下台。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間，朴槿惠因涉及受贿、滥权、干政、胁迫、洩密等多項罪行被开除党籍，最后被判处25年徒刑！
为什么韩国能够成功地转型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中国就不行？除了前面提到的近代中韩两国政治基础不同之外，难道韩国政府不如中共残酷？难道韩国青年学生比中国学生更懂策略？我觉得都不是。事实是，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大多数韩国民众对民主自由有着更为强烈愿望。这从当年此起彼伏的民主浪潮可以看得出来。另外，韩国当权者没有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当民族罪人恶胆，更没有为把统治权力看作是一党之产的勇气。韩国社会为光州事件平反的进程从卢泰愚开始，尽管他自己也同光州镇压摆脱不了干系。另外像金大中这样反对派人物，多年来一边不断地遭受强权的迫害，一边持久不懈无私地抵抗，在韩国的民主进程中起了精神领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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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中国民主化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光州事件经过了韩国三届不同政府的努力才得以平反，事件反正的过程也正是韩国完成民主转型的时期。考虑中国、韩国政治体制有着根本差别，那么对天安门事件全面公正的评估一定是在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之后，绝不可能之前。所以海内外民众要求中共推翻四二六社论、平反六四无异于与虎谋皮。三十年之后，我们应该继续在如何推动言论自由、举行民主选举和实行多党制方面多做考虑。在这方面，韩国光州事件将会一直给我们以启迪。
1995年年底，韩国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分别被捕。1996年8月，汉城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判处卢泰愚有期徒刑22年6个月。八个月后，全斗焕被韩国大法院以“军事叛乱”、“内乱”和“贪污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和追缴2205亿韩元。
1997年是韩国的选举年。在竞选过程中，所有的候选人都承諾如果出任总统，他们将特赦全、卢兩位前总统，以促进国家的和解与人民的团结。结果是金大中赢了那届选举。1997年12月，在候任期间，金大中建议金泳三总统即行特赦他们。尽管那时光州事件的真相仍未完全厘清，追究责任也未尽完善，但是民众却对特赦没有异议。要知道，当这两人在台上时，尤其是全斗焕，反对他们、声讨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止息过。可是如今韩国人却认为，前总统犯下叛乱与内乱罪被收押，最后被判处重刑，对他们既是羞辱也宣告了他们政治死刑，因为纠正历史的本身实际上已经还给了人民公道与正义。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姿态和境界，不得不让人钦佩。而在金大中的倡导下特赦全斗焕比韩国任何一个国民都更具有道德上的意义。
金大中是韩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反对派领袖，曼德拉式的人物。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奖委员会在颁布金大中的生平中写道：1969年朴正熙修改宪法寻求第三任总统职位时，金大中公开批评、挑战朴的权威。在随后的年月里，朴先先后对金实施了绑架和谋杀，由于美国和日本的干预才没有成功。1976金被判处5年徒刑，直至79年朴被刺杀后才恢复人身自由。可是在光州事件中，金又一次被全斗焕集团扔进大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他以死刑，后改成二十年有期徒刑。两年后被放逐到了美国。85年金大中主动结束流放生活回到韩国，随即被监视居住，不得随便外出自由行动，直至全斗焕失势后才又一次恢复人身和政治权利。在87年92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失利。1997年再次竞选成为总统。
六四镇压之后中国老百姓私底下有这么几个心愿：一是中共那些开国老人尽早死去；二是越来越多接受过现代人文科技教育的学者型人物进入中共决策层；三是私营企业发展后中国尽快出现一个中产阶级阶层。但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中国民主运动缺乏金大中式的人物。不错，六四镇压后，老百姓把对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学者而不是那一辈的革命老人，甚至想当然以为成功的私营业主阶层一定会在政治领域形成他们的诉求。事实上，那些想法都不离谱，而且既充满理性又符合社会发展内在一般规律。可是三十年过去了，当年人们的那些愿望在中国都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却依然遥遥无期。这也许告诉我们：观察、分析中共，我们的思考也必须跳出框框去作反向思维。
三十年来，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学生是否没有给党内温和派调解、回旋的余地；广场上的学生是否错过了见好就收的机会。可是很少人反思，为什么那个春天到来之前在民间影响甚大的如四通派、河殇派、（世界经济）导报派以及体制内外的自由派、改革派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他们到广场只是劝告学生撤离而不是站在纪念碑台阶上振臂高呼，以他们的智慧、勇气、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代价带领学生和市民见坏就上？八十年代中共试图把改革的对象和内容限定在经济领域，但是中国知识界则开始呼吁、要求推行政治体制改革。87年胡耀邦去职印证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可是当八九民运爆发之后，挑战中共一党专政，促使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却统统落在学生的肩上。可以想见，参加游行对话绝食的年轻学生更多的是有一种勇气和道义力量，而学者、教师和知识分子及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则有更多的阅历和智慧。学生运动需要有人给他们支持和掩护，更应该有人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确切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手里拿的是杠杆，而知识届则有义务替他们找到那个（撬开专制铁幕的）支点。可是在那五十多天里，我们都退在后台，而把学生们留在了第一线。不容否认，在强权和暴政面前人人都可以而且应该保护自己，谁都不能要求别人去冒险，但八九六四没有金大中式的人物，这确实是中韩两国民主运动另外一个致命的缺陷。
胡平说“没有正确反思，就不会有下一次民运”。（《中国民运反思》P.134）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如果我们只反思挑战强权的学生，这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找到出路。这样，当下一次民主运动来临时，我们恐怕还会失败。
中国一定会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问题是我们还要等待多久？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南韩的民主转型——以光州事件为分水岭
作者：朱立熙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韩文系讲师
见台湾国际研究季刊 2011年/夏季号
和解之难：光州事件背后的国家暴力与历史清算——朱立熙
光州事件遗迹及纪念照片链接
http://www.ngocn.net/news/2017-12-11-5ee31c19eb598e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