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然：在巴黎遇见海明威

在巴黎遇见海明威

怡然

如果不是读了海明威《流动的盛宴》，我对巴黎的想象至多也就游离于卢浮宫布满世界名画的艺术长廊里，抑或是徜徉在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撑起的那片自由晴空之间。然而海明威的笔却将我的目光引向了宁静的塞纳河，还有塞纳河左岸那些星罗棋布的咖啡馆。于是这个金秋时节的巴黎之旅，好象不光是去观赏风景，倒更象是去完成一桩使命，探寻巴黎左岸，拨开那些隐匿于街巷深处的文学记忆。

巴黎不愧是艺术之都，令人炫目惊叹的不只是多彩纷呈的艺术博物馆和富丽恢弘的皇宫，就连临街比比皆是的咖啡馆，也充满了世俗风情，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巴黎人喜爱咖啡，更喜欢泡咖啡馆，就象他们喜欢喝葡萄酒一样。你真的无法想象，没有咖啡馆的巴黎街头会是什么样子。

连海明威这样的硬汉作家，在离别巴黎三十多年之后，还依然怀念着巴黎左岸的咖啡馆。当年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无所不在的饥饿，加上漫漫冬日的寒冷，这些足以令一个文学青年却步。而正是那些暖融融的咖啡馆，让海明威心存留恋和念想。顺着海明威的笔迹，我去寻访了那些曾经激起他创作灵感的左岸咖啡馆。

从我住的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旅馆，步行只需三四分钟，穿过窄窄的街巷，就到了老喜剧街。抬头一看，那不正是我要寻找的咖啡馆吗？想不到它竟然近在咫尺。Le Procope，译成中文叫作普罗科普。它的外表看上去很普通，与其它餐馆并没有什么不同。墨绿色的窗格子映衬着深红色的墙壁，金字牌匾镶嵌在棕色木框里，醒目的“1686”好象在提醒你，这可是巴黎咖啡馆的鼻祖啊。1686年，意大利西西里人Francesco Procopio DeiColtelli 以自己的名字创建了这家咖啡店，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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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巴黎第一家咖啡馆，感觉时光似乎在倒流。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在铜牌像背后注视着你，他任驻法大使时经常来这里用餐，那可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拿破仑的军帽还被当作“镇店之宝”珍藏着，他做年轻军官时，因为没钱付账而留下这顶军帽作抵押。据说当年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运动思想家常常来此聚会，而巴尔扎克和雨果等大文豪也经常光顾这里。

穿越悠悠岁月，三百多年的光阴流转，任外面的世界变化万千，普罗科普却依然如故。它保留着过去，保留着历史，伫立在巴黎街头三个多世纪，这优雅的存在不就是一种最美妙的文化诉说吗？

走出 Le Procope，沿着圣日耳曼大道走不到一英里，远远地就看到了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它的名字听起来很别致，该不会是两个老翁合伙开店吧？在去巴黎之前，我就在网上搜到了，“双叟”的名字取自当时著名的戏剧《两尊来自中国的雕像》。一进店门，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那对木质雕像，他们身着清代服饰，一正一侧，被高高地雕在墙壁柱子上。这家咖啡馆还的确和中国有着某种渊源，早在1812年，那时的“双叟”店以经营世界各地珍宝和中国丝绸而闻名遐迩，后来丝绸店被改造成咖啡馆，成为巴黎社会名流雅集聚会的场所。许多知名作家都曾在这里留下了脚印，更有萨特和波伏娃，毕加索和朵拉留下的浪漫故事。自1933年以来，这里每年都向法国小说界颁发双偶文学奖。双叟咖啡馆还出现在许多电影里，象1959年的电影《狮子星座》，1973年的电影《母亲和妓女》以及2014年的电影《自恋男女》。

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对这家咖啡馆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他说：“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 这里有他的专座，他可以安静地隅于一角倾心写作，侍者会端来热乎乎的牛奶咖啡，口渴了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他整个身心都迷失在自己营造的小说故事里，那是关于他的故乡密歇根北部的故事。他还有幸遇见了“美人儿”，写出了那些曼妙如诗的名句，“不管你是谁，也不管我今后是否会再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笔。” 海明威从这里得到的不只是温暖舒适，更重要的是创作灵感。

告别了双叟，不能不去看看它的邻居，只有几步之遥的“花神”，这家咖啡馆的名字“Cafe de Flore”源于当年门前的一尊古罗马女神像“Flore”。我在店门口到处寻找，终没见花神的影子。不过店门脸上装饰的长青树和万年红，显得生机勃勃，一派花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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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咖啡馆还有另一个传奇的名字，“萨特办公室”。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的协议契约式爱情，曾经深刻地影响甚至颠覆了同时代人的传统婚恋观。二战期间，这对文学圈里令人仰止的文艺情侣，曾在这里携手度过了四年时光，每天在此相聚，坐同一张桌子，一起伏案写作，点一杯热巧克力。就象萨特说的，“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条自由之路。” 2006年，他们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法国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让人们重温了那些逝去的浪漫时光。

萨特在“花神”写的《存在与虚无》于1943年出版，它标志着存在主义的诞生，二十一年后他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波伏娃作为存在主义的女作家，也在这里完成了她的杰作《第二性》，俩人堪称是比翼齐飞。

若说花神咖啡馆是存在主义的发祥地，它可真的是当之无愧。法国文学界有个著名的花神大奖，每年都在花神咖啡馆颁奖，这和它的邻居“双偶文学奖”可是有的一比呢。

巴黎左岸的咖啡馆真是数不胜数，但有一家我无论如何都得写一写，那就是丁香园咖啡馆。它位于蒙巴那斯大街上，门前有一层层绿色植物围着，稍不留意就会与之擦肩而过。这也是家百年老店，建于1847年，据说最初只是种植了上千棵丁香树的花园，后来才改建成现在的样子，装上了落地玻璃窗，还有喷水池。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用了很多笔墨，写他在丁香园遇到的人，写发生在丁香园的故事，尤其是他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相遇。丁香园大概是最令海明威心仪的地方，因为他可以在那里尽兴饮酒，谁都知道海明威对于酒的钟爱可非同一般。他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观察之细密无人能及，从他那爱尔兰人纤巧的嘴，到他奇短的腿；从他对自己作品的时而谦卑时而高傲的姿态，到他对海明威的时而信赖时而疏离。这些富于温度的描写，表现出海明威这个硬汉作家柔情的一面。

在读完了斯科特送给他的《了不起的盖兹比》，海明威写下了令人动容的一段话：“我读完了这本书，明白不论斯科特干什么，也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我应该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对他有所帮助，尽量做个好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一部像《了不起的盖兹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准能写出一部更优秀的书来。” 海明威把斯科特视作自己写作道路上的参比坐标，激励自己笔耕不辍。他在丁香园咖啡馆只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因此成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直到今天，在丁香园咖啡馆的一角，依然保留着“海明威之椅”，椅背的铜牌上刻着他的名字。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句话几乎成了经典，它是海明威对巴黎最深情的道白，也许每一个到过巴黎的人都会深有同感。走过巴黎左岸的一间间咖啡馆，仿佛穿越过数百年的文学记忆。每一间咖啡馆都好象一个博物馆，承载着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而一个拥有记忆的城市，怎么会不令人怀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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