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介书局“宋朝人”

近来因习画重读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勾起了我对往昔岁月的回忆。时光攸忽，移民多年，洋文没到位，中国书也读得少了。虽然一直写中文，但完完全全是在“吃老本”，既无最新前沿文化的补充，又没有重温及续读原来熟悉的一些典籍。那浸润于纯学术的环境中，聆听师友们谈古论今的快乐，竟是一去不复返了。前尘往事之学界逸闻变得依稀模糊，内心深处的失落与隐痛是迁居新舍、安居乐业所难以补偿的。

本文要介绍的王高明（仲闻）先生，除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者之外，恐怕少有人知，即使古狗，亦是难觅其迹的。想来是因为其父声名太盛，光芒之下，子女于专门学科的卓越成就被学科外的世人所忽视了。当然，仲闻先生所处的年代也是造成其籍没无名于当世的原因。

记得当年一进书局的大门，上岗培训时，老一代的编辑们喜欢历数书局历史上的名流大儒，津津乐道于他们耳闻目睹的种种往事。这是书局的传统之一，由老编辑带研究生一样地带新分来的年轻编辑，在介绍书局的历史中，强化质量第一、严肃求实的学风。他们最缅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金灿然先生执掌书局、领袖群伦的黄金岁月。

据说那时节的书局，堪称牛鬼蛇神大本营，全是金先生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在学术界密云不雨的大气候下，冒着受牵连下牢狱的风险，以各种名义，从全国各地聘请到若干古典文献整理专家，为他们提供了一方小小的避风港，使其能够读古书，做学问，不问世事，不忧成果，长年经营，精益求精。由是打造了迄今书局最王牌的多系列文史古籍校勘图书，也抢救了一批在各专门领域享誉中外的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二公子王仲闻先生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关于王仲闻先生的回忆文字，主要见于已故沈玉成先生《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一文（收入中华书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回忆中华书局》中），后来书局的同事刘石先生亦写有一篇文字《一位不应忘却的学者》，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主要依据是沈先生的文字及中华前辈学人的口头介绍。

现在，我根据沈刘两位先生的文章及我所听到的老编辑讲述的故事，向大家简介王先生的身世及主要成就如下：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号幼安、学初，以字行，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次子。幼受父亲熏陶，喜爱古典文学。据说因他幼年顽皮（一说因家贫无力供其上大学），被其父认定没出息。所以中学一毕业，就被送入号称“铁饭碗”的邮局，曾任职于中统控制的邮检部门。49年之后，因这段历史被打成特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退职，一度连生计都成了问题。但他身处逆境，治学不倦，整理多年研究心得，陆续出版了《南唐二主词校订》、《诗人玉屑》(校勘)、《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引起学术界注意。时任中华总编辑的金灿然先生求才若渴，专务“人弃我取”，将仲闻先生收入帐下，但在当时政治气候下，却难入编制，只好以临时工的名义，行编辑图书之实。1965年，他编辑校订的《全宋词》出版，其收罗之完备，考证之缜密，为世公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再被解雇，复遭猛烈冲击，1969年含冤自尽。

王先生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由于古籍记载中的宋人词作，模糊的、错误的地方极多，一首词作常有几个词人争夺所有权，张冠李戴、冒名顶替、同名同姓等现象的存在，犹如一团团浓重的迷雾。据说王先生极为认真，长年泡在北图古籍部，遍览史籍，考订辩证，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订正若干错讹，使全书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此，唐圭璋先生十分感佩，请求出版时一定要加上王先生的名字，这是书局历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原是金灿然先生的主意，由他和文学室主任徐调孚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而唐先生欣然同意。究竟是怎样的情形，这段学术往事因当事人多已作古，恐怕是难以求证了。 不管此事由谁主动，结果却因当时的文化部规定几类人的名字不得见于社会主义出版物中，导致王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和足足四年的艰苦心血被一笔抹杀，未能得到社会承认。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王先生在订补《全宋词》的过程中写下有关词人生平、作品真伪、归属、版本源流、词牌考订的文字二十多万字，名之曰《读词识小》。据称钱钟书读后，曾称之为一部奇书，并自愧不如。此书同样因政治原因未能出版，以后竟不知踪影。

沈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要凭良心说，其（指〈读词识小〉）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听说“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一位学者死了，遗稿不知下落，过些时候又赫然问世，不过署名却是另一个人。我倒真希望这部《读词识小》当时为一个雅贼挟之而去，今后不管用什么名义和形式发表，我都决不置一辞，因为让它留在人间总比归于天上要好。”

中华的老编辑们说，王仲闻先生精熟唐宋文献，尤长于词学，他常以“宋人”自诩，这是因为他觉得搞古籍整理，除了要尽可能占有全面的史料史实，还应从当时人的思维行事出发，方可入情入理，考订合乎逻辑。仲闻先生也确实当得起这一称号，据称他博闻强记，熟悉古籍及文物、典章、制度、风俗等等，每有所问，对答如流，无需现查书翻资料，一切了如指掌，有如生活在宋朝一样。 王先生还是清编〈全唐诗〉的第一个整理者，他负责全稿的审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它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他的《李清照集校注》 ，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可惜，仲闻先生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它名字，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致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仲闻先生曾在解放初将王国维先生的珍贵遗墨一百余件捐给了北图，其中包括著名的〈人间词话〉手稿原件及观堂先生被昆明湖水浸染过的的遗书绝笔。捐书时的仲闻先生，恐怕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步其父之后尘，走上了自尽的道路吧。 

今天的学人，自然有了更为优越安定的研究环境，但急功近利之风却越演越烈，能舍得花四年时间精力倾注于一本书的编辑校订，无论是书局领导，还是普通编辑，怕是都不可能了。往昔雅谈，而今已成绝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