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胡化”困境

以技术移民身份移居加国的大陆朋友，基本具备专上教育背景，年龄亦多为三十以上的成年人，其母语文化素养高于原居社会的平均水准。这原本是值得骄傲的身家资本之一，却不幸成为融入新家园的一项障碍。

有如一张白纸易写易画，而早已浓墨重彩的画面却只可小改不能重来一样，专上文化程度的移民朋友在思维和行事各方面其实早已烙下了很深的本民族语言文化印记，这种汉民族特性使第一代移民在有生之年，很难顺利如意地“胡化”（即今天之“西化”）成功，完全融入本地主流社会。同时，汉文化所化的移民，在去国日久之后，也会渐渐与国内的前沿文化脱节，亦很难再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汉语文化人。

的确，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特质，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阅读陈寅恪大师的史学著作，印象至为深刻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不同民族乃不同文化之体现。陈先生研究北朝史，认为凡关于胡汉同异的讨论，决定因素非胡汉种族，而完全在于文化，即胡化、汉化问题。胡人汉化则应定性为汉人，汉人胡化则应定性为胡人。也就是说，文化之关系为重，而种族之关系为轻也。
 
一般来说，民族与三个因素直接相关：种族（血统）；文化（教化）；地域。陈寅恪的观点是，在上述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这一点与我熟悉的Steve先生的融入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苦心孤诣、数年如一日地教导新移民，仅仅入籍是远远不够的，虽有公民权，虽按时纳税、遵纪守法，但还不足以被以他为代表的加拿大人所承认，必须抛弃（或至少暂时性失忆）母国文化，并积极浸润于主流文化（即英裔白人文化）之中，经年累月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融入，最终成为一个Real Canadian。

 
在历史上，汉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在世界各国几可称为遍地开花。比如唐宋时期的西域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等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习染中原文字、习俗等现象十分普遍。甚至一些本有自己宗教、文字地区如“畏吾儿、突厥、波斯”等，在与中国交流中也比较容易就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说明汉文化在与他民族文化交流中有着一定优势，并居于主导地位。到了元朝，虽汉人为异族所统治，但世祖忽必烈仍必然接受儒术，实际上是文化弱势的侵略者为文化强势的被侵略者所同化。

这种不以国势衰落而衰落的汉文化主导强势，代代相因，延至今日，竟内化为几乎所有中华文化学子的心理优势，在海外形成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越是中文功底出色的，英文越是难学精深，或者虽有一定英文程度，但却无意于深入，平日所习皆为中文图书，而英文书的用途除了催眠之外，别无他用。

于是，身为汉文化所化的移民，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挣扎于东西文化的两难困境之中：理论上很明白要彻底融入才能生存得更好更高更强，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国会和三级政府中添加更多华人面孔；感性上却不能也无法割舍对母文化的依恋与迷醉，而耽于母文化的温情之中，势必影响我们“胡化”的进程。

Steve先生恨铁不成钢，他不知道汉化已深的移民，即使虚心向学，无奈本性难移，在思想已定型的成年期，是很难彻底逆转，“胡化”为本地人的，有的甚至移二代移三代 都难称为彻底的本地人。他曾经生气地质问：既然不愿或不能“胡化”，你们这些人又何必背井离乡跑到加拿大来呢？现实中遇到的种族冲突现象，也往往伴有带歧视色彩的一些本地人嚷嚷：不会讲英文，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在实际生活中，无论移民中的每个人主观上是否珍视自己的汉化，去国益久，客观上的胡化都会越来越深，即不管感情上如何依恋母国文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会与她渐行渐远。几年下来，睡梦中喃喃而语的梦话，竟然少了乡音，多了“胡”话。虽然还不正宗，但在文化深层，好象也因此少了许多的汉味。

当我们举起左手向英女王及所有皇室后裔宣誓效忠之际，当加国总理在中国农历春节造访华社，用普通话或粤语对华人“恭喜发财”时，你会不会感受到那种夹在胡化与汉化当中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