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治病救人的救世情怀与“bend or Break”的强权理论

伯驾，即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1804-1888），19世纪来华医疗传教士，外交官。旧史中文本通译其名为伯驾。伯驾在中国前后只住了二十年，比一般同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时长要短，但经历却相当丰富。

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伯驾，不同于只学了一点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传教士（那时来华传教，医疗与教育是传教的切入点；略懂医术，亦可以自治，能更好在中国生存）。他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生，临毕业前半年，因为可以搭乘免费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来中国传教而提前毕业，未拿到在美国行医和布道的资格。

出生于麻省弗莱明汉农民家庭的伯驾，其家庭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他修读医学课程时，他也同时学习了宗教学，并很早就在为远派国外传教做了准备。1834年6月1日，伯驾正式成为基督教长老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长老会告诫，伯驾的工作重心应该是传教布道，而不是医治病患。治病救人与传播科学艺术，只是为了引导人们最终信教，成为上帝的仆人，他的身份与角色也应该首先是传教士而不是医生。

当时的伯驾，几乎没有意识到一身二任给他带来的困惑与纠结，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这种身份冲突及与教会的矛盾，导致他走上与传教初衷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既身不由已又因缘际会，伯驾最终由传教士转型成为维护世俗政治、代表美国利益的外交官，一个在史书中颇有争议的驻华公使。

这一身份矛盾可以简括如下：治病救人的善举，是否可视为基督使命的一部分，还是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传教手段（目的是吸引并教化异教徒从此信教）？当二者冲突时，谁应该优先？对于略通医术的传教士来说，这一点没有构成太大麻烦。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既治了病，办了学，也吸纳发展了不少中国教徒。而身为专业医生的伯驾，从他一踏上中国领土，他的身份或角色定位，几乎全以从医为主，或者说，他的医生光谱远远大于他的布道色彩。

伯驾是第一个派往中国的新教医疗传教士。在三十岁那年，1834年10月26日，他在广东十三行地界登陆，然后于12月去了新加坡。他在哪里学习中文并建立了第一个诊所，至1835年8月，共治愈了一千多中国病人。这大半年的经历，既是学习中文并与中国人接触了解的过程，也是伯驾行医实践的开端。实际上，此时的伯驾已因行医繁重而感到传教时间不足的烦恼。

这种纠结与不安，伯驾很长时间都未能真正解脱。同年9月，他回到广州，并在美国行商的帮助下，于11月开了诊所。至1837年，他有了四个年轻助手，这是伯驾培训的第一批中国西医。伯驾的诊所以眼科为主，兼及其他外科手术，其精湛医术很快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名声大振。他还雇佣了十三行的外销画家林官（Lam Qua）为肿瘤病人术前画像，并加以病历注录，这批最早的医学档案至今保留在耶鲁医学院图书馆。为募集资金扩建诊所，伯驾还与支持者于1837年2月21日成立“中国医疗传教协会”，先后出任副主席和主席。1840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伯驾关闭医院，回到美国。这标志着他在中国前六年的行医生涯暂告结束。

伯驾的诊所和病人，Lam Qua所绘。

在美国期间，伯驾除了应邀到教堂演讲，回家乡探亲，还去华盛顿特区见了总统Martin Van Buren。伯驾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建交，派驻全权大使，在中国代表美国利益发言表态。正是在华盛顿，伯驾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Harriet Webster ，并于1841年3月29日结婚。婚后，伯驾曾到英国和法国演讲募款。在费城等候战争结束时，他进修医学课程，更新和提高医术。同时，他再向总统John Tyler 和国务卿Daniel Webster 建言在中国派驻大使的必要性。从上述伯驾的公众演讲、募款与游说经历看，他后来转型从政实际已初见雏形。或者说，我们已可看出他在公共事务上的兴趣、抱负与潜力。

1842年6月，伯驾启航返回中国。同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定，战争结束。年底，伯驾在广东重开医院，他用在美国期间学到的新医术，引入麻醉为中国病人切除肿瘤和结石。虽然在他的医院里也开设了礼拜堂，但他的传教工作颇令教会失望：直到1847年，他的病人无一例转为教徒；又过了两年，好不容易有了两例；再往后很多年，又仍然无果。

伯驾行医的声名远播、广受赞誉与其传教事业的进展甚微形成鲜明对比。伯驾认为，他缓解病人疾苦，就是在为上帝服务。由于时间有限且分身无术，他难以舍弃医疗工作而花费更多时间在布道方面，所以传教工作确实不理想。然而，派他到中国的教会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传教工作才是最主要最优先考虑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服务都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1845年3月，教会明确告知伯驾，如果他不能摆正行医与传教的主次关系，传教工作仍然没有起色的话，他应当另找资金出路来支持他的医疗工作，而不能再从教会拿钱。这对伯驾是沉重打击，直接关系到他本人和医院在中国的生存。他回复教会说，为生存计，他接受了美国公使馆的一个半职工作, 担任公使秘书兼翻译。他表示即使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持，也希望仍保持和教会的联系。

这样的通信反复了几个来回。1847年8月，伯驾接到通知，教会决定中止他的传教士身份，理由是他另兼世俗职务，有悖教规。从前后经过看，伯驾从事世俗工作而获中止教职，只是教会的借口而已，根本原因是教会不认可他的行医是真正的传教工作。

自此，作为传教士的伯驾，其官方身份宣告中止。而作为外交官的伯驾，则要早于这个时间点的3年前。1844年2月27日，首任驻华公使Caleb Cushing任命伯驾为公使团中国秘书兼公使私人顾问，年薪1500美元。他随即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此约于1844年7月3日由中国道光帝签署，1845年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伯驾于其中虽仅为翻译一职，但实际却扮演了重要的顾问角色。该约体现了美国利益均沾的理念，即《南京条约》中给予英国的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及租界的种种特权，中国也要给予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可以支持中国禁烟。

此后，由于几任公使因多种原因而迅速轮转，每当空档时，伯驾就担任了临时公使。公务的繁忙使伯驾越来越不能兼顾广州的医院常务，1854年，在大火损毁了医院一些设施后，伯驾一手创办并经营多年的医院终于宣告关闭。

1855年5月10日，伯驾辞去公职，从澳门返回美国。然而，在抵达美国后，几乎未得休整，他就被国务卿William March推荐，总统Franklin Pierce任命，重又返回中国，正式出任驻华公使。

这次伯驾的主要任务是谈判《望厦条约》的修订。目的是在北京设美国大使馆，并扩大通商至全国范围。当遭到咸丰帝时，伯驾向英法提议，组成三国联军，以武力压迫修约。但此案未得英法赞同。伯驾再提出更为大胆的方案：如果北京方面仍拒绝修约，法国应占领高丽，英国占领舟山，美国占领台湾。只有当修约满足西方要求后，这些地方才会归还中国。几个月后，他又提出更进一步的想法：美国应永久占有台湾，该岛应是美国在远东的一笔重要资产。

支持伯驾产生上述野心的起因不得而知，但他却因上述提案而留下了声名狼藉的强权即真理名言：“bend or break” （不屈服，即毁灭），这将他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伯驾的台湾方案终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他本人亦在1857年被新执政的Buchanan政府召回。伯驾离开中国的时间是1857年8月27日，此后他再未回到中国。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他一直住在华盛顿特区。

退休后的伯驾，担任过美国福音会教会联盟副主席。1871年，他和曾中断他财务支持的教会取得和解，重为长老会成员。他亦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耶鲁荣誉硕士学位等等。因他住得离白宫很近，林肯总统有时会造访他的住所。1888年1月10日，伯驾以83岁高龄辞世。

盖棺论定，美国史学家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认为：与伯驾不名誉的外交成就相比，他在中国的行医经历（救助病患，培训中国西医等等）才是他一生值得骄傲的业绩，其治病救人体现了真正的基督情怀。“在中国病人的眼中，他的行为迹近于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