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瑶之：移民大潮里的老头老太

万维读者网（Creadres.Net）20周年有奖征文稿件 　

(一)

　　我在纽约住了多年却沒什麽朋友，常常走动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杜老师的家。杜老师家的地理位置特别方便朋友熟人串门，就在纽约皇后区中国人聚集的法拉盛市中心，下了7号地铁，必然从她家门前走过。

　　到杜老师家串门不需要电话预约，如果撞上她正在烧饭，那是一定会留你吃饭的。另外杜老师在50年代的大陆还是一个非常著名作家和电影编剧，很会说故事的，听她闲聊几句也能涨见识。

　　法拉盛这地方最多的是中国超市和中国餐馆，一家连一家。这一天我去那里买点小青菜，莴苣，中芹，豆腐干什么的。买好了，提着两个鼓鼓的印着“华美超市”的红塑料袋就转去杜老师家坐坐。

　　杜老师的家是一座两层楼老式房子。看起来起码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歪歪倒倒的挤在一排类似的房屋中间，外墙的木板原先刷的是湖蓝的油漆，现在一块一块在掉，像生了白癜风。她的房子顶上有阁楼，并排开了两个黑洞洞的小窗户，好像两粒黑色的门牙。凭借这两粒门牙便让我一下就认出杜老师的家。

　　(二)

　　没有想到我去的这一天正好是杜老师70岁生日，进门见她蹲在地上蹶着屁股，用榔头猛敲一个手掌大的海螺，螺壳的碎片四溅，她呼哧呼哧地说，我吃了广东人的油泡螺片，好吃，今天过生日，自己做来试试，

　　杜老师是个老牌吃货，她在大陆出过十几本书，一半是写爱情的，一半是写吃的。任何奇怪的吃法，她知道了都要试一试。

　　我说，哎呀，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只给你买了一包韩国牛肉干，我再去买一块蛋糕吧。

　　她说，“算了，我不爱吃蛋糕。”然后不敲海螺了，起身抓过我手上的牛肉干，撕开包装就大嚼起来。吃牛肉干之前，也沒有忘記龇出她的牙齿炫耀一下，“你看，我的牙，没有一棵是假的，珐琅质的，可以当老虎钳用”。

　　杜老师长了一口细小如老鼠的牙齿，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被香烟熏得又黄又黑，这口牙被她这吃货过度使用了70年，竟然没有丢失一粒。

　　吃了几块牛肉干，她坐到床沿上，开始抽烟，也递一支给我。我本来是不抽烟的，但是觉得此刻坐在她的对面，不抽上一支便没有闲聊的气氛了。

　　她的香烟在点燃之前都要在一个指头粗的小瓶子里沾一沾，小瓶子里面装的是她从云南搞来的麝香粉末。一會兒，带着麝香味道的烟雾便在我們四周弥漫开来，烟雾里似乎还夹裹着些许云南的巫气。

　　杜老师的眼珠在窗口黄昏的光线下散发出一种说梦者的恍惚，

　　“我年青的时候很傻，和同学刘卫芳说要到台湾去看大海。两个人带了一把小提琴和一本海涅的诗，千里迢迢，坐船从南京来到高雄。我们俩卷起裤脚往大海里走，小腿浸在海水里，刘卫芳就开始拉小提琴，我就读海涅的诗。一会儿，我们两个停下来，对看了一眼，说，大海也不怎么样啊！”

　　“你知道，这趟大海看的后来害死我们了。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把我们当做台湾特务往死里审查，到了文革，刘卫芳被打的受不住了，就自杀了。我当时下放在云南乡下，一看风头不对，赶紧跟当地人从小路逃到缅甸，躲过一劫。

　　“去台湾看大海的时候，我们18岁，是金陵女大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回来时，台湾海峡已经不通船了，我们是从香港回国的，途径广州…”

　　（三）

　　我们正说着话，住在阁楼上的老房客赖舒文探头探脑地推门进来。进门后，把门掩上，说，“老杜，跟你说个事”

　　她径直走到杜老师跟前，一只手猛煽杜老师刚刚喷出的浓烟，说，“你找老伴的事情有着落了吗？”不等回答，她急急地说，“我这里有一个人，是个老知识分子，从前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的老编辑。岁数大一些，人是规规矩矩的。儿子也很有出息，在旧金山做电脑工程师，薪水很高的，他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经济上没有问题，儿子很孝。”

　　赖舒文这番话，把杜老师的情绪从虚渺的故事中拉回到现实。她想了想，慢条斯理地说，“先看一看人再说吧”。

　　赖舒文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人已经来啦，就在楼上等着，我这就去叫他下来！”

　　赖舒文出门后，我便对蓬头垢面的杜老师说，“你去把头发梳梳，换件衣服，我帮你把地上收拾收拾。”杜老师因为贪吃，肚肥腰壯，声音洪亮，不修边幅。

　　杜老师回我说，“让人家看见本来面目最好。装模作样是撑不长久的。”

　　我一时无语。但是环视了一遍杜老师的小屋又忍不住说，“看你这个家乱的跟废品收购站一般，对象都吓跑了。”

　　这屋里塞了7，8张从大街上捡来的各式各样的靠背椅，三张大小不等的桌子，四只堆满了书籍和杂物的书架，这些书架看起来最危险，因为每只书架的两角上都挂满了鼓鼓囊囊的布包和皮包，书架眼看随时要被这些沉甸甸的包裹拽倒。

　　这屋里的每一块平面都堆满了东西。包括床前两只茶几，承担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烟灰缸，每只烟灰缸都装满了烟头。

　　最奇葩的是杜老师的屋子里还拉了一条绳子，不是晾衣服，而是挂满了她自己腌制的咸肉和腊条。

　　似乎要打消我的顾虑，杜老师补充说道，“我要找的老伴，首要的条件就是会收拾屋子。我以前的先生，跟我在一个创作组，写作上没有什么才气，棉花店的学徒出身，但很会洗啊，擦啊的。我做饭，他洗碗。”

　　（四）

　　一会儿，赖舒文老师领着一个耄耋之年的驼背老头进来了。中等个子，头很大，两条寿眉又浓又长。脸上虽有几块老人版，倒是干干净净的。他穿著簇新的白衬衫，蓝裤子，黑布鞋，有点腼腆地站在赖舒文身后，像是个来相亲的。

　　赖舒文指手画脚，忙着两头介绍。“这是上海文学的老编辑陈渔东，这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杜老师，杜慧织。你们两虽没有见过面，想必都听过对方的名字。”

　　杜老师是不寒暄的，她看了一眼陈渔东，就像熟人似地问道:“老陈，你住在旧金山，为什么到纽约来找老伴啊？”

　　老陈似乎被问住了，他踌躇片刻，决定还是实话相告。

　　“侬佛晓得，本来别人是把我介绍给这位赖小姐的，我们书信交往已经一年多了，相处的蛮好，但是赖小姐的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她要回国了。再不回国，单位里要没收她的房子，退休金也不发了。侬晓得，我是不能回国的。我是一个老右派，国内啥也蕪没，现在弄的就尴尬了，赖小姐甩手一走，中国也回不去，儿子那边也回不去，，我就成了无家可归了。赖小姐就说帮我想想办法，”

　　老陈说着说着有些急了，额头上也沁出了汗珠。一口浙江土话也越说越快。

　　赖小姐听老陈揭了底，便解释说，“我来美国就是赚点钱，回国手上宽裕点，如果让国内把我的房子退休金一并没收了，那晚年不是要上街讨饭了吗？

　　杜老师问老陈：“右派不是早都平反了吗？都退赔了工资，评上了职称。你跟赖舒文一起回上海过晚年有什么不好？赖小姐又有房子。”

　　老陈回答：“说起来就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人了。当年我是和我老婆一起被打成右派的，我们是很少见的夫妻右派。当时我们三个小孩老大8岁，老二6岁，老三才3岁。因为我老婆的问题比我严重，她是主动攻击党和政府，因此她在大会上当场就被抓走了。而我平时是不说话的人，没有言论，我的右派问题是后来组织上分析出来的。他们说我老婆一个女人家那里会写出那么有条有理的右派观点？肯定是我在躲背后替她写的。因此我是稍后定为右派，第二年，就是1958年，才被送去劳改。”

　　“谁知我带着右派帽子，被劳改了21年，吃尽苦头。成了养猪能手。到了平反的时候，组织上却告诉我，平反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不是右派。平反名单上倒是有我老婆的名字，但是她早早就就疯了，早早就死了呀。我也不跟他们争了，算我倒霉。等我大儿子到了美国读书，我就奔着他来了。”

　　杜老师又问:“你儿子既然孝顺，你刚才怎么又说儿子家也回不去了呢？”

　　老陈顿了顿，叹口气，“儿子虽然孝顺，但是儿媳却未必跟他一条心啊。两个孙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去年上中学了，我就没什么事情做了，儿媳看着我整天晃着膀子吃闲饭心里不爽，我再呆下去，怕她要跟我儿子闹离婚了。这也是我托人找老伴的原因。”

　　听这个老编辑说话，句句都很实在，没有虚头花腔，于是杜老师说，“这么办吧，等赖舒文过几天回国，你就住她的房间，房租每月280美元，你要是经济上有困难，可以再减你50元。这栋房子是我从一个意大利人手上租下来的，我是二房东，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没有人会赶你。”

　　老陈听了面露喜色，说，“我的生活费大儿子会全部承担的。他的钱多。我最开心的是，能跟两位著名女作家为邻，日后大家切磋写作，真是再好不过了。”

　　杜老师却说,，“赖舒文还在阁楼上死命写侦探小说，我早就停笔了。我现在热衷吃和打麻将。”

　　老陈惊诧地说,“为什么不写？你写的那么好！真是暴殄天物！”

　　杜老师简单地说，“写够了。我一生苦哈哈地写了20本书，6个电影剧本。年纪大了，不能再苦下去了，学学吃喝玩乐，过过常人的日子，对吗？”

　　老陈听着，摇头，“不对，不对。侬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要来慢慢纠正侬。”接着又神情严肃地说,”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写出来，不写出来，死不瞑目。只是我的文字不怎么灵光，你是大作家，你要相帮我。”

　　杜老师不接他的茬，却问，“你今晚有地方睡吗？没有的话，就暂时在对面那张长沙发上混两天吧，不过，我打呼的声音很大。”

　　老陈说，“我以前在劳改农场养猪的时候，跟一大窝猪睡在一起，那些老母猪打起呼噜来想必你是比不过的。”

　　旁边的赖舒文哈哈大笑，对杜老师说，“你看，老陈还挺会说笑呢。”

　　杜老师回她：“那你还不赶紧把他带回上海。”

　　（五）

　　到了周末，老陈的大儿子从旧金山赶来了。已经是晚上，赖舒文把他领到杜老师那里。门是敞开的，只见右手的大床边有一桌子的人挤成一团，神情飞扬地在打麻将，似乎每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烟，屋子里烟雾缭绕。迎面一条绳子上挂满长条子的咸肉。他透过咸肉，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只见他躺在靠墙的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上，像一条被收留的可怜的老狗。

　　儿子是孝子，前面说过的，一看这光景，眼泪都流下来了。这几年，他在旧金山已经买了两栋宽敞的花园洋房，一栋出租，一栋自己住，哪里想到要把自己的父亲逼到睡人家破沙发这种田地？他磕磕碰碰穿过杜老师家那些桌椅和咸肉，走到正在打瞌睡的父亲跟前，说，“爸爸，我来接你了，我们走吧。”

　　他父亲睁开眼，却说，这里蛮好，我不走了。你去帮我交1个月的房租1个月的押金给杜老师，喏，就是那边打麻将抽烟的胖阿姨，一共560元，再去帮我买一台电脑，一盏台灯和一张写字台。我要写点东西了。

　　儿子说，爸爸，这屋子里空气太糟糕了，你的健康会出问题的！

　　他爸爸说，我从前劳改，在猪圈里睡了21年，健康也没有出什么问题。我觉得住在这里心很定。你去办事吧，不要劝了。

　　儿子帮他们买了全新的家具，还特地买了一台最先进的空气过滤器。但杜老师不肯用，说太费电了。

　　（六）

　　老陈在劳改农场养成了规律的生活方式，每天凌晨5点起床，抹一把脸就打开电脑上写文章，写到10点。便出门买二份报纸，一份《世界日报》，一份《星岛日报》，然后再帮杜老师买一份早餐和当天吃的菜。当然他也记着隔三差五要给杜老师买一包磨牙的韩国牛肉干。

　　杜老师懒，要睡到中午才起床。老陈伺候她梳洗完毕吃好早饭，然后请她给自己写的文章提提意见什么。杜老师要是情绪好，也会替他改几句。不过一边看老陈的文章，一边也会挖苦他几句：“张爱玲说的，成名要早呀，你都80多岁了，即使写成功，只好把事迹都刻在墓碑上了。”

　　老陈便认真地说，“我写不是为了成名，是胸中有一股气。”说着，便锤打自己的胸口。

　　老陈的用处当然不止早上出门买报纸和早点。晚上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杜老师也会把老陈叫来抵挡一阵。老陈麻将是杜老师临时指点的，他在麻将桌上一回都没有赢过。杜老师最满意老陈是他输了钱从不抱怨，付钱也特别干脆。

　　杜老师因为不用再出门，越发胖了起来。

　　（七）

　　时间过的很快，一下子10年过去了。老陈90岁，杜老师也80岁了。

　　他们搬到了附近犹太人建的老人公寓。公寓的窗户很大，他们家的光线也比以前明亮多了。老陈现在有了独立的书房，写作更加勤奋了。杜老师仍然免不了挖苦他：“这个老陈真奇怪，我不写了，他倒写了起来。还停不下来了。”

　　政府给两位老人配备了家庭护理，帮他们做饭洗衣服，不过老陈还是坚持每天自己上街买菜买报纸，坚持给杜老师买早点。这时杜老师也会夸奖他：“老陈的两条腿好像铁打的，每天能在大街上逛几个小时，看来劳改一下也有好处。”

　　老陈比以前爱说话了，家里只要来人，他都会从书房走出来，哇啦哇啦说一通，他说的一口绍兴土话，加上缺齿漏风，除了杜老师，没有人能听的懂。

　　因为老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渐渐成了社区名人，各种座谈会都会叫他去参加，老陈总是积极发言，发言时情绪激动，时而哽咽，时而流泪，尽管下面的人听的一头雾水，还是报以热烈掌声。

　　不久，他的女儿女婿也从上海移民来了，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给杜老师家当家庭护理。女儿女婿和父亲一样，也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人。

　　老陈96岁无疾而终。临终前拉着杜老师的手，对儿女说，“好好照顾她，照顾她就像照顾我一样。”这句话我没有听到，只是杜老师常常在念叨。

　　杜老师现在的公寓离7号地铁比原来远了不少，我还是常常去看望她。

　　杜老师已经88岁了，还是爱捣鼓吃的，爱留人一起吃她做的饭，爱龇出她一口珐琅质牙齿让人看看，不过上面的尽根牙已经丢了两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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