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艰难的爬行，底层向上流动的困境

下面是节选的这本书的章节

贫穷是家庭的传统

我的家庭来自肯塔基州（Kentucky）东部山区，我们自称为乡下人（hillbilly）。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差点因为学习太差而从高中辍学，也差点屈服于身边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愤怒与怨恨。

虽然是白人，但我不会把自己等同于美国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与之相反，我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人群而言，贫穷是家庭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奴工，然后又曾当过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又当上了机械工和工厂工人。他们是乡下人、乡巴佬（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而于我来说，他们是邻居、朋友和家人。

如果说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当18 世纪的第一批苏格兰- 爱尔兰移民来到新大陆时，他们就被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山脉所深深吸引住了。这一地区固然广袤——从南方的亚拉巴马州（Alabama）和乔治亚州（Georgia）一直延伸到北方的纽约州一部——但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文化却非常有凝聚力。

虽然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但定居在亚拉巴马州的小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 Jr）在他那首乡村白人歌曲A Country Boy Can Survive 中也把自己视作一名乡下人。而当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由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时，他们重新定义了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政治。但是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命运看起来却最为黯淡。从低社会流动性到贫穷，再到离婚和吸毒，我的家乡成了苦难的中心。

毫不意外，我们是一个悲观的群体，据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说我们这类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并不是因为白种人比黑种人或其他任何人种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拉美裔移民当中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美国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种族，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虽然真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但现实是，相较于许多其他群体，像我这样的“寒门”对未来更为悲观，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这种现象就说明，肯定是金钱之外的地方出了问题。

工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穷人家的孩子放弃了自己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诸如此解释：“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但你把本末给倒置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下降了。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然而，那些艰难的经历教给了我一点：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几年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钱搬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地砖特别重，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为运走做准备。

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钱，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 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 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

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 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 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最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重现19世纪晚期的工人与社会保险：令人震惊的工人伤亡率、工人的互助保险协会、大规模的移民潮、泰勒主义管理的兴起、重塑自由劳动理念的斗争、欧洲的社会工程与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遭遇、进步时代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经济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确有此理。但是，当工业经济向南移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的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阶层的文化烙印

童年的习惯仍在限制成功

实际上，我身上也有不良的习惯。那些帮助我顺利度过童年的习惯在我长大后，仍在限制了我的成功。这就是穷困的乡下人。一看到发生冲突，我就会逃跑或准备打架。而这对于我处理目前的关系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如果我小时候不这么做，肯定会陷入家庭争端的泥淖。

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现在有时候，妻子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轻慢，如摩托车横冲直撞地经过，或邻居苛责我的狗的时候，都要跟人家干仗。尽管我会冲动，但我每次都承认也许她是对的。

几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开着车和她一起，一个人抢了我的车道。我按响喇叭，那家伙冲我竖起了中指。我们一块儿在红灯路口停下的时候（他在我前面），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话和他干一仗），但我的理智占了上风，于是我没有下车而是关上了车门。

妻子非常高兴看到我改变了想法，于是没有朝我大喊让我别像个疯子似的（以前发生过），她告诉我她为我抵制住原始冲动而感到自豪。那个司机错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时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基于这种自尊的，自尊让我远离了校园恶霸的骚扰，让我在母亲被某个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时给予她支持，自尊还给了我一些慰藉，无论多小都让我感觉能够掌控命运了。

在我人生的头18年左右，中途退缩会让我被冠以“孬种”“弱鸡”或“娘炮”的名号。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会我做出理智、正确的决定，虽然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于是那件事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默默责备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吗？总比用拳头教训那个混蛋如何文明驾驶而进了监狱好吧。

家庭的负重

“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

我工作体面，住房无忧，爱情甜蜜，幸福地生活在我热爱的城市辛辛那提，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养了两只狗。我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

但上坡路永远不会平坦，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母亲又开始吸毒了。她从她第五任丈夫那偷传家宝去买毒品（我猜是处方鸦片类药物），而他则把她逐出家门。他俩在闹离婚，她也无处可去。

我曾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管母亲了，但我这个发誓的人自己却变了。我仍在探寻那几年前已经丢弃了的基督信仰，虽然很艰难。我第一次认识到，母亲童年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也意识到那些创伤永远没有真正愈合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得知母亲活得很糟时，没有悄声辱骂然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她。

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主要以补助贫困家庭收入为基础，但这本书的建议是，社会政策也应当重视家庭资产积累，因为只有这样家庭和社区才能持久地参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我的计划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会给母亲足够的钱让她能够独立生活，她会找个地方住下，存一笔钱领回她的护士执照，然后重新开始。同时，我会管着她的开销，确保她走上正轨，用钱办正事。这让我想起了阿嬷和阿公以前经常制定的“计划”，但是我确信这次会有所不同。

我想告诉自己帮助母亲不是一件难事，告诉自己我已经学会正视过去，能够解决自小学以来就困扰我的问题了，告诉自己既然我对母亲的童年充满同情和理解，我就能耐心地帮助母亲戒除毒瘾。

然而，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我对母亲自作自受落得如此下场感到气愤的时候，也会对她默默承受悲惨童年而深表同情。当我物质上比较宽裕，情感上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会帮助她，满足她的需要。但我也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把钱给了母亲或花时间陪了母亲，我自己可能就没钱付自己的账单了，对那些我最重要的人也不那么有耐心了，因此我更愿意与母亲分道扬镳。我就在这样的妥协下进退两难，现在仍是如此。

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我一个在白宫工作过的好朋友十分关心工人阶级的困境，他有一次告诉我：“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你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也许你可以从点滴做起，帮助边缘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