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的文学梦(图)
【题记：此文尽量模仿了鲁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的文风甚至剽窃了他的文字，算是一种调侃，一种怀旧，一种证明，一种纪念——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先生的诞辰又快到了，估计关于先生的舆论又会多起来。我一直希望写一篇关于先生的文字，他在世的时候我不可能。两年前先生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也去世了，于是我想我实在不能再等，不能再等到先生的孙子作古的时候。
在我所崇敬的近代作家中，第一位当是鲁迅，第二位……，唉，还是鲁迅罢。我对先生是如此地熟悉，可称作忘年之交——然而，我其实是不可能见过他的——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尚未出生，而我出生时他早已故去多年了。其实我早已写过一篇关于先生的纪念文章，不过用的是英文罢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读书，指导教授要求我修一门英文的写作课。教写作的教师是一位金发女郎，虽然算不得美女，倒也活泼有趣。她出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的题目，于是我写了一篇《我最喜欢的作家——鲁迅先生》。那时尚未有互联网检索工具，完全凭着记忆，我概述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生卒年份。金发女教师对我的作文大为赞赏，说我应该考虑去当作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诱惑我了。然而许多年来，我一直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先生的教导：“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我出世的时候，是共产党打下了“红色江山”不久，大略是“红朝”的少年时代，国家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建设之中。童年的记忆大多是美好的。然而好景不长，小学伊始不久，中国便发生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动荡，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革了文化的命。那时的政府对于读书的孩子，使读一定的书，即“红宝书”、批判文章或英雄人物故事；使看一定的戏，即所谓“样板戏”；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批判稿、“活学活用”体会一类。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孩子们，倘是中国的政治，那是很知道的，但一涉及到世界上的事情，便很是糊涂了。当一九六九年美国人登上月球的时候，仍处在文革高潮中的我们对此是一无所知。
“四旧”是很快就被破除了，长衫不能穿，西装也在革除之列。中外作家的书也都从书店里撤下，连唐诗宋词也没了。然而却有极个别的例外，有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还有中国作家浩然的《艳阳天》等，作为那时的遗物，现在还可以间或在旧书铺子里看到。先生的书也是这例外之一。当时正统治着中国并领导着“文革”的最高领导者，已经有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些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毛的思想”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先生的书所以能成为例外，是因为“他老人家”对其有着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在自己走上神坛的同时，也捎带上了鲁迅先生。我想，先生一定是不愿这样的。记得他在一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伟大人物被神化的现象，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伟人们跟凡人一样，也是要吃喝拉撒甚至也要性交的。他在小说《故乡》里，对童年伙伴闰土称他为“老爷”而不是以前的“迅哥儿”，很觉悲哀。
小时候我的家里贴着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优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鲁迅先生文选》。父亲是教高中数学的，我从未听他谈过文学，我怀疑他是否真的读过或读懂过鲁迅的文章，大抵是附庸风雅罢了。听说我的祖上也曾阔过，多少也算是“书香门第”，因为家里曾挂着外公的写意山水画。外公是与张大千同时代、同故乡的人，据说对张大千的早期学画有一定的影响。可惜外公早逝，我从未见过。到了父母这一代，家道虽已败落，但小资的情调尚遗存了一些。我那时求知欲极强，而学校又教得极少。语文课文的内容大都是很革命而且形式化的东西，作文也都是“文革”时代的“八股文”，开头一定是“形势大好”，末尾则是“争取更大胜利”一类。偶尔会有一些令我感兴趣的课文，如毛泽东的诗词，高尔基的《海燕》和鲁迅的文章。
在阅读和写作是那样单调的时代，先生的书便成了自己课外的主要读物。开始是随便翻翻父亲的那本《鲁迅先生文选》，选读一些自己能够读懂的文章，渐渐地便入了佳境。书店里开始有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从《呐喊》、《彷徨》开始，又陆续出版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华盖集》、《而已集》、《野草》、《朝化夕拾》、《花边文学》、《准风月谈》和《三闲集》等十来本。我都买回来一一阅读，大部分都是能读懂的。隔壁邻居住着一位语文老师，一天拿了新的课本来与父母闲谈，说是课本里选了鲁迅的《“友邦惊诧”论》，未必太难为学生。她说我自己还似懂非懂呢，怎么给学生讲呢？我听了心里有些得意，心想这有什么难的呢，我早已读过了。不仅如此，我开始有了写作的冲动。我的故乡是难得下雪的。有一天起来，一场雪居然覆盖了地面，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于是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散文——可惜原文已失，不过末尾还清楚地记得——“我知道，一场雪在北方也许是不足为奇的，但我想北方人未必见过这样的雪——这是南方的雪。我爱雪，希望能再看见那飘扬在空中的灿烂的雪花。”显而易见，这是很有点先生的文风了。
“文革”的时代，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大多被打倒，“成名成家”是受批判的坏思想，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政府推崇的模范人物都是“工农兵”或“革命英雄”，但包括先生在内的几位作家却幸存了下来。于是很多青年们便做起了文学梦，连我这小小少年也不能幸免了。其实我连文章、诗词也未多写，只是比同龄孩子阅读多些，“文革八股文”做得还算可以。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是现在的青年们难以想象的。我的一两篇稍为出格的作文已经受到老师的批评，更遑论其他文学创作了。一次我被特邀参加了楼下几位文学大青年的讨论。事后一位看上去已经有点作家风度的大哥郑重其事地送了我一本《怎样学写作》的书。回家后参照此书，自以为是地对一本中篇革命小说进行了人物和结构分析，也算是少年老成之举。
我当年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以现在的时髦语言，可以叫做“铁杆迅丝”或“骨灰级鲁粉”了。既然先生小时候有“百草园”，我便将家附近的一座小山叫做“乐园山”。我居然希望将来也能长出先生那样的胡髭来。不仅是鲁迅文字的深刻、细腻和逻辑的严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我看人看事，常不免以鲁迅似的目光，变得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和社会的弊端，很有些疾恶如仇了。这使得我的思想和心理明显地较别的孩子早熟。目睹当时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我曾写下了“现在虽然是春季，我却感到了秋意——但日历上明明是春天”这样反动的句子。倘不是先生的熏陶或毒害，这是一个小小少年在那个年代所能想得出来的么？
八十年代在杭州求学时，常去西湖边散步。记得过了白堤断桥不远的公园里有一座先生的塑像。那里其实是情侣们的好去处，而先生的塑像与那里的气氛有些相悖，所以有人调侃道：“情人携手来散步，怕听先生咳嗽声。”因为先生似乎总是有些抑郁，这极可能与他的肺病有关。但先生总是诚挚的，深刻的，也是严谨的。他在抑郁的黑暗中渴望着光明，在荆棘中探寻着路径。
在《野草》题辞里，先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宁愿社会的进步使自己的文字及早成为腐朽。先生的文章，据说已从中国的语文课本里删除。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读懂并喜欢先生的是越来越少了，似乎先生“成为死亡与腐朽”的愿望正在到来。不过中国人的国民性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似乎尚未进化到可以使我们完全把先生的作品作为文学史来读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国的文人们大都成了政府官僚的帮闲的时代。
鲁迅先生曾说他已不能做明白的梦了。我也到了不能做明白的梦的年龄，而曾经仰慕过的先生——抱歉，我也要将你遗忘了。
——忘掉罢，连着我的这一篇回忆！
2011年6月初稿/2013年9月3日改后首发
参考消息：
《语文教材赶绝鲁迅 被斥：奴化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