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谈崩，一份核战推演图令人不寒而栗
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于 2026年2月5日失效后，俄罗斯表示若美国继续遵守该条约，则其也会继续遵守。川普则表示希望中国加入美俄军控谈判，中方明确拒绝。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代大国博弈中，核武器仍然是分量最重、同时也是最具压倒性的战略底牌。美俄两国掌握着全球绝大多数核弹头，在全球核裁军与战略稳定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而美方试图将中国拉入现有双边军控框架，其重要动机之一，在于试图长期维持对中国核力量的显著数量与能力优势，防止中国可实际部署和使用的核力量规模在未来接近美国。在美俄核军控框架终结、三边乃至多边军控前景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美国政策圈内部对核威慑、核稳定与核治理未来走向的判断，已成为观察国际安全形势演变的重要窗口。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一本青年研究者文集，为外界提供了一份观察美国核问题研究的重要材料。该文集集中呈现当前美国核政策研究圈对若干关键议题的最新关注方向：第一，围绕核威慑与战略稳定的新变化，系统讨论中美战略博弈、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核风险、高超音速武器等的影响；第二，聚焦核扩散与核治理压力，分析AUKUS核潜艇合作、核出口控制、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新技术对现有国际规则体系带来的挑战；第三，分析未来核战争“高发区”，推演核战争的发生逻辑和应对方式，关注核问题与新型交叉风险，例如网络安全对核指挥控制体系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核设施安全与核稳定的潜在冲击，以及核裁军核查能力的技术前沿。
▲ 图源：CSIS
（一）人工智能与核指挥控制：信任如何建立？
在以智能化为趋势的工业4.0时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云制造等新技术与核领域的融合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这些智能技术的应用既为核安全、核指挥控制等带来优化机遇，也引发了信任、风险管控等一系列新挑战。
首先，在核指挥的控制与通信（NC3）系统中，人工智能有望优化态势监测、作战计划制定、决策支持等关键流程，大幅提升系统运行效率。但核控制系统的特殊性在于，任何微小失误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这就要求人工智能必须在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完全可靠，而这种极致可靠性的验证，成为阻碍其广泛应用的核心障碍。
其次，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还面临“黑箱”难题，算法决策过程难以被人类完全理解和解释，这在核领域的风险尤为突出。更棘手的是，人工智能的定义模糊且难以界定，不同场景下的解读差异较大，导致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举步维艰。为了清晰界定人工智能在核控制系统中的应用边界，在核控制系统中安全使用AI，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分级分类思路，从0级的经典信号处理到5级的完全自动化，不同等级对应着不同的风险与应用场景。
综上，建立对核领域人工智能的信任，本质上是解决责任归属与系统可靠性的问题。在军事领域，指挥责任原则明确指挥官需为下属行为负责，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的部署，即决策者必须充分掌握技术风险才能授权使用。传统的核系统安全分析范式已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需要借鉴土木工程的验证逻辑，通过严谨的数学建模和形式化方法，从设计阶段就确保系统满足安全需求。同时，还需认识到人工智能的统计本质，其性能依赖海量数据训练，而核领域的极端场景数据稀缺，仅靠测试难以穷尽所有风险，这就要求在技术验证中结合理论推演与模拟训练，弥合模拟与现实应用中的技术鸿沟。
（二）工业4.0与云制造：核设施如何现代化？
随着全球核安全环境的变化，核设施的现代化改造成为了核大国的重要任务。当前美国核安全企业正面临着设施老旧、技术人才短缺、项目超支等多重困境，现有能力已难以支撑核现代化计划的推进。这些冷战时期或更早建造的设施，数十年缺乏有效维护，部分实验室超过半数的设施使用年限已达50年以上，严重制约了核部件生产和核武库维护的效率。而工业4.0理念下的云制造技术，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创新思路，成为推动核安全现代化的重要助力。
云制造的核心的是构建一个集中式的数字平台，将分散在各地的制造资源进行虚拟化整合，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制造网络。就像人们在电商平台上选购商品一样，核领域的制造需求方可以通过云制造平台上传零件的设计文件，平台会自动匹配具备生产能力的供应商，并快速估算出生产成本和交货周期，从而实现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云制造的应用具有显著优势。
首先，它能有效解决核制造中资源分散、效率低下的问题。核领域的制造涉及多个实验室和工厂，不同机构的设备和产能存在差异，云制造平台可以打破机构间的壁垒，让闲置的制造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缩短零件生产的周期。例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作为核领域的重要研究机构，其内部拥有众多机械车间，通过云制造平台可以整合这些车间的减材制造、增材制造能力，快速响应武器制造和实验室设备的生产需求。
其次，云制造有助于提升核制造的精准性和成本控制能力。通过计算机视觉算法，平台可以自动识别零件的制造特征，结合供应商的设备能力、材料特性等数据，利用离散事件仿真等方法，精准估算生产时间和成本，避免了传统制造中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同时，平台还能实时监控制造过程中的瓶颈环节，识别稀缺材料和资源，为优化采购渠道、提升生产效率提供数据支持。因此，云制造的核心逻辑是构建一个共享的数字化平台，将分散在各地的制造资源进行虚拟化整合，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协同运作。
（三）算法核威慑中的人机心理：谁能做出准确判断？
核威慑的本质终究依赖人类的判断与决策，而人工智能的融入正深刻改变着核威慑的运作逻辑，这种改变背后蕴含着复杂的人机关系心理学博弈。在算法核威慑体系中，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工具，更成为影响人类认知、理解和决策的重要因素，其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还有三类潜在风险：幻觉风险、视域风险和算法焦虑风险，这些风险从不同维度考验着人机协同的有效性。
其中，幻觉风险源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潜在缺陷，系统可能输出看似权威却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这种“算法幻觉”在核领域可能导致决策者对局势的误判。算法的“黑箱”特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风险，人类难以追溯算法决策的过程，无法有效甄别错误信息。视域风险则主要来自海量数据的冲击，人工智能能快速处理海量信息，但过量信息可能让人类操作员陷入“信息迷宫”，反而丧失对关键态势的把握能力，这种“数据过载”带来的认知负担，可能导致决策迟缓或偏差。而算法焦虑风险则源于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存在及其运行速度，机器的高速运算会压缩决策时间窗口，让决策者在压力下产生焦虑，进而影响判断质量，甚至引发仓促决策。
要应对这些风险、优化人机关系，需要构建以人为本的协同框架。系统设计应坚持透明性、可信度原则，让人类能够理解并适度干预算法决策；不同军事机构和部门之间应加强协作，通过跨领域整合提升数据处理和决策支持的有效性；同时需要制定明确的指导文件，清晰界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职责边界，为实际操作提供规范；还要重视人类智慧的核心价值，通过培训强化操作员的专业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使其既能高效运用系统，又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高压的核威慑场景中，人机协同的核心不是追求机器替代人类，而是让两者各自发挥优势，确保核威慑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四）核领域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想象与现实之间
每当讨论AI与核武器，人们常会联想到科幻电影中的情节：机器失控引发核战争，或是全自动系统取代人类按下核按钮。这些想象虽然吸引眼球，却常常模糊了技术现实。科幻电影如《奇爱博士》《战争游戏》中描绘的人工智能失控引发核灾难的场景，以及历史上的彼得罗夫事件、爱国者导弹误击事件等，成为人们讨论核领域人工智能风险的常用参照，但这些案例往往被过度解读，忽视了技术发展的现实状况。
虚构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往往被塑造成具有自主意识、能脱离人类控制的“末日机器”，这种叙事虽具戏剧性，却与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相去甚远。实际上，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在核领域的应用更为务实和细致，主要集中在预警系统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数据筛选与分析等辅助性环节，而非主导核发射决策。历史类比同样存在局限性，彼得罗夫事件中，苏联早期预警系统的误报源于技术不成熟，而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数据处理精度和多源信息融合能力上已实现质的飞跃，能够有效降低误报概率；2003年爱国者导弹误击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人机协同不当和操作员培训不足，而非自动化技术本身的缺陷，这些历史经验应成为优化系统设计的参考，而非否定技术应用的依据。
因此，过度依赖虚构叙事和历史类比，会让讨论偏离技术本身的风险与潜力，陷入对“末日场景”的无端担忧。事实上，人工智能在核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更多是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系统的可靠性、效率和安全性。当前AI在核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更多是辅助性的、局部的，例如提升预警系统精度、优化数据分析、辅助维护决策等。绝大多数国家公开反对全自动核发射系统，并强调人类必须保留最终决策权。将AI“妖魔化”反而会妨碍我们对技术真实风险与机遇的理解。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优化雷达和红外传感器的数据处理，可提高预警系统的准确性；利用机器学习对核设施设备数据进行分析，能实现故障的早期预警和预测性维护；在指挥决策环节，人工智能可辅助整合多源信息，为人类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的参考，缩短决策时间的同时降低误判风险。
要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在核控制系统中的应用，首先需要打破虚构想象的束缚，基于技术现实开展讨论。核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不是要打造“无人掌控”的自动化系统，而是构建“人机协同”的优化体系，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工业4.0与核领域的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地缘政治竞争的白热化与技术创新的加速度，让核技术进步不再是单纯的国防能力升级，反而逐渐成为大国对抗中升级风险的核心诱因。从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到东方核大国的核力量扩张，从人工智能融入核指挥系统到中小国家的核威慑布局，核技术的每一步突破都在重塑全球核格局，同时也埋下了误判、意外升级、技术扩散等多重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厘清核技术进步的现状、剖析大国对抗的核心矛盾、识别潜在的升级风险，成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议题。
（一）新核时代：当技术变革遇上大国竞争
当今世界，核技术进步已成为大国彰显战略威慑力、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赛道。主要核大国纷纷加大投入，推动核武库、运载系统、指挥控制体系的全面现代化，各类新型核技术与武器系统不断涌现，彻底改变了传统核威慑的形态。
俄罗斯是核技术创新与实战应用的积极推动者。自2018年以来，普京政府公布了包括“匕首”、“先锋”、“锆石”在内的多款新型核武器系统，这些武器普遍具备高超音速飞行能力，据称能突破现有导弹防御体系。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先后投入这些新型核武器导弹。其中，以“奥列什尼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为例，其最大速度可达11马赫，射程覆盖欧洲主要首都。
表1：俄罗斯新型武器系统的运载能力
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核技术进步则呈现出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行的特点。具体而言，冷战时期，中国核武库规模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而近年来为了应对美国带来的战略压力，其已实现跨越式增长。美军评估 2024年中国现役核弹头数量已超过600枚，较冷战峰值翻倍。在运载系统方面，中国部署了DF-31、DF-41等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新建了超过200个导弹发射井，同时打造了由核潜艇、战略轰炸机、洲际导弹组成的核三位一体体系。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DF-17中程导弹搭载的超高速滑翔飞行器具备核打击能力，成为少数能在该领域领先美国的技术优势项目。
美国作为传统核大国，正加速推进核安全体系现代化。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启动了耗资巨大的核安全企业（NSE）现代化计划，涉及生产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的全面改造，预计全周期成本将高达1.5万亿美元。在技术应用上，美国积极探索工业4.0、云制造等先进技术在核安全领域的应用，试图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提升核设施的生产效率与安全性。同时，美国也在强化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的现代化，融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态势感知和决策效率，但这一过程也面临着信任构建、风险管控等多重挑战。此外，美国还通过向盟友提供精确制导武器、加强北约防务协同等方式，构建多层次核威慑体系。
除了中美俄三大国，其他国家的核技术发展也让局势更趋复杂。印度近年来大力推进海军核力量现代化，先后服役“阿利汉特”级核潜艇，打造海基核威慑能力，其国产航母与反舰导弹的部署，使印度洋地区成为中印巴三国核竞争的新战场。巴基斯坦则采取非对称战略，通过与中国合作建造“汉戈尔”级常规潜艇、部署核能力潜射巡航导弹，应对印度的核威慑，形成了南亚地区独特的核平衡格局。朝鲜作为事实上的核国家，持续推进核装置试验与弹道导弹研发，其核指挥控制体系的不透明性，进一步增加了东北亚地区的核风险，谁有权授权核打击、发射命令如何传递、是否存在防误射保障等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担忧焦点。
表2：中印巴三国海军作战舰艇数量选编
（二）技术进步与风险升级：从误判到失控的多重隐患
核技术的快速进步在提升大国威慑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升级风险。这些风险既源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来自大国对抗中的战略误判、信息不对称与机制缺失，从AI融入核系统到双重用途技术的滥用，从决策时间压缩到指挥控制透明度不足，多重风险相互交织，可能将局部冲突推向核升级的边缘。
首先，人工智能在核系统中的应用是当前最突出的风险点之一。随着AI技术在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中的深度融入，其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AI确实能提升态势感知、信息处理和决策效率，比如帮助分析海量传感器数据、识别潜在威胁，但核领域的特殊性对AI的可靠性提出了极高要求，核控制系统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其次，高超音速武器的普及显著压缩了决策时间，增加了仓促决策与误判的风险。这类武器的最大速度可达数倍甚至数十倍音速，能在短时间内突破防御体系，使传统预警系统的预警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几分钟。在这样的时间压力下，大国领导人可能被迫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是否动用核武器的决策，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双重用途技术的广泛应用模糊了常规冲突与核冲突的界限，成为升级风险的重要诱因。许多新型核技术同时具备常规打击能力，比如中国的DF-26导弹既可搭载常规弹头打击航母，也可搭载核弹头实施战略威慑，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同样具备双重打击能力。在冲突中，一方发射此类导弹时，对手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其搭载的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极易引发战略误判。例如，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匕首”导弹打击军事目标，北约可能误判为核攻击的前兆，进而采取核威慑回应，导致冲突从常规层面升级至核层面。
核指挥控制体系的透明度不足与技术漏洞，加剧了意外升级的风险。不同国家的核指挥控制模式差异巨大，部分国家的体系缺乏足够的防误射、防非法使用保障。以朝鲜为例，其核指挥控制体系高度保密，国际社会无法确认其是否存在有效的“人机协同”机制，是否有防止领导人单独决策滥用核武的约束，这种不透明性在危机时刻极易引发误判。即使是美俄这样的核大国，其指挥控制体系也面临技术挑战，网络攻击、传感器故障、通信中断等问题都可能导致系统失灵。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爱国者导弹因电磁干扰和操作员误判，击落两架己方战机，这一案例警示我们，在核领域，任何技术漏洞或人为失误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此外，大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在核力量动态、技术发展意图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也让误判的概率大幅增加。
技术扩散与核材料管控不力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核风险。随着核技术的不断普及，一些敏感技术有向更多国家扩散的风险，部分地区性大国可能寻求发展核能力以提升国际地位，而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核材料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等无核国家的案例表明，放弃核武器、加入防扩散体系能带来和平与发展，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让部分国家对安全保证产生怀疑，可能动摇其坚持无核地位的决心。此外，核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也增加了管控难度，民用核设施的核材料若管理不当，可能被用于核武器研发，给全球防扩散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三）应对路径：在技术洪流中系紧安全绳
第一，大国应保持战略克制，避免核军备竞赛失控。核技术的发展不应以绝对优势为目标，而应追求相对安全，任何一方试图通过技术突破打破现有平衡的行为，都将引发连锁反应。中美俄作为核大国，应重启核军控对话，完善现有军控机制，明确核力量发展的“红线”与“底线”。例如，可就高超音速武器、AI在核系统中的应用等新型议题制定专门的管控规则，避免技术优势转化为战略胁迫，可加强核力量动态的透明度建设，通过通报核演习、武器部署等信息，减少误判风险；可建立危机时刻的紧急沟通渠道，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及时止损，避免冲突升级。
第二，规范新技术在核领域的应用，降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对于AI在核系统中的应用，应确保人类在核决策中的最终控制权，禁止将核发射的完全自主权交给AI系统。国际社会可制定AI核应用的技术标准与安全规范，要求核国家对相关系统进行严格的可靠性测试与漏洞排查，加强对AI技术的出口管控，防止敏感技术扩散。对于高超音速武器、双重用途技术等，可推动建立国际核查机制，通过技术手段确认武器类型与部署意图，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误判。同时，核国家应加大对核指挥控制体系的投入，提升系统的抗干扰、抗攻击能力，完善防误射、防非法使用的保障措施。
第三，强化国际防扩散体系，遏制核技术扩散风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全球防扩散的基石，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其权威性与有效性，加大对违反条约行为的制裁力度。对于有核潜力的国家，应通过外交谈判、经济合作等方式，满足其和平利用核能的需求，同时阻止其发展核武器。无核国家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放弃核武器后，通过参与核裁军、推动防扩散外交、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低浓缩铀银行等方式，为全球核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无核影响力”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国际社会应加强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完善《布达佩斯备忘录》等安全机制的法律效力，让无核国家无需通过发展核武器就能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四，加强区域核安全合作，化解局部地区的核风险。在南亚、东北亚等核竞争激烈的地区，应推动建立区域性的核安全对话机制，促进相关国家就核力量发展、导弹防御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
当今世界的核安全格局早已告别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一秩序，迈入多极核力量崛起、新型武器不断涌现、区域冲突交织的复杂阶段。中俄核力量的快速发展、非核战略武器的实战化应用、伊朗核问题的持续发酵、朝鲜半岛的威慑困境，以及各国在核保障机制上的信任赤字，共同构成了全球核安全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没有绝对的赢家，任何一方的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战略稳定与防扩散则成为各方寻求平衡的核心目标。
（一）装备竞赛：新型武器“竞争焦虑”
在全球军事技术迭代的浪潮中，新型武器系统的出现正在重塑战略威慑的底层逻辑。美国正在推进的新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搭载多杀伤飞行器，成为争议的焦点。这种武器的一个拦截器携带多个杀伤弹头，既能增强对来袭导弹的拦截效率，又能降低单枚拦截器的成本，还能提升区分诱饵与真实弹头的能力。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资金实现更强的反导效果，剩余资源还能投入到传感器升级、远程雷达建设等其他防务领域，尤其针对朝鲜这类难以部署大规模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国家，威慑效果更为明显。
然而，多杀伤飞行器的部署很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就像20世纪70年代分导式多弹头的出现引发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一样，这种新型武器会让俄罗斯、中国等大国感到战略安全受到威胁，进而被迫增加武器部署或加快军事技术研发，最终加剧升级风险。更关键的是，它会削弱“先发制人稳定性”—— 也就是双方都不敢轻易先动手的稳定状态。当一方觉得自己的反导能力足够强，可能会降低对对手报复的忌惮；而另一方为了避免被压制，可能会倾向于“先下手为强”，这种心理博弈会让危机中的误判风险大幅上升。
除了核相关武器，非核战略武器的崛起同样值得警惕。这类武器不用核弹头，却能发挥战略级别的作用，比如直接打击敌方核设施、提升自身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甚至能打击远洋航行的核潜艇。从进攻角度看，非核战略武器可以减少核打击的目标数量，让常规打击就能实现类似的战略效果；从防御角度看，它能增强核力量在敌方首次打击后的生存概率，让二次报复更有保障。但这种“非核战略化”趋势也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如果非核武器能精准打击核潜艇这类核心战略资产，会让对方的二次打击能力大打折扣，打破相互确保摧毁的平衡，反而让对方更倾向于在危机中采取激进行动。比如，能摧毁出海核潜艇的非核武器，会让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陷入不先动手就可能失去反击能力的焦虑，这种焦虑很可能引发误判。
（二）核安全保障：美国盟友间的“信任困境”
核威慑的核心不仅在于武器本身，更在于“让对手相信你会使用武器”的可信度，而延伸威慑——也就是大国给盟友提供的“核保护伞”，则是这种可信度的终极考验。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核威慑提供者，其给盟友的保障承诺却常常陷入双重的困境，这背后藏着复杂的政治心理博弈。美国的延伸威慑承诺覆盖了欧洲、亚太等多个地区，比如对韩国的《华盛顿宣言》、对沙特的潜在安全保障，以及通过北约给欧洲盟友提供的核共享机制。这些承诺的初衷是让盟友放心，不用自己研发核武器就能获得安全保障，从而维护防扩散体系。但现实中，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总是打折扣。
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深刻的心理因素。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看，盟友之间天然存在“利己主义”倾向——每个国家都优先考虑自身安全，就像群体之间总会不自觉地划分朋友和敌人，盟友关系也不例外。而且，损失规避的心理让盟友更担心失去现有的安全保障，而不是感激已经获得的保护。就像欧洲盟友在冷战时期，即便美国承诺提供核保护伞，法国总统戴高乐依然坚持发展自主核力量，因为他坚信美国不会用纽约来换取巴黎的安全。这种心理在当今依然存在，例如波罗的海国家虽然欢迎英国加入北约核共享、派遣驻军，但仍觉得英国的常规军事投入不够，核威慑的可信度不足。
英国在欧洲的核角色很能说明问题。为了强化对波罗的海盟友的保障，英国不仅派遣驻军，还宣布加入北约核共享任务，采购F-35A战机携带美国的B61-12战术核弹，试图通过核共享提升盟友的安全感。但波罗的海国家很清楚，英国的核武库规模远不如美国，而且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支持，比如“三叉戟”潜射导弹的维护离不开美国，一旦美英关系出现波动，英国的核威慑就可能“掉链子”。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常规力量上的投入不足，让盟友觉得英国可能不敢真的为了波罗的海动用核武，毕竟，常规力量的短板会让核威慑显得底气不足。
表3：强化北约防务规划的建议态势方案
（三）区域性冲突：核战争风险“高发区”
对于如果说全球核格局是一张大网，那么中东、欧洲、朝鲜半岛就是这张网上最脆弱的节点，任何一个节点的异动都可能牵动全局。中东地区的伊朗核问题便是一个定时炸弹。数十年来，国际社会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从未真正停歇，而 2025年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的核计划一旦实现，整个中东的安全格局将彻底改写：一方面，以色列会坚持认为其生存安全受到直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通道可能被伊朗掌控；另一方面，这会引发核武研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沙特已经明确表态，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沙特必将跟进。
欧洲的安全焦虑则来自俄罗斯的核武战略。俄乌冲突以来，波罗的海国家等北约东翼国家对此深感不安。这些国家人口少、军事力量有限，完全依赖北约和美国的保护，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注意力提升，可能会缩减在欧洲的常规军事投入，这让波罗的海国家不得不另寻出路。北约虽然推出了《综合防空反导政策》，英国也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但俄罗斯的导弹库规模庞大，包括核导弹、常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等，而且俄罗斯的作战理念强调战争初期的先发制人打击，试图通过快速打击瓦解北约的防御意志。对欧洲而言，单纯的防御已经不够，必须构建损害控制策略，既要提升防空反导能力，承受俄罗斯的初期打击，又要发展常规远程打击能力，从而遏制其核胁迫。
表4：俄罗斯“奥列什尼克”导弹打击欧洲主要首都所需飞行时间
朝鲜半岛的核威慑则陷入一种“囚徒困境”。朝鲜的核计划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经过多次核试验和导弹研发，已经具备了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而朝鲜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韩国作为直接受威胁的国家，陷入了“要不要搞核武”的纠结：一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韩国民众更倾向于自主研发核武器，而不是依赖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另一方面，韩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主核武化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美国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提议，同样争议巨大：支持者认为这能增强威慑，让朝鲜不敢轻举妄动；反对者则担心，这会引发朝鲜的军备竞赛，而且韩国国内民众对美国核武的信任度并不高，他们担心美国会为了自身利益，把韩国拖入不必要的战争。
（四）核战争推演：未来核安全困境的“破解之道”
报告认为，美国针对印太冲突的核反击桌面推演，揭示了未来战略博弈的关键逻辑。在这次核冲突推演中，作者设定对手国家用低当量核武器，来打击美军海上装备。美军制定的核反击方案既要打击对手国家的航母编队、人工岛屿等目标施加代价，又要避免打击中国大陆本土引发全面核战争。这凸显了升级管控的重要性，因为核武器的使用一旦突破临界门槛，就可能失控，但过度克制又会让威慑失效。
报告中的核冲突推演还发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的配合至关重要。参与推演的团队普遍希望能有常规武器的支持，比如用常规打击削弱对手国家的防空体系，再进行核反击，但由于推演设定只能使用核武器，导致决策受限。这说明，未来的战略态势不能孤立看待核力量，必须实现常规与核力量的协同；二是武器的实用性比规模更重要。能打击移动目标的核反舰导弹受到青睐，而陆基核导弹因为不够灵活，没有团队选择使用，这说明武器的针对性比数量更能影响威慑效果。
因此，报告认为，面对复杂的核安全格局，美国单纯依靠增加武器数量或强化威慑已经行不通，需要多维度的“破解之道”。首先，要重建军控机制。冷战时期的《反导条约》通过约束技术发展维护了战略稳定，如今面对多杀伤飞行器、非核战略武器等新型装备，国际社会需要重启军控对话，制定新的规则，避免军备竞赛失控。其次，要提升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大国给盟友的“核保护伞”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承诺，需要通过联合军演、信息共享、军事部署等实际行动增强信任，同时要尊重盟友的安全关切，避免“家长式”的干预。
其次，对于区域热点问题，需要因地制宜的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中东地区，国际社会应通过外交谈判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同时给沙特等国提供更明确的安全保障，避免核扩散；欧洲方面，北约应强化常规力量建设，弥补常规短板，同时构建一体化的防空反导体系，让“损害控制策略”能够落地；朝鲜半岛，美韩应深化协作机制，通过更频繁的战略资产展示、更透明的信息沟通增强威慑，同时保持与朝鲜的对话渠道，避免误判。最后，要重视心理因素在核安全中的作用。美国盟友之间的信任赤字、对手之间的认知偏差，往往是引发危机的导火索。通过外交沟通、民间交流等方式增进互信，减少“利己主义”、“损失规避”等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战略稳定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才是最可持续的核安全之道。
总体而言，核技术进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大国对抗的现实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核冲突是必然结果。只要大国能够保持理性与克制，通过完善机制、加强沟通、规范技术应用等方式管控风险，就能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避免滑向核战争的深渊。全球核安全体系的构建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无论是核大国还是无核国家，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竞争，共同守护一个没有核战争的未来。毕竟，在核阴影之下，没有赢家，维护战略稳定才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