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2000士兵，就能缴获上千锁子甲？

编者按：古典时代，无论是环地中海的军事强国、城邦势力，还是北方蛮族，武备和军器的生产和组织形式始终是维系军队战斗力的核心要素。在东亚，凭借先进的冶铁技术，汉朝能够生产数以十万计的优质军器。而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的交叉验证，我们也可以逐渐瞥见出古典时代罗马及其他环地中海势力的军器产量，这些文化各异的文明呈现出四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军团的军械工坊、私营武器作坊、国家雇佣工匠集中生产以及战时平民动员生产。这种多元供给模式不仅体现了古代军事后勤的复杂性，更折射出地中海世界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

在罗马，军团工坊能够为军团提供源源不断的军器补给，军团的附属结构为军团提供了军器生产所需的所有专业知识和人力。

韦格蒂乌斯在《兵法简述》中，提到军团拥有附属的军械工坊“在那里制作箭、飞镖、头盔和各种武器”。在多个罗马军团基地内，考古学家都发掘出了军团工坊的遗迹。

在埃克塞特的基地内，发现了类似工坊建筑的一个角落，设有工作台和用于收集工业废物的浅槽。在霍夫海姆的木制堡垒中，里特林（Ritterling）发掘出了确凿的工坊实例，包括一个大型粘土火炉、工具、武器和铁制配件等，以及用于皮革生产的坑和大量武器生产的工具。

在马格达伦斯贝格（Magdalensberg）的建筑中，也发现了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坊活动的证据。此外，在纽斯（Neuss）、金斯霍姆（Kingsholm）和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西部的希彭（Sheepen）等地的军事基地内，也发现了与金属加工和军事装备生产相关的证据。

这些发现表明，罗马军团在军团驻地内进行了广泛的军械生产活动。

▲罗马堡垒复原图

一份公元2-3世纪的埃及纸莎草纸记录了军团制工坊在连续两天的活动，并以日期和短语‘operati sunt in fabricam legionis’（“这些物品在军团工坊中加工”）开头，它提到军团士兵、免役者（immunes）、辅军（cohortales）、营仆（gallari）甚至平民在该机构内工作。

在其中一条记录中，记录了该地至少有100人常驻的生产工作者。在第一天的记录中，这些人制作了10把剑、6件其他武器以及125件杂物，还包括10块轻质甲片和大量车钉在内的其他物品。

第二天则制作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盾牌，即宽盾（planata）、凉鞋（talaria）、更多的轻甲片、一些完成的弓以及弩炮框架。文多兰达（Vindolanda）的一块公元2世纪初的木板记录了某天为军械工坊工作的人数：总计343人，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安排从事军事建筑任务，但有12人被指定为鞋匠进行士兵用鞋的生产。

▲现代复原的罗马军团工坊

这些记录都表明，具体到每日的时候，军团工坊每天的生产物品门类可能并不固定，而时常根据需要而指定人手去完成。

当特定任务需要更多的人手时，会将一些军团士兵分配到军团工坊或军械工坊援助生产工作，这些士兵显然都是需要教学指导和生产调配的，而这些组织工作则由具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免役者胜任，这些免役者包括铜匠、铁匠、铸剑师、箭匠和弓匠。此外，军械工坊主管负责总体的工坊管理。

《诺蒂提亚》列出了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军械工坊地点和军器生产方向。在帝国东部有15个大型军械工坊，而北部边境、意大利和高卢有20个。尽管大部分军械工坊都能生产包括环片甲、剑、盾牌和箭在内的各种军器，但仍存在一部分专门化生产某类物品的军械工坊，这些专门化工坊的位置往往比较特殊。

如，专门的盾牌生产工坊分布与欧洲边境省份相对应；而专门的盔甲生产商与教区则相关联；箭矢和弓的专门制造工坊仅出现在西部；东部有三个重骑兵盔甲生产厂，而西部只有一个，这与东方战争需要更多的具装骑兵和铁甲骑兵相呼应。

这表明，在整个帝国境内，关于军器生产存在整体性布局的规划，大多数制造工坊位于城市或军团要塞里，一些可能与四帝共治时期建筑计划相关联。专门化的工坊往往反映地区的战术或实用性差异，比如在帝国东部就有更多生产重骑兵盔甲的专门工坊，而西部的专门化工坊则允许训练更多的弓箭手。

▲罗马的大型军械工坊分布

与军团体系并存的是罗马的私营武器贸易网络，通过地中海沿岸的商贸枢纽持续输送军事物资。美因茨出土的康茂德时代铭文揭示，前二十二军团的老兵G.根蒂利乌斯·维克托以剑商身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为皇帝建造了一个耗费8000塞斯特斯的纪念碑，其经营规模远超个体工匠范畴。

考古学家在美因茨和克雷菲尔德-菲舍尔恩腹地发现了窖藏和单独的罗马短剑胚，这表明私营工坊主要是批量生产刀片或剑片，而剑柄与鞘套则根据前线士兵需求进行个性化装配。

这在日耳曼沼泽祭祀中的剑上尤为明显。在那里发现的大量刃器确实是罗马剑，但配有日耳曼式手柄和鞘套配件。这也表明，所采购的只有刀片，武器随后根据主人的个人品味进行装配。而这些刀片产自各种各样的私营工坊，显然也不会是标准化的。

雷蒂安行省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扩展了私营生产的图景。普芬茨、雷根斯堡等罗马军事要塞周边的定居点内，青铜配件工坊遗址密集分布。这些工坊通过承包军方订单与零售相结合的方式运作，其产品流通范围可覆盖整个边境防御体系。在和平时期的边疆驻防区，私营作坊可能承担30%-50%的装备供给。

除了军团工坊和私营工坊，一些罗马城镇也因其铁器生产而闻名，这包括西班牙东北部的比尔比利斯，它生产铁器并出口到其他行省。马提亚尔出生于比尔比利斯，他形容自己的家乡“以富含铁矿而闻名”，且是一个“因金属加工之声而响彻四方”的地方。

此外，美因茨也是一个生产以剑为主的军事装备的生产重镇，其军事营地转变为城市后，剑的生产愈发重要，催生了新型美因茨格拉迪剑。

从结果来看，依托军团工坊、各类大小私营作坊的产量，罗马军团基本能够满足其主力部队的披甲需求。

据李维（Livy）及其关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编年史叙述，在战争初期，公元前171年，罗马人在卡利尼库斯与珀尔修斯的马其顿军队交战并战败，罗马方不仅损失了2000人（而马其顿方面的伤亡却可疑地低至60人），还损失了大量武器装备。

据这位历史学家记载，在战后，马其顿人统计了俘获的罗马军器数量，与罗马方损失的兵力相比，这些被俘获的物品数量也证实了这支罗马军队备配齐全：

战利品被带到了国王（马其顿）面前。他将这些战利品分给了士兵；一些人得到了华丽的盔甲，一些人得到了马匹，还有一些人得到了俘虏。这其中有超过1500面盾牌，而胸甲和锁子甲的数量超过1000件，头盔、剑和各种箭矢的数量更是多得多。

在罗马人的敌人眼里，锁子甲也成为了罗马士兵的标准形象。公元前166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在达芙妮组织了一场大型阅兵，阅兵部队由5000人组成，波利比乌斯描述这些部队“……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武装，并都穿着锁子胸甲”。

从一些雕刻和碑文上，如阿埃诺巴布斯（Ahenobarbus）纪念碑和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纪念碑也可看出，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锁子甲已经在军团士兵中普及，且罗马士兵都佩戴相同类型的头盔，携带大型盾牌。

由此可见，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的军器产能不仅基本能满足战争需要，也开始具备了一定范围的标准化。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纪念碑上的罗马士兵形象

在早期的战事中，罗马的军器产能也面临过形势危急而入不敷出的情况，坎尼战役的惨败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形势紧迫，新组建的罗马部队在等待新装备生产和供应的同时，只能配备当时手头上可用的任何装备（例如十年前缴获的高卢装备）。

毕竟坎尼惨败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还丢失了大量的装备；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言，汉尼拔从罗马人那里缴获了如此多的装备，以至于他完全能够用这些装备来武装自己的士兵。此后，也许正是因为此次窘迫困境的记忆太过深刻，从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年之间，罗马的军器生产始终处于维持运转且不断扩张的状态。

而在环地中海的其他地区，通过大规模雇佣本地乃至外国工匠进行集中生产，也可以为一些富庶的城邦提供足量的军器生产。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在公元前399年的军备扩张堪称典范：

通过招募地中海各地工匠，并为他们提供了自己军队已使用的装备作为样本，在叙拉古有空地的地方让这些工匠投入工作；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提到的生产地点有门廊、神庙的后室、体育馆、市场上的柱廊，甚至在居民房屋里，并通过提供金钱激励，最终在一段时间内实现14万件各式盾牌、匕首和头盔，以及1.4万件胸甲的惊人产量。

这种军器生产能力也在布匿战争中得到体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人将新迦太基（卡塔赫纳）作为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而当西庇阿在公元前210年占领该地时，他就俘虏了2000名工匠，并让他们在公共作坊里为自己生产军需品。

此外，动员组织大量平民在战时进行紧急生产也有较好的例子：

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人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惊人的展示，当时迦太基人被说服向罗马交出迦太基城全部的库存装备（足够装备20万人的各式盔甲），但在遭到罗马人的欺骗后，迦太基人决定重新武装自己与罗马人交兵。

全城的居民被组织起来日夜工作，寺庙和公共建筑都被改造成了武器生产场所。在最后的战斗前，迦太基城每天可以制作出100面盾牌、300把剑、1000枚石头，以及500支标枪和投枪，还有弩炮。

▲罗马军队与迦太基军民的战斗

而在日耳曼人的生活地区，军器生产往往达不到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效率。由于缺乏大规模生产武器所需的组织体系，他们的武器装备原始且有限：

制作长矛和标枪头每件大约需要三个小时的锻造工作，而一把剑则需要37个小时的工作（分几天或几周完成），而制作一套锁子甲则至少需要600个小时的工作。

但他们可以通过向罗马人私营工坊进行采购来满足自己的军事所需，从陶器、珠宝到武器，大量罗马物品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从荷兰横跨德国北部到波兰和俄罗斯西部都有出土。

如，在丹麦的维莫斯（Vimose）武器窖藏包含了大约5700件文物，其中有550件是罗马行省生产的军器。而这些罗马文物大多与剑相关（如剑刃、剑鞘、护手、剑带等）。

盎格鲁-撒克逊人偶尔会从欧洲大陆获得刀片的批量补给，他们也可以获得以条状和坯料形式存在的加工铁。此外，在罗马人进入不列颠后，建立了许多冶铁厂，特别是在东南部的威尔德地区，如哈特菲尔德、金斯科特和哈默伍德，这些地方都位于东格林斯特德附近，以及布罗德菲尔德和霍尔比恩伍德。罗马人兴建的军械工坊和冶铁厂也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军器来源。

▲日耳曼部落的生活

综上，不同国家和势力的军器生产模式和结构影响着古典时代战争和文明的进程。罗马军团依托其完善的军械工坊体系，实现了军器的大规模、专门化生产，不仅满足了军团的日常需求，还体现了其强大的后勤组织能力。

私营武器作坊则通过灵活的生产和贸易网络，为罗马及其盟友提供了丰富的军事物资选择，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交流和创新。而地中海强国通过雇佣工匠集中生产，以及在战时动员平民紧急生产，同样展现了惊人的军器生产能力。

这些不同的生产模式不仅适应了各地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反映了古代军事后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古典时代欧洲战争的军器生产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也是当时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和组织能力的综合体现，为我们深入理解古典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