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出版等春风 顽强续写下一页

这是一类在中国很难找到的书。它们往往没有书号，没有公开销售渠道，有时印数只有个位数。

这又是一类遍布中国各地的书。在三线小城的独立书店、线下书展，或是民间读书会，都可能遇到这些书，以及它们的作者、出版方和销售商。

这类书甚至没有统一名称，有的叫独立期刊，有的叫自出版物，有的叫艺术书，还有的叫小志（zine）……

随着中国出版审查持续收紧，经历过重重针对的独立出版，像一丛丛野草，零散地分布着，顽强地蛰伏着，等待能帮它们扩散的春风吹过。

独立出版物既包括小批量制作、更强调个人表达的小志；也包括由小型团队策划发行、引入更多创作者的刊物；还有以艺术设计为核心呈现内容的艺术书，但三者间往往没有明确界限。（受访者提供）

从采访编写到装帧 几乎由一个人完成

在出版的两期独立刊物大受欢迎后，“90后”插画师艾草（化名）没有急着推出第三期。她告诉《联合早报》，当前独立出版环境不好，“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还要再想一想”。

2022年，艾草自印了一本书，讲述南方小城青年的故事。这本上百页的刊物，从采访到编写，再到插画和装帧，几乎都由她一个人完成。

艾草说，作为一名小城青年，她一直对自身处境充满好奇和疑惑，但市面上关于这类题材的内容寥寥无几，她便打算自行探索。

刊物收录了十多名小城青年的故事，其中有普通上班族、有创业者，也有无业游民。第一期起初只印了100本，但在网店和线下书店上架后，很快便供不应求。一年后出版的第二期同样迅速售罄。艾草惊讶地发现，她的读者遍布中国各地，甚至在甘肃一个小镇上，都有人读过这本书。

对比此前在出版公司的工作经历，艾草认为，传统出版人像一颗工厂里的螺丝钉，做独立出版则要自己扛起所有事情。“虽然看起来更累，但心态上更自由，能够表达的东西也更多。”

在互联网四通八达的当下，同样的内容发在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上，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触及更多受众。为什么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把它印成实体出版物？

艾草的理由很简单：“一开始是觉得自己文字能力有限，也不太满足于只以一种媒介去创作。如果做一本书，书里可以包含插画、文字、图像；就连书的设计，也可以展现更丰富而有深度的内容。”

同样从事独立出版的“95后”叶非（化名）受访时直言不讳：“发在互联网上的内容要直接面对审查，但只要家里有台打印机，想印什么就能印什么。”

美术专业出身的叶非，大学毕业后正式接触独立出版，和朋友出版过多本期刊。他们做书的方式更加随性：在网络征集公众投稿，用家庭打印机印刷，再自行绘制封面，最后进行手工装订。“每次接到订单就做一批，过后有需要时再做。”

期刊题材不拘一格，从快递员到性别议题，都曾作为主题。叶非说，一部分主题是由朋友发起，另一部分是源自对身边人群的好奇心。“借着做书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周围的人，创造与不同人群的连接。”

叶非和朋友曾举办工作坊，教导公众如何用简单材料制作个人小志（zine）。（受访者提供）

审美趣味普遍更高

曾是媒体人、出版社高管的自由写作者方绪晓向本报介绍，中国独立出版涵盖的题材十分广泛。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派走红时，就有大量自印诗集在民间流通。2000年创办的读书期刊《开卷》，则是延续最久的民间出版物之一，整整出了300期，直到去年才休刊。

包括《开卷》在内的不少独立出版物，都曾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也多次被主流媒体公开报道。但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它们都不属于官方定义的正规出版物。

在中国大陆，一本合法出版的书，必须同时拥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和图书在版编目（CIP）。国营出版社有资格直接申领书号，民营出版社可以向前者购买书号，个人无法申请书号。通过审查的出版物才能获得书号，此后方可向官方机构申请CIP数据。没有ISBN和CIP的图书，就被视为“非法出版物”。

2019年起，中国官方收紧书号审批，发放书号数量大幅减少。同期，独立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其中既有小批量制作、更强调个人表达的小志；也包括由小型团队策划发行、引入更多创作者的刊物；还有以艺术设计为核心呈现内容的艺术书，三者间往往没有明确界限。

方绪晓指出，部分作者觉得官方出版渠道达不到个人预期，或是不希望内容受审查限制时，可能会选择自行出版。“这类出版物的审美趣味普遍高于正规出版物，虽然处于灰色地带，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他也观察到，在中国从事独立出版的以年轻人居多，其中不少人在国外受过教育，想把当地独立出版生态带回国。“这个圈子里除了做书的人，通常还包括独立书店和艺术书展”。

书店和书展，是独立出版物流通的两大渠道。散布各地的独立书店，会少量售卖独立杂志、自出版物和手作书。线下举行的艺术书展，则为独立出版人提供与同行和读者当面接触的场合。

上海独立出版人徐言（化名）回忆，早期艺术书展以摄影和插画集为主。“读者走到我们展位上，发现书里全是字，马上就把书放下了。”不过，随着独立出版快速发展，读者对于艺术书有了新的认识，到了2022年前后，徐言出版的字书在书展上比图像书更畅销。

独立出版受限 难再放手做书

2015年创办的abC艺术书展，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独立出版展会。冠病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abC艺术书展汇聚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个参展方。到了2023年，书展已扩容至北京、上海和杭州三城举办。

但2024年1月，abC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书展。公告中写道，团队面对“客观存在的压力”，生存空间日益局促；面对环境的转变和对于创新的自我追求，“我们决定迈出脚步，将暂停一种活动形式当作‘以退为进’的方法”。

abC并未在公告中具体说明压力来自何处，但对许多独立出版人而言，书展暂停并非孤立事件。在那前后，不少独立刊物相继停更、独立书店陆续关门，还有出版项目负责人被拘捕，许多从业者不得不重新评估公开活动和作品流通的风险。

艾草记得，当时那波对独立出版的地毯式搜寻持续了两三个月。她听到风声后，迅速下架了在网上售卖的书，但她和身边朋友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两年过后，艾草感受到随着管控放松，自出版物又开始慢慢增多。“但我和朋友们有一种被伤害过的心结，很难像原来那样彻底放开……我也希望找到新的方式，可以正大光明地卖自己的书。”

沉寂一段时间后，徐言重新开始做书。可是她发现，如今的读者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独立出版。

她说，随着艺术书展和独立书店陆续停摆，加上不少老读者在疫后出国，读者群体从90后变成95后，许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艺术书展，“一切故事都要从头说起”。

如今，独立出版物无法像过去那样流通。徐言说：“（流通渠道）只可能是涓涓细流，甚至是比这还细的点点滴滴。它们藏在一些书店的缝隙当中，甚至你要跟书店老板彼此熟悉、信任，他才会分享更多书。”

叶非认为，中国独立出版网络庞大且松散。“一方面四通八达，只要找到一个人，就可以找到其他人；另一方面，又没有人能捕捉到完整的场景，就像水一样无形。”

方绪晓研判，中国出版环境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有时松一点，有时严一点。未经官方认可的东西，始终不会全面放开。但只要有这种审美追求，（独立出版）是取缔不完的”。

实体书建立人与人珍贵连接

前不久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分享会上，徐言坦陈，中国独立出版“最好的时代”似乎过去了，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现场有读者提问，既然做实体书这么难，为什么不改做电子书？

徐言回答，实体书的制作和流通都耗时费力，是“性价比最低的商品”。“但它能建立起一种非常珍贵的人和人关系，这是线上世界完全体会不到的。”

到海外寻路卖书 仍心系中国市场

当在中国卖书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多独立出版人开始将视线投向海外。

今年9月，徐言带着多本新书参加新加坡艺术书展，这已是她第三年参展。她说，如今每年在世界各地摆摊超过150次，最多时达到200次。

到海外参展卖书，从物流到食宿都是不小开销。许多时候，徐言选择把书寄到目的地，请当地志愿者帮忙摆摊和销售。她介绍，目前自己80%精力都放在书的流通和销售上，包括联系志愿者、申请参展名额，把书运到海外等。

为了便于海外销售，徐言也探索多语言版本，包括出版中英双语，中英藏三语的书。她说：“到国外卖书不是为了经济效益，更多是对书籍作者、译者和设计师的精神支持，让他们知道在海外还有很多读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独立出版人到海外参加书展。图为2023年的新加坡艺术书展。（档案照片）

新加坡城市书房店主陈婉菁受访时回忆，2024年，她在本地书展上看到徐言的书，便告诉对方，如果在书展上卖不完，可以放到店里寄售。“他们在做书方面很专业，也比很多出版社有温度。这段时间在中国做zine很不容易，我想着能帮忙就尽量帮。”

陈婉菁认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小志普遍内容更有深度，制作更精良，也往往有更浓厚的政治意涵。“因此，很多中国出版人只是把书放在店里寄卖，但不想要曝光度，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海外书店成重要流通渠道

在欧洲深造的叶非观察到，在出版高度自由的欧美国家，独立出版物的表达显得直白单薄，反而是中国独立出版物的信息浓度和艺术成分更高。“因为中国的审查原因，许多议题没有办法公开呈现，必须与艺术高度结合。这让艺术成为一个‘不得不’的存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然而，即便经过更艺术、隐晦的处理，不少独立出版物仍难以在中国公开发行，海外书店成为它们的主要流通渠道。

位于东京古书街神保町的独立书店ODY CELL，就有一整面书架用于陈列独立出版物。

店长寒粥（网名）介绍，在日本较为畅销的华文独立出版物有两种：一种是在地性强、展现当地文化的读物；另一种则是个人性强、体现个人记忆、身份认同的读物。

东京神保町的独立书店ODY CELL，有一整面书架用于陈列独立出版物。（受访者提供）

寒粥此前曾在中国书店就职，过后到日本深造和工作。他留意到，冠病疫情后更多中国年轻人移居日本，其中不少人修读文学、艺术和社会学，一定程度上带动华文独立出版物在海外的兴起。

他说，日本出版环境比中国更宽松，读者对纸质书接受度也更高，这为独立出版提供了理想环境。“在国内做书，可能到头来一本都卖不了；而在日本没有人管你卖什么书，社会也更认可纸质书，大众认为用铅字印出来的内容，才是经过思考和沉淀的。”

尝试海外取书号 转内销引进大陆

不过，徐言并没有放弃中国市场。她正尝试把在海外取得书号的出版物，以“出口转内销”形式引进中国大陆，让它们通过正规渠道触及更多读者。

她说：“接触各国读者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独立出版读者。他们视野更开阔，心态更开放，什么题材和形式的书都愿意读。”

叶非也认为，中国独立出版的大本营仍在国内。他解释，有机会流动到海外的中国人仍是少数，更多留在中国的年轻人，则通过做书、开书店和办活动，营造具有自身特色和活力的文化场景。

“说到底，中国独立文化（indie culture）的网络是联通的，不是说海外是海外，国内是国内……文化社群是一个更广的存在，自出版只是其中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