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暗流与灵魂的故土： 一次关于信仰、江湖与《云梦泽》的深度对话

【导言】 

这篇深度对话围绕冯知明（云梦泽人）的长篇小说《云梦泽》展开，由作者与跨文化研究者出山（康森厚）共同探讨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陆的生存实录。

对话首先剖析了西方信仰进入中国时遭遇的剧烈文化排异，乡民因深植于血缘与宗法的伦理根基，将传教士视为异类，甚至对基督受难形象产生“无神通”的误读。老穆勒虽尝试通过“脱下教袍、拿起渔网”的本土化策略融入底层生活，却发现物质层面的接纳难以转化为精神内核的认同。

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于老穆勒身陷“江湖”水帮之后。对话指出，这些脱离宗法社会的边缘群体如同一张精神白纸，老穆勒巧妙地将《圣经》叙事“江湖化”，用英雄义气与罪罚救赎对接好汉们的生存焦虑，实现了信仰的精准转译。

此外，对话直面了传教士人性的软弱，认为老穆勒与三娘的“跌倒”不仅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更隐喻了上帝恩典在不完美中的成就。最后，双方探讨了老穆勒形象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启示，认为这种在文化夹缝中沟通、理解并寻找灵魂归宿的执着，为现代人解决身份迷惘与文明冲突提供了深刻的共情与参照。

【对话人物】
云梦泽人（冯知明）：《云梦泽》（海外书名《生命中的他乡》）作者，文化观察者。
出山（康森厚）：工学博士，跨文化研究者，信仰与科学思考者。

总题：在文化的激流与灵魂的彼岸——《云梦泽》中的他者、信仰与归宿

一、圣言与污名：当十字架遭遇云梦泽

出山：知明兄，我儿时很喜欢读小说，只是那个年代能读到的大都是革命英雄的故事，诸如《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传》《欧阳海之歌》等等，后来出国后就很少再读小说了。最近被你的大作《云梦泽》中的洋人传教士老穆勒的故事吸引，阅读了进去，感觉写的很精彩。老穆勒初到云梦泽的遭遇令我感慨万端。你笔下的三娘，只因去洋教堂掌灯一月，便名誉扫地，甚至婚姻受阻。这背后反映的，远不止对一个陌生洋人的恐惧，更像是一场深入骨髓的文化排异反应。你为何选择这样一个细节作为文化冲突的切入点？

云梦泽人：出山兄问到了根子上。《云梦泽》（海外书名《生命中的他乡》）三娘的遭遇不是孤例，而是那个时代普遍心境的缩影。在我的故乡，那时流传着各种关于洋人的恐怖传说：取男童生殖器做药引、用迷药掳人远卖为奴、吸食孩童精气……这些传言荒诞不经，却有着坚实的心理地基。它们源于最深层的文化自卫——面对伴随枪炮而来的洋人洋教，民间动用了一切想象来筑起防火墙。三娘背上贴满符咒才敢踏入教堂，正说明本土的儒、释、道乃至巫术，在面对这个“他者”时，结成了某种默契的同盟。教堂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在乡民眼中非但不是救赎的象征，反倒成了一个“无神通”“可怜”的受苦形象。这种误读，恰恰是两种文明体系初次碰撞时必然产生的剧烈摩擦。

出山：实际上，当村民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想到是一个“无神通”“可怜”的受苦形象，这到很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就是以一个“受苦之仆”的身份来受死、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做“上帝的羔羊”被杀，代替世人承受罪恶的代价，而最后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这种形象在接触到儒、释、道乃至巫术的碰撞时产生的摩擦和冲突也正像你描述的那样，相当剧烈。所以，虽然我能想象到这种冲突，但阅读你实际描述的状况时却对我有很大震动，因为我没有那时现实状况的感性认识。

你的描述让我想起历史上传教士初入中国时的真实境遇。从你的小说和有关书评来看，老穆勒们的到来，似乎绝非单纯的宗教传播。大概认为他们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经济、科技勃兴背景下，一种携带着文化自信（甚至优越感）的“使命”的产物，因为大量西方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而进入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多看到的是这些传教士们对上帝的忠诚、对耶稣基督要门徒将福音传遍地极的这一“大使命”的感动和委身。现在我也看到很多西方传教士到贫穷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们基本都是很有基督“大使命”感的爱主爱人的门徒，很令人感动。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他们足迹遍及中国，甚至许多人的尸骨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但他们追求的那个“基督教化的中国”的梦想并未实现。他们遭遇的，是一个有着高度成熟且自成体系的文明体的有力抵抗。这个文明体对异质文化的消化与抵抗能力，远超想象。老穆勒在云梦泽的孤立，正是这种文明体免疫反应的微观呈现。

云梦泽人：是的。所以老穆勒最初的传教方式——建教堂、发圣物、街头游行——在云梦泽完全失效。他穿着正装、手持《圣经》站在教堂门口的微笑，在乡民眼中如同鬼魅。这种隔阂是双向的：他视本土宗教为“近似巫术”，乡民则视他为“吸人精血”的洋和尚。你提到的“免疫反应”很准确，这不是简单的愚昧，而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伦理观和社群网络在抵御入侵。当洋货（煤油灯、香烟）因其“用”而被接受时，洋教所代表的“体”与“道”，则被坚决地拒之门外。因为接受后者，意味着要动摇“祭拜祖宗”这一伦理根基，这是任何深入骨髓的华夏子孙都无法轻易妥协的。

二、脱下教袍，拿起渔网：本土化策略与它的限度

出山：于是我们看到老穆勒做出了关键转变——他脱下教袍，剃短头发，换上草鞋，学习打鱼摸虾十八般武艺，成了一个地道的“洋鱼贩子”。这个转变瞬间拉近了他与底层百姓的距离，他变得大受欢迎。从传福音的策略看，这是极高的智慧，也是历史上许多成功传教士（如利玛窦、伯格理）走过的路，因为保罗说过，“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 9：21）。但有趣的是，在小说里，这种本土化似乎只为他赢得了“人缘”，并未赢得“信众”。你的看法是什么？

云梦泽人：这正是文化融合的复杂之处。老穆勒学习方言、烹饪湖鲜、成为捕鱼能手，这些让他从“可怕的洋和尚”变成了“有趣的洋渔夫”。人们接受了他作为一个“人”，甚至是一个能人的存在，但这与他所代表的“神”及其教义，依然是割裂的。乡民可以津津有味地品尝他做的泡蒸鳝鱼，却不会因此去礼拜他的上帝。因为信仰关乎终极归宿和宗族伦理，而美食技艺只关乎现世生活。他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习俗，却无法撼动他们“敬天法祖”的精神内核。本土化策略打破了第一层隔阂——陌生感与敌意，但遇到了更坚厚的第二层壁垒——已与血缘、地缘深深绑定的信仰与价值体系。

出山：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讨论你姑妈的信仰中所涉及的福音传播全球的圣灵引导旨意的问题。上帝对福音传播全球有祂的时间表和计划，就像圣经说“及至时候满足”（加 4：4），上帝就差遣祂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以“受苦之仆”的身份来到世间；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要第二次再来，却是以“大君王”审判者的身份到来。这样看来，上帝如果按照祂的计划，借着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当然上帝会审判这些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就像审判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掳掠以色列南北国所犯的罪恶一样），让西方传教士能够将基督福音带进中国，那么上帝还会有祂的时间表将中国这些抵抗福音的，与血缘、地缘深深绑定的价值体系摧毁。只是这一切不是靠这些传教士能够做到的，我们后面再讲。

三、因祸得福：江湖为何成为福音的沃土？

云梦泽人：出山兄说的好！在我的小说中就提供了一个血缘、地缘深深绑定的价值体系摧毁被打破的例子。小说中戏剧性的这个转折在于，当老穆勒被水帮绑架，身陷湖泽匪巢之后，传教事业却意外地打开了局面。这看似荒谬，但细细想来，却有它的内在逻辑。出山兄，你如何看这个“因祸得福”？

出山：这或许是全书最具洞察力的安排之一。水帮的江湖强人，在主流社会眼中是法外之徒、叛逆者。但正是这种“边缘”身份，使得他们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严密束缚。如你笔下人物所言：“出来做响马强盗的人，一个个都是数典忘祖的东西，祖宗也不认，家族已开除了他们的族籍。”对于这些已被传统伦理秩序“开除”的人，基督教的教义反而可能提供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宿。他们不在乎“祭祖”的禁忌，因为他们本就无祖可祭；他们不惧“洋神”，因为本土的鬼神在他们看来也“怕见血”。他们是一张相对空白、却又充满生存焦虑和精神渴求的“白纸”。在这个时候，传教士老穆勒就比较容易在“白纸上”作画，传福音给这些充满生存焦虑和精神渴求的“边缘人”。

那么，这里我要先离开你小说的话题一会，让我们考虑在中华大地上，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打破这种血缘、地缘深深绑定的旧价值体系，而不是只在一个水帮的独特的空间里？

云梦泽人：这应该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出山：确实是这样！这样我就要与云兄一起再探讨一下上帝对福音传遍全球的时间表思考，特别是对中华大地。

我们前面看到了上帝借着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福音的传教士才能够进入中国传讲福音。但是中国与古旧的血缘、地缘深深绑定的价值体系却难以摧毁。而你在小说中的情节表明，西方传教士在水帮的江湖强人里却获得了意外成功。我们把原因归结为“他们是一张相对空白、却又充满生存焦虑和精神渴求的‘白纸’”。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以后，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一切旧的传统封建遗留，推翻了压迫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真正出现了一个“一穷二白”局面。由此，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门才彻底打开了，这时在出国留学生中的一个基督徒群体突然出现了，他们把基督福音悄然地带回了祖国，与当年西方传教士留下的福音种子相结合，才结出了福音在中华大地广传的果子，带来了福音在祖国大地的全面复兴。

通常人们只看到的是历史和现实的表面进展和演进，却没有注意到在历史背后的隐形推手。这应该就是上帝的时间表，祂按照祂的旨意和计划，借着现实世界的人群的做为，将这个世界带向祂要实现的结局，就像我们在前面一次对话中所描述的那样。

云梦泽人：出山兄说的好！将我们的讨论引向了更广阔的范围和议题。我想我还需要时间思考和探求这些我以前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还是再回到洋传教士老穆勒在水帮里的传教故事。

在水帮这个独特的空间里，老穆勒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教道场。这些刀口舔血的汉子，生活单调，精神空虚。老穆勒肚里的《圣经》故事，对他们而言是闻所未闻的“洋古话”，其新鲜感和叙事魅力，丝毫不亚于《水浒》《三国》。更重要的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充满智慧。他将圣经人物“江湖化”：大卫是以色列的“总瓢把子”，犹大是出卖大哥的“叛徒”，彼得是畏死不敢认主的弟兄……他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重构了圣经叙事。当讲到犹大羞愧自缢、彼得被原谅时，这些好汉们能从中看到自己命运的镜像——对背叛的恐惧、对宽恕的渴望。基督教关于罪与赦免、终极审判与永恒生命的教义，恰恰击中了这些随时面临死亡、内心充满不安的灵魂最深处。

出山：这里我们再深入讨论一下使徒保罗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常常被传福音的人无意识地忽略，他是这样说的：“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　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 9：20-22）保罗在这里大概是说，为了传讲天国的福音，多拯救一些失丧的灵魂，对不同的人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用他们能够理解的合宜方式，通俗易懂地把上帝的道讲述给大众。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当我们在不同的人群中播撒信仰种子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说他们能够听得明白得语言，理解他们当时现实环境中的所思所想，然后以他们能够更清楚理解的方式，把福音传讲给他们。老穆勒能够在这些边缘的、破碎的、充满渴求的心灵缝隙中撒下福音的种子，就在于他打破了一般传教士那些正统死板的说教，而能够进入水帮好汉们习惯了的语言和思维里面，逐渐把上帝的道撒在他们心里。水帮好汉们听惯了梁山泊的“义”，但“义”无法解决他们对死亡和罪孽的终极恐惧。老穆勒带来的，是一套关于救赎与永生的新叙事。当他把圣经的历史叙事与水帮好汉的现实状况相连接的时候，就为这些好汉们的黑暗人生提供了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出口。这种传播的成功，不是我们通常那种死板教条的教义的胜利，而是叙事与心灵需求在特定情境下的精准对接。

圣经在大量的历史叙事中记录上帝在世人中的做为，就是为了使得世人能够以更直观、更通俗、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认识这位伟大的创造者和救赎主，从而进入祂的救赎与恩典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后世的很多人钻进了各种教条里面，把上帝鲜活的道变成了难以进入人心的条条框框。在耶稣基督自己的宣道过程中，为了贴近当时大众的生活，就包含了大量的比喻和类比，并显示了比喻和类比在宣道中的多重作用和目的。在向世人解释天国真理、神的国度、属灵生命等深奥真理的同时，让愿意寻求真理的人更清楚领会，但对心硬而抵挡真理的人则隐藏信息，减少冲突。

四、故事的力量：大卫与犹大如何对话梁山好汉

云梦泽人：你提到了圣经叙事与心灵的对接。小说里，老穆勒讲大卫王与拔示巴的故事时，好汉们的反应极为有趣。他们不自觉地用梁山泊的“侠义”准则去评判大卫：认为他为了女人害死忠臣乌利亚，不够兄弟义气，非好汉所为。这种跨文化的“误读”与对话，产生了怎样的思想火花？

出山：实际上这是人的义与上帝的义的直接碰撞。梁山泊的“义”，核心是兄弟伦常、快意恩仇，是人类高度世俗化和群体化的自我准则，与世界上各自群体为了自我利益而形成的各自正义一样，具有相对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人类的正义，最后他只追索到各人的相对正义。这样苏格拉底就提出了一个观念，对大家来说守律法就是正义，而守神的律法就是行神的正义（神的义）（参看《理性，启示与结局（上卷）》3.4.5节）。而《圣经》中大卫的故事，展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王的罪与神的公义和赦免，它指向超越性的道德标准（上帝的律法）和个体在上帝前的忏悔。好汉们最初用“人的义”-“江湖义气”的尺子去量大卫，量出了他的“不义”。但老穆勒却慢慢引导他们去思考超越性的上帝的义：即使是伟大的王，也会犯罪；而上帝最终施行了公义（大卫的四个儿子相继死去），也彰显了在大卫悔改之后得到上帝的赦免恩典（大卫真诚忏悔后仍被使用）。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他们熟悉的“对错”（“义与不义”）观念之上，引入了上帝的义（上帝的律法）对“罪”“公义”“悔改”“恩典”等更复杂、更具超越性的伦理维度的深入思考。

云梦泽人：这种引入是潜移默化的。例如，对于叛徒的处理，水帮的方式是酷刑处死，肉身消灭。而老穆勒讲述的犹大故事，则提供了另一种惩罚——永恒的羞耻与历史的骂名。这让他们开始思考“名声”与“身后事”。更关键的是彼得的故事：一个自诩忠诚的兄弟，在危难时刻三次否认主。这个故事极大地安慰了这些内心同样充满恐惧与软弱的强人——原来“怕死”是人之常情，而软弱之后仍有被原谅的可能。这种对人性弱点的包容与对悔改的开放，是许多严苛的民间伦理所缺乏的。圣经故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自身、获得精神慰藉甚至解脱的新框架。

出山：所以说，老穆勒的成功，不在于系统化地传授神学的教条，而在于他成为了一个杰出的“故事讲述者”和“意义阐释者”，通过圣经故事与他们现实环境的比照传讲上帝之道。他将一个遥远的、异质的信仰体系，翻译成了江湖好汉们能够理解、能够共鸣的生命故事。这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的文化转译，对上帝启示的更用心、更深刻的理解和宣讲。他让大卫、犹大、彼得成为了水泊中的新“好汉”形象，让圣经叙事与中国江湖叙事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而让福音的核心信息以更易理解的形式，穿透了不同文化壁垒，进入人心。这正是现代福音的传播者所需要用心体会的。

五、人性的弱点：在圣徒与跌倒之间

云梦泽人：小说中另一个关键情节，是老穆勒与三娘之间发生的一夜情，并留下了后代。这显然是对大卫与拔示巴故事的某种呼应。你如何看待作者安排老穆勒犯下这个“错误”？这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和他的使命，有何深意？

出山：我们的社会包括世俗界和宗教界，都形成了一种趋势，就是将信徒想象成“完美化”的典范，不允许他们犯错，更不允许他们犯大错。虽然在理念上，人们知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以及“不可论断人，因为怎样论断人，也必被怎样论断”。但现实中人们还是会以自己的判断对跌倒的信徒大加鞭挞，更不要说对传道人了。所以，我觉得你在小说中对老穆勒与三娘之间发生的一夜情，并留下了后代，这个安排极具勇气，也使得老穆勒这个形象从单纯的“圣徒传”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人性张力的既复杂又真实的人物。从文学和人性角度看，这让老穆勒这个形象更加真实、完整。他历尽艰辛，坚守信仰，却在孤独、长期的文化疏离中，在一位对他从仇恨、好奇到产生微妙情愫的女性面前，暴露了人性的脆弱。这仿佛是大卫故事的东方轮回，暗示着人性的弱点是超越文化和种族的。从信仰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次“跌倒”，是信仰者的一次失败。这告诫我们，要时时警醒自己，不要过高估计人性，不要把自己放在危险的试探之下，就像圣经主祷文所祈祷的“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

云梦泽人：是的，我并非想塑造一个完美的殉道者。老穆勒的“跌倒”，首先说明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传教士”。他的孤独、他的情感需求，在常年不被接纳的压抑环境中，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出口。三娘对他，经历了从惧怕、利用（绑票）、到平视、乃至欣赏和暗生情愫的复杂过程。这一夜情，是两颗在各自命运中漂泊、孤独的灵魂，在非常态环境下的一次短暂取暖。它削弱了老穆勒作为信仰符号的“神圣性”，却极大地增强了他作为人的“真实性”。同时，这个“错误”所产生的后代——老洋人李来恩，又成为小说下半部分追寻身份认同、叩问“故乡与他乡”主题的核心动力。罪与罚、错误与后果、血脉与认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富有宿命感的叙事闭环。

出山：实际上在圣经里充满着这样的事例，或者说上帝救赎计划的推进，就是借着人的罪恶彰显与上帝救赎的过程来逐步实现的。比如旧约中雅各之子犹大成为犹大支派的先祖，他与儿媳的乱伦后代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而犯有奸淫与谋杀之罪的大卫王更是耶稣基督家谱中最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的肉身甚至被称为“大卫的子孙”。所以，从圣经的启示来讲，：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人犯罪后的痛悔中得以成就。一个犯过错的传教士，当然不会失去传播真道的资格。他的后代，这个“错误”的果实，却执着地踏上了寻根之旅，去追问父辈的信仰与命运。这也似乎暗示，神圣的使命可能会通过极不完美的人、甚至通过人的“错误”来曲折地达成，因为在上帝那里，“万事互相效力”，最后都会达成上帝所预定的旨意和计划。老穆勒虽然没有完成“基督教化云梦泽”的那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宏愿，但他留下的血脉与精神影响，却在后代那里引发了更深层、更个人化的对生命根源的追寻。这或许更有深远的意义。

六、穿越时空的回响：老穆勒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

出山：知明兄，我们对话的最后，或许可以升华一下。我知道你小说笔下这个德国人老穆勒的形象是参考众多你们当地当年西方传教士的事迹原型，那么，他百折不回的传教经历，在今日全球化、人口频繁流动、文化深度交织的语境下，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什么？他那种“把他乡当故乡”的执着，对我们当代有什么启示？

云梦泽人：老穆勒的故事，首先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他让我们看到19-20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中，一个具体而微小的悲喜剧。他是殖民扩张时代却为了传播上帝福音的一个尾随者（正像你前面所认为的）。他具有真诚信仰和惊人韧性的个体实践者。他的失败，映照出中国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排异能力的强大；他在水帮局部的“成功”，又揭示了文化传播中“边缘突破”的可能性和叙事转换的魔力，我们在后来也讨论了新中国对封建旧文化传统的摧毁，以及之后福音在中华大地的广传。老穆勒故事的历史价值在于其复杂性——他既是随着列强的枪炮声而进入中国西方人士，但却是福音使者和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既是自身文化的输出者，又深度融入了异质文化。当然，他也有自己人性的弱点与过犯。

出山：我赞同。评价老穆勒，需要超越简单的褒贬。他们那一代传教士，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教育、医疗和科技的种子，这是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不很清楚而需要明了的。更重要的或许是精神层面的遗产：他们在传讲上帝福音的过程中展现了一种近乎执拗的、将理想置于生命之上的精神强度，一种跨越千山万水寻找灵魂归宿的勇气。在“故乡”与“他乡”日益模糊的今天，老穆勒的形象有了新的寓意。

云梦泽人：是的，这就是老穆勒的现实意义。在当代，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临“故乡”与“他乡”的困惑。物理的迁徙、文化的融合、身份的流动，使得纯粹的、单一的文化归属变得困难。老穆勒试图在他乡扎根，甚至“成为”当地人，却始终带着无法抹去的异质性；他的后代则陷入更深的身份迷惘。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的写照？我们学习老穆勒，不但要学习他对自己信仰的坚持与执着，更是要学习他在文化夹缝中依然努力生存、沟通、理解、甚至去爱的生命力，学习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精神——无论这份执着指向的是上帝、理想、真理，还是对一片土地和人群的深沉认同。

出山：说的有道理！

云梦泽人：最终，老穆勒和他的故事启示我们：文明的对话与个体的寻根，从来不是坦途。它充满误解、冲突、孤独，甚至失败与错误。但正是这些努力，在历史的暗河中留下了痕迹，促成了不同文化基因缓慢而艰难的融合。或许，我们追寻的终极目标，并非在一个萎缩的故乡与他乡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像云梦泽这片古老水域一样，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获得一种更为开阔、包容、流动的胸怀，让每一个真诚的灵魂，无论来自何方，都能找到栖息与生长的可能。这，也许是《云梦泽》这部长篇，以及老穆勒这个人物，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考。诚哉斯言。对话至此，我们对那片烟波浩渺的云梦泽，以及对漂泊于其间的灵魂，有了更深的共情与理解。感谢出山兄的深刻洞见。

出山：也感谢云兄的大作和深刻解读。

【对话者简介】

    出山，本名康森厚。早年毕业于西安交大，获工科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于德国柏林工大深造，获工科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来美国伯克利加州做博士后研究, 两年后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一研究职位。五年后进入GE航空，致力于飞机发动机的研发与制造。十九年后从GE提前退休，全时间写作。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作期间，出山（康森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研读圣经，思考信仰、科学和哲学，探索追求真理。退休两年后于 2025 年 1 月出版《理性，启示与结局（上卷）》（美国南方出版社）。其新著《义人的救赎–读约伯记》完成初稿，进入同行评阅阶段。

出山（康森厚）现居美国，业余爱好喜欢摄影、走路等户外活动，也喜欢打乒乓球和打油诗的写作。

冯知明  云梦泽人。从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出版社及各文学期刊出版或发表《扭曲与挣扎》（长篇小说）、《百湖沧桑》（长篇小说）、《四十岁的一对指甲》（长篇小说）、《云梦泽》（海外书名《生命中的他乡》长篇小说上、下卷）《楚国往事》（历史随笔）、《楚国八百年》（大陆简体版、海外繁体版）；另有一套三卷《冯知明作品集》——《灵魂的家园》《对生活发言》《鸟有九灵》；台湾版散文集《童婚》；任3D动画片《武当虹少年》1-2季（52集）总编剧。各类作品共计500多万字。

《丢失了的城池》三部曲《绣船一号与雄起城》《无影人与雄起跃进城》《小妖精·影与雄起实验城》，最初构思于2003年11月，后几易其稿，初稿2025年10月于奥地利维也纳石头巷完成，近80万字鸿篇巨制，长达二十余年的构思与创作，试图用寓言体小说呈现一个民族近、现代史，值得期待。

2026年1月16日星期五  奥地利维也纳多瑙河畔  整理

                    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  美国俄亥俄州出山书斋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