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清零”抑或“稳住经济”？——新冠疫情下中国资产阶级政权
一、 “动态清零”与”稳住经济”两种政策的矛盾
自2022年以来，新冠变种毒株引起的疫情传染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官僚资产阶级选择延续动态清零政策。习近平在3月份强调疫情防控“三个坚持”的要求，即所谓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
但动态清零政策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另一重要目标——经济发展相冲突。4月份的经济数据用一片哀鸿遍野来形容也不为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2.9%，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16-24岁的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更是高达18.2%，达到了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高峰。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危机一触即发的边缘。
为了应对动态清零之下的经济崩溃可能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中国资产阶级正试图刺激经济反弹，采用了一种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坚持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严格防控疫情立场，另一方面由总理李克强来承担修复经济的工作。
5月2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上，他承认3、4月份以来，各种经济指标“明显走低”，经济面临的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会议上还提出帮扶资本家纾困、保障就业岗位、保障物流畅通等政策，推动复工达产。
二、两种政策背后：资产阶级政府的两部分阶级基础
疫情动态清零与稳定经济两种政策逻辑背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两部分阶级基础。动态清零政策维护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及依附于它的体制内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表现为所谓的“清零派”。稳定经济政策则得到了自由资产阶级及依附于它的受雇于私企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体现为所谓的“共存派”。两种政策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派别利益冲突的反映，但归根结底，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哪一种政策都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
谁从动态清零政策中得益呢？是官僚资产阶级及依附于它的“体制内”小资产阶级——那些直接或间接从财政收入和国有资本的利润中获取收入的小资产阶级。坚持清零的政策让中国疫苗与核酸检测企业大赚一笔，截至2022年4月，中国新冠疫苗支出1200余亿元，而疫苗企业科兴生物在2021年净赚955亿元。依靠着政府权力实现市场垄断，这些与政府、官僚有着层层裙带关系的官僚资产阶级将这些从财政与医保中攫取的巨额利润装进了自己口袋里，从短期利益来看，他们不仅支持动态清零政策，更是希望疫情延续、自己受益。
“体制内”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公务员、公立学校和医院的教师医生、各种“事业单位”职工、“有编制的”国企职工等等，是清零政策中的既得利益者。封锁与居家不会直接影响体制内小资的收入与福利待遇，反而成为许多人减少工作、增加休闲娱乐的机会。官僚资产阶级鼓吹“保护人民生命健康”，而“人民”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媒体常常无限放大教师、医生、技术人员等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创造的价值，却刻意地抹杀几亿产业无产阶级的劳动。
退休的“体制内”小资产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竭力保护的对象，不是因为他们是病毒的易感人群，而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稳定器”。中国与欧美国家在阶级结构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造成了退休者对两种政权的意义非常不同，进而影响了防疫政策的选择。在欧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老年人由于劳动能力衰弱，很容易受壮年人排挤出劳动力市场，属于弱势群体，常常是资本家最先抛弃的一批人之一：有报道提到，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老年人死亡，意大利节省了11亿欧元的养老金支出，这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加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人民普遍将新冠造成的死亡看作个人的责任(如懒惰、不努力)而非政府的问题，因此欧美帝国主义选择躺平放开，即便数百万底层群众死于新冠，统治阶级也可以装瞎不见。
但在中国，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在大量“体制内”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退休者的养老金和退休金收入非常高，有时甚至高于他们子女的工资，其后代往往需要“啃老”来维持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填补房贷和教育资金的缺口。而这些退休的小资产阶级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实现阶级上升的红利，是政权最忠实的拥护者，是政治上最保守落后的一批。通过父母对子女的这种代际经济控制关系加上“亲情”与“孝道”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得以延缓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间接实现对小资产阶级的控制。所以，如果中国放任新冠疫情传播造成大量老年人死亡，会严重破坏体制内小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依附，让很多小资家庭失去一笔重要的收入(养老金、退休金)，加剧阶级分化，引起政治动荡的风险。这是统治阶级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仍然把住了“动态清零”的口风不放松。
哪些人在动态清零政策下受损、要求自由放任的政策呢？自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及依附于它的受企业雇佣的小资产阶级。在西方国家逐渐放弃疫情管控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封锁、物流管控让自由资本家的企业无法开工，许多不堪竞争和风险的中小资本家蒙受损失、资产缩水甚至破产，比如上海封城2个月有余，已经有大量资本家哀怨连连、表示出了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满。而那些受企业雇佣的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封锁困扰，面临工资缩水、被降薪裁员的风险，居家办公时被资本家要求24小时待命，也偶有出现小资猝死家中的新闻。
为了稳固自己的自由资产阶级盟友、安抚大量私有经济部门的脑力小资，资产阶级政府开始重新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基础上，陆续复工复产。作为资本家走狗的资产阶级学者李稻葵在一次会议上主张，要在工厂旁边建立板房，边隔离边生产。好一个想尽办法压榨工人来帮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复工政策啊！
三、统治阶级培植小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如意算盘必将落空
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都要从阶级政治中找原因。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无论是体制内的脑力小资产阶级，还是体制外的脑力小资产阶级，其本质上都不占有生产资料、不生产剩余价值，而是从资产阶级剥削工人所得的剩余价值中分一杯羹，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只是在疫情这个具体背景下，在局部利益上有了矛盾。而在经济陷入停滞和危机时，受资本家雇佣的小资产阶级相比体制内小资更容易失业和破产，跌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眼界的狭隘性，只要保得住眼前的、暂时的利益，他们就会安然地做资产阶级政权的拥趸，成为最“虔诚”的爱国者。培植数量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一切老练的统治阶级所惯用的反革命伎俩。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说过一句话，“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国际联合，我们法西斯主义则主张阶级合作、国际斗争”，法西斯帝国主义就是通过侵略和掠夺别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来收买本国工人贵族，进而压迫和消弭本国的工人运动。
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农民，今天则是数量庞大的脑力小资产阶级。马克思这样评价19世纪中叶占法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说白了，只要守得住自己的几亩地，农民便想不到要联合、要反抗，即便他们是被装在一个袋子里的同一个阶级，也仍然是孤立的一颗颗马铃薯。
今天的脑力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并且因为更加依附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抗更加以自己的利益为限度，具有极强的摇摆性和妥协性。各地都发生了大学生聚众抗议封校政策的事件，但只要学校拿影响毕业升学、档案记过等手段来要挟大学生的个人利益，他们立马就会退出抗议队伍。只要学校对出入校政策有所松口，他们就立马喜笑颜开欢呼胜利、歌颂学校英明，而全然不顾学校里的后勤工友几乎从来不被允许出校，打着地铺为这些学生“服务”。住在燕郊、去往北京上班的白领们，由于疫情封锁不允许他们进京上班而聚众抗议，但是一旦政府让步，他们转身便汇入熙熙攘攘的通勤潮，做上了在北京买房定居、实现阶级上升的美梦。
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复辟的当代中国统治阶级，是世界历史上最自觉的资产阶级之一，它深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也深谙通过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反抗与革命。自修正主义上台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便用“经济发展”的大饼来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给小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黄粱美梦：经济会越来越好，只要你“努力奋斗”，就能成为人上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荼毒了许多工人的心灵。也正因如此，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不能轻易放弃“稳定经济”的承诺。
但“动态清零”之下如何“稳定经济”，是中国资产阶级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两部分小资产阶级都是其无法放弃的阶级基础，这背后反映了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与其经济基础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相比欧美自由主义制度的缺陷与脆弱之处。
无论资产阶级政府如何绞尽脑汁地维护政权稳定，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已然决定了危机的必然性：改革开放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下海淘金的资产阶级传说早已过时，小资产阶级阶级上升的空间变得极窄，未来等待他们的是失业、破产和不断被抛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命运，整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小资产阶级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从中间向两极分化。资产阶级政府通过培植小资产阶级来抵抗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只能延缓、却不能消灭危机。而经济危机与阶级基础的动摇瓦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必将被摧毁。
四、 突破资产阶级政治迷雾，无产阶级要的是革命
在沸沸扬扬的“清零”还是“复产”的争论中，资产阶级的政府、媒体、学者从来只会考虑资产阶级的利润、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却从没有人关心无产阶级的失业和饥饿，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封锁中吃不上饭，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家人朋友是不是冒着集体感染的风险，被迫睡在车间地板上给资本家卖命！
清零封锁的政策之下，脑力小资产阶级尚可以“居家办公”，我们工人就只能“手停口停”。有研究显示，中国四分之一的家庭处于“手停口停”的状态，只要开始静默，生活就会陷入困顿；而当静默期超过2个月的时候，全社会就会有一半的家庭会大幅降低支出水平或者举债才能生活。现实远比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更糟糕！由于一分钱工资都拿不到、还可能被老板辞退，我们失去了收入，更买不起垄断保供商卖的高价菜，我们工人阶级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折磨。
如果和病毒共存，放开封锁、复工了，又怎么样呢？资本家得到了利润，小资产阶级得到了自由，而工人得到了什么呢？再次得到了感染新冠、损害劳动能力的机会吗？再次得到了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的机会吗？再次得到了“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机会吗？多么讽刺！上海达丰电子厂工人被困在宿舍，物资短缺、精神压抑，有工人因崩溃而跳楼自杀，工人们忍无可忍，冲出去抗议，又被政府派来的防暴警察暴力镇压。特斯拉工厂迅速复产，却以工人睡车间地板、两班倒为代价。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工人的生活、工人的健康、工人的生死！
经过资产阶级这一波清零与复产的折腾，工人会更加清楚，这些政策争执只是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资产阶级的宫廷政治，而我们工人阶级却从来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眼里的“人民”，从来不被考虑到资产阶级政策之中，我们只是封锁或复工政策里可以被轻易忽略的“代价”！我们不要被封锁的饥饿、也不要被迫复工的折磨，我们要打倒无良的资本家、推翻万恶的资产阶级政府，我们要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要以劳动者健康为本的科学防疫，要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制造的“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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